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虽然刘节没有传承陈寅恪的学问，但在精神气类上却逼肖其师。陈寅恪吟唱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学术”在刘节心头泼上了浓墨重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在陈寅恪坚持学术独立的教帜下，刘节是最合格的门人。师弟二人为了呵护学术自由，追求真理，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与陈寅恪不月旦人物、不谈论政治、不涉及时事、“闭口作哑羊”不同，刘节是既容易欺以其方，又容易枉以非其道的知识分子，为人梗直，性格倔强，棱角分明，襟怀坦白，凡事喜欢较真，一生从无害人之心，更无防人之心，喜欢放言高论。这些在传统文化环境下，不算是个人性格缺点甚至具有名士气的性情，在人人自危的年代就成为贾祸的根源，为他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使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受到批判中度过，注定了他的人生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刘节初次因言贾祸是在学术界广泛开展的批判胡适运动中。胡适作为旧时代的权威人物是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历史存在，而他对世俗政治的不能忘情又使他难以逃脱各种政治力量对他的审判。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对大陆采取的决绝立场使他成为大陆文化界批判的靶子。从50年代开始，批判胡适的阵势就非常庞大，当时几乎凡是有点名望的学者都要在这场运动中或者痛心疾首或者言不由衷地表态，揭发胡适思想的毒害性和反革命本质，纷纷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其实，从旧时代过来的老牌学者们，其经历与胡适大同小异，大多有着喝洋墨水、翻线装书的成长历史，都属于“有尾惧诛”之类，当他们搜肠刮肚，使出浑身功夫批判胡适时，实际上等于批判他们自己，他们料想不到胡适的命运就是他们未来的缩影。刘节对此却如同洞若观火，他不仅不加入到批判胡适的行列，反而把内心的不满公之于众，发出与众不同的言论：“批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之后自有定论”，“批判胡适也就是批判四十岁以上的人”。刘节的眼光是准确的，当多少年的风雨过后，中国学术界开始熙熙攘攘研讨胡适的著作，肯定他的学问，把他捧为学界泰斗时，与当时的场景成为鲜明的对比。我们到今天仍然相信，刘节不是唯一的清醒者，与刘节有着同样想法的学者不在少数。我们如果静下心来，对当时的学术界进行抽样分析的话，在批胡运动中保持沉默的学者仍然居多数，如胡适原来的老对手梁漱溟、章士钊在运动中一言不发，从不趁机落井下石，把对手打倒在地；老资格的学者如陶孟和、周鲠生、吕思勉、周作人、潘光旦等人也同样保持了沉默；即便表态的，如郑天挺、罗常培等人也多是应景发言，或者言不由衷。这些学者用保持沉默间接表明了他们对批判胡适不以为然的态度，可是象刘节那样不顾禁忌喧诸于口的学者就凤毛麟角了。至于刘节的老师陈寅恪，这个在学术上最有资格臧否胡适的学者对学术界众多学人纷纷批胡留下意味深长的八个字：“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大跃进时期，学校组织教职员工到东莞参观，当时的东莞到处彩旗猎猎，标语满墙，其中最惹眼的自然是“放卫星”，如“亩产过万斤啦”等荒诞之词。刘节就问东莞的县委书记说，一亩地真能产万斤吗？书记说，亩产万斤是一个预定的目标，既然订了这个目标，就必须采取措施来完成这个目标。刘节当时默默无语，但私下却说，“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这句话以其大胆而又幽默再次传遍整个康乐园。

如果刘节仅仅限于在这些问题上讲讲怪话，发发牢骚，我们只能从他的名士心性上下断语。但是作为一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他对传统文化保持着强烈的自信心和难以割舍的学术情结，当他的学术信仰受到无情批判时，他的那颗纯真的学术良心就喷涌出热血，促使他发出不平之音。1958年3月陈伯达作《厚古薄今，边干边学》的报告，他批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言必称三代”的现象，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躲进“三代”的象牙塔中，借此逃避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生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几百年前的事，要求克服目前那种偏重研究古代的现象。最后陈伯达说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而跃进的方法就是“厚古薄今，边干边学”。陈伯达的讲话发表后，很快在史学界引起震动，郭沫若在《历史教学》1958年第四期上题词说：“史学界是应该来一个大跃进的，集中力量来实现史学方面的远景规划是十分必要的”。陈垣、翦伯赞、吕振羽等也在同期的《历史教学》上分别发表了《要作一个又红又专的史学工作者》、《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及《必须有一个史学战线上的大跃进》等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报刊，纷纷发表拥护“厚古薄今”的口号，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发表文章表态。各大学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厚古薄今”的大讨论，教授学者们无不发言表示支持，但刘书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召开的讨论会上却偏偏发出与众不同的言论：“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历史的精义也是求真，人类历史之‘真’，并无古今截然对立之分，同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

