可以说在历次运动中，史学界是受干扰最大的重灾区，多少次政治运动的发轫是以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为突破口的，多少次被送上政治祭坛的是史学界的学者。历史学领域已经布满了陷阱，成为人人望之生畏的雷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史学研究，几乎完全丧失了作为一门学问所应具有的独立地位，被实用主义所支配，沦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婢女，多少富有才情的学者或者追随时代的潮流，按照政治的需要去为学论文，曲学阿世；或者束书不观，离开了心爱的书斋，中断了学术研究，白白葬送了大好学术年华；或者忍受不了政治火焰的炙烤和精神上的痛苦，而用自杀达到了自我解脱。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我们大可不必再去触动历史的伤疤，我们只举一个与刘节有关的例子来说明当时学者的生存状态。

那还是60年代初期，山东举办了全国性的纪念孔子学术讨论会。自然参观孔子的故居就成为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内容之一。与会专家学者如周予同、严北溟、杨向奎、刘节、吴泽等教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孔林。在孔子墓前，会议东道主山东省余副省长建议：孔子很伟大，我们是不是给孔子三鞠躬？教授们自然一致响应，感情上不会有半点的勉强和窒碍。于是学者们都在这个万世师表的墓前鞠躬如仪。几年后，也就是“文革”中，特别是“批林批孔”时，这些鞠躬者无不横遭迫害。据周予同的弟子王春瑜先生回忆，由于在孔墓前的三鞠躬，周予同被扣上“孔夫子的孝子贤孙”、“尊孔复辟”的政治黑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被红卫兵押到曲阜批斗，坐在牛车上挂牌游街，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回上海后一病不起。终日胆战心惊，神思恍惚，后来双目失明，躺在床上，头发、指甲长得很长，却拒绝剪修，唯恐有人拿剪刀谋害他。”

周予同先生的遭遇是当代中国学人人生苦难的缩影。但是陈寅恪却在人生的黄昏晚景，顶住各种压力，埋头治学，潜心著述，以惊人的毅力，不世出的才情，为后人奉献出了一部部学术精品，书写了华美壮丽的学术篇章。与陈寅恪一样，刘节在经受惊涛骇浪的同时，履险如夷，游刃有余地从事学术研究，保持了学术青春，留下了不少煌煌大作。在这一点上，刘节保持了同陈寅恪一样的学者本色，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

1956年刘节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西周社会的性质》，作《元明史学概观》。1958年，他把建国后发表于报刊上的专论，汇辑成《古史考存》一、二集，收录论文20余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3年刘节逆时代潮流而动，发表《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继续为自己所认定的主张进行申辩。1964年，刘节64岁时，参加北京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整理。《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指示和关怀下进行的，先后历20个春秋，至1978年，标点本《二十四史》全帙出齐。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参与其事，保证了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的学术水平。先后参加整理工作的知名学者有：顾颉刚、白寿彝、赵守俨、宋云彬、聂崇歧、陈直、陈乃乾、郑天挺、刘节、王仲荦、罗继祖、卢振华、张维华、杨伯峻、陈述、张政烺、翁独健、曾次亮、孙毓棠、启功、罗尔纲、王钟翰、王毓铨、周振甫、冯家升、唐长孺、陈仲安等，集中了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精华，称得上是“群贤毕至，专家咸集”。这些专家学者的参与，使整理工作有了相当可靠的学术水准和质量保证。整理工作严肃认真，使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成为点校精确、质量上乘的最佳版本。(www.daowen.com)

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内容、对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刘节后期的专著《中国史学史稿》，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分期等重大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成一家之言，是他奉献给后人的又一学术珍品。刘节以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为分期标准。把史学发展的过程描述为萌芽期、创建期、充实期、发展期、更新期，反映出史学从发生到发展以至转变的全过程，试图向人们勾画出清晰的史学发展的线索，有发展变化的眼光。当时不少史学家以历史朝代的自然阶段作为主要依据，以著名史书、史家作为主要标志来考虑分期。刘节也一度以朝代分，重点有三个：魏晋南北朝，两宋，清代。但他感到这样分期片面性很大，便又考虑以司马迁、刘知几、《明史》以及乾嘉考据学为标志来划分。刘节在史学史分期问题上的反复思考，反映出恰当分期之不易。

在多少学人束书不观，坐待学术岁月悄悄流逝的年代，陈寅恪和刘节依然排除干扰，潜心学海，从不忘记学人的本分，也只有真正的学人才有这种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