厚今薄古同时也是对史学传统治学路子的清算，尤其是旧时代学者们引以自豪的考据学功夫受到无情的抨击，由此而引发的对考据学的全面否定和批判，童书业、郑鹤声、邓广铭乃至陈寅恪等都受到大字报的无情轰击，童书业经常对学生们夸口的“我从事研究，有赖于我五岁启蒙，七岁读经，一部左传，背得滚瓜乱熟。”“只要闭门读书十年，背熟一部史记或汉书，保险能搞出名堂，就是眼睛瞎了也不怕，也能做研究，象陈寅恪一样”等话语成为批判的素材，郑鹤声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成为繁琐考证的典型例子，陈寅恪的考据文章再也享受不到以前的尊荣。刘节却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在课堂上刘节也从来不保留自己的观点。他常常在课堂上公开我行我素，在教坛“放毒”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只要我们真的是求真，是可以殊途（指马列主义）而同归的”。“现在我还不能用马列主义讲课，只是将材料编起来，不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才能得到研究成绩，这是从批判胡适开始以来的一股歪风，是要不得的”。

刘节持这样的观点，并不是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一贯用做学问的方法来应对此时的运动，就显得书生气十足。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他曾经对马列主义著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时常向别人夸耀，解放后所有新出版的中文译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他都应有尽有；他阅读经典著作很细心，在重要的地方加上圈点和眉批”。所以他自信对马列主义还是了解的，他对整天把马列主义词句挂在嘴上，而事实上却没有真正通读过几本马列著作的人非常反感，挖苦说，“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其潜台词就是：“我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者，心口如一，心怎样想，口怎样说；你吗，口说马克思主义，而实质上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学界中人口是心非人心不古的现实，刘节再三强调一个历史家象章学诚所说的，仅仅具有才、学、识三者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具有“史德”，第一条要坚贞，“坚贞就是对学问有坚强的信仰。历史家要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有了这种坚强不拔的信仰，才能打定做学问的基础，也就是治史的基础。”刘节无疑是真诚的，然而也是不合时宜的。这种观点的宣扬，使他的史学观点与陈寅恪一样，被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成为千夫所指万口唾骂的对象。中山大学校报1958年6月3日的一篇名为“批评刘节教授的唯心主义学术观点”副标题“一场论争仍在继续”。文章说：“自‘长矛晨报’介绍历史系金应熙副主任及陈锡祺教授分别贴出大字报批评刘节教授的唯心主义教学观点后，引起读者很大的兴趣。3月21日，刘教授就‘长矛晨报’的报道写了一张题为‘准备弃甲曳兵而走’的大字报，文中说：‘陈锡祺先生要我扯下唯心主义旗帜。我诚意接受陈先生的提议，准备弃甲曳兵而走，也不必公开讨论了。以后担保不讲唯心主义，至于是否有先天人性，容我仔细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到了成熟的时候，再对大家谈。’”刘节的话中明显有着不服气的味道，所以，“这篇文章引起教工同学很大的反应”，以致人们说他实质上是“甲未弃，兵不曳，旗未靡，辙未乱，只是不得已鸣金收兵回寨，准备改日再斗的缓兵之计”4月4日校刊转载了历史系15名同人联名写了一张题目为“刘节，请你批判唯心论”的大字报，说“历史上的唯心论者，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坏事做尽。”刘节没有低下自己的头颅，昂然反驳说，“我的唯心论是特殊的，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总有一天要同历史唯物论成为‘水乳交融’的状态”。(www.daowen.com)

参加批判者多数是学生，也有刘节的同事。现在想起来有点滑稽，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独自与一群翩翩少年展开鏖战，呈口舌之利，词锋之辩，也算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景观。当然在学术上批判者是没有资格和能力与刘节对话的，但是只要把他的东西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就成为批判火力集中的靶标，这是典型的为求“实质正义”而牺牲程序正义的实例，整个论争过程缺乏学理的讨论和辩难，完全是态度的表决。这种批判技术在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已经完全成熟，它使对手完全置于百口莫辨的处境。刘节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承认自己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即便是唯心主义，刘节也没有贬低自己的东西，仍然极力为之争辩。所以批判文章说刘节是“一个典型的倔强的唯心主义者，他甘于以此自居，甚至以此自豪。他向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死敌。”

虽然经历了数不清的批判，经受了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可是刘节似乎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依然“顽梗”，“固执”，每到历史关头，刘节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每每发出与时世不和谐的声音。60年代，所谓的唯心主义史学观点已经被批倒批臭，刘节依然旗帜鲜明地发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引来学术界的批判。1963年，全国有影响的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历史研究》、《文史哲》、《学术研究》分别刊文，批判其“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刘节一跃成为全国的典型。但这位性情倔强为人耿直的学者，从来不讲违心的话，从不作违心的检查，人们亦无可奈何。作为冥顽不灵的典型，人们鲜于体察他“独挡虎蹊”的悲剧感受。对于别人指责他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他公开接受，并真诚地对学生说，唯心主义是他大半生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坚持让他信奉其它主义学说，他就会进退失据，不知道何去何从。1963年他在参加中华书局一次会议上再次当众发言说，“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了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马列主义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开会总要发言，发言就要讲真话。我写了篇《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就开大会批判我，在大会上我没有认错。很多人劝我退休，我相信党，所以我不怕”。这番讲话再一次让我们认识了襟怀坦白、天真纯洁有如赤子的刘节。

在“文革”期间，刘节受尽了屈辱，遭受60多大规模的场的批判，至于小型的批斗更是多如牛毛，以致刘节在中山大学成了一个“异端”，一个“不可接触者”。几乎每一次运动都拿他来开刀，校园里贴满了丑化刘节的漫画，刘节成了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的时代滑稽人物。可是这些批判似乎没有伤及刘节内心精神世界的皮毛，他成为死不改悔的典型。1971年杨荣国成为“评法批儒”的风云人物。谈到杨荣国，许多人对他的学术品质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学术能力产生质疑。其实杨氏也是一位学术成就比较突出的学者，他于195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有独创性的见解，成一家之言，苏联出版了俄文全译本。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荣国的《谭嗣同哲学思想》，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杨荣国的《初学集》，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由他主编，陈玉森、李锦全、吴熙钊执笔的《简明中国思想史》，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70年代杨荣国卷入“批孔”、“评法批儒”，作了很多讲演、报告，一跃成为文化界红得发紫的权威人物，并出版了《简明中国哲学史》（杨荣国主编，李锦全、吴熙钊编写，人民出版社1975年修订版）。这位老上司也是老对手听说刘节病卧在床，于是就到刘节家中探望刘节。闲谈之中，杨荣国提出我国全部文化思想史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观点，刘节从病榻上昂起头来，依然同杨荣国展开争论，不苟同其所谓“儒法斗争贯通中国思想史”的论点。同年，中山大学一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中，对刘节有这样的记录：“刘节旧思想仍顽固，在学习班上还说儒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精神，还大谈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刘节公开反对批孔，成为与梁漱溟、吴宓并列的国内公开反对“批孔”的三教授之一。刘节可谓是“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甘于自暴自弃的”的典型人物。

刘节棱角分明，铁骨冰心，从来不知道保护自己，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发出惊人之语，在各种场合上大放厥词，大吐毒素，很自然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遭受政治批判已经成为他的家常便饭，可以说他的后半生是在批判的声浪中度过的，刘节虽然没有被送上政治的祭坛，但他所经受的磨难不少于任何一个学者。“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按说象刘节这样天真有如赤子，喜怒哀乐形诸于色的学者最容易走极端，尤其是他所钟情的东西受到践踏而自己又无力改变时，会以死殉其道。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与受到迫害的周予同、童书业们的表现不同，刘节象他的老师陈寅恪一样，有着坚强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在精神上被击垮，更没有在批判加身时失态，“轻舟已过万重山”，几乎是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承受了这些其他人难以忍受的精神磨难，处变不惊，坦然处之，可谓具备龚自珍笔下“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的理想人格，一切等闲视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和少见的韧性。日常生活中的刘节依然保持平静恬然的心态，谈诗论文，填词作画，显示出旧式文人的悠闲和雅致。中山大学的老人还记得多才多艺的刘节在60年学校组织的春节晚会上把一管横笛吹得余音绕梁，千回百折，正可谓“怨去吹箫，狂来语剑，两样销魂味”。刘节的学生姜伯勤先生曾经撰文批判刘节，也曾经面对面地批判自己的老师，可是刘节丝毫不以为意，当姜结婚时，刘节依然笑哈哈地前去喝喜酒，多年以后，姜先生仍然为之感慨不已。当社会传闻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刘节却对别人说：“翦伯赞死得不值，每回开会批判我，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背得差不多了。”显然，有着顽强精神世界支撑的刘节并没有把对他的批判当回事。正如他在题为《我之信条三原则》的日记中所言：“我相信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发生动摇……要知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这无疑是刘节的为人宗旨。

检索刘节在新时代的言行，同陈寅恪逼肖乃尔，作为钟情同一文化类型的殉道者，扑面而来的都是一代传统士人浓烈郁结的救世热情，铺天盖地的忧患意识，先觉者独清独醒的寂寞孤独，固守传统道德学问底线者那种“无人会，登临意”的惆怅与无奈，“独挡虎蹊”的悲剧感受，以及不能见容于当世的精神苦难。刘节不是天生长着“反骨”的人，更不是心性浮躁、哗众取宠的人，但当他所服膺的文化偶像在周围轰然倒塌时，当种种悖于常规的学术迷信大行其道时，当政治侵凌学术的势头越来越猛时，刘节一方面像惊秋之落叶，以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言语向学术界预告学术文化面临的危机，一方面以其特立独行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义无反顾地负载起拯救文化价值趋向的重任，试图用其微薄的力量校正偏离航行方向的巨轮，表现出救世的警觉和入世的热忱。文人的天真和浪漫气质在这儿表露无遗。所以刘节只能如同挑战风车的斗士，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但刘节毕竟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从没有产生任何失意、彷徨和感伤，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表示自己与世俗的格格不入。刘节的人格魅力在此，后人奉其为风范者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