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4日，刘节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所毕业，应聘到南开大学任讲师。不久应聘到河南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尽管在河南大学刘节的薪金待遇比较高，但刘节还是怀念北京那浓厚的人文学术环境。于是以学问为职志的刘节再次来到京华，担任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与当时的著名学者杨树达、向达、陈垣等人时相过从，很快进入了当时的主流学术界。1931年，他任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时，曾参与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作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继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于1931年至1945年由我国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目录学、方志学、敦煌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又一部十分重要的大型书目提要工具书，其收入古籍三万三千余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由日本人出面，用“庚子赔款”，组织中国的优秀学者完成的，从1931年7月至1945年7月，参加该书撰稿工作的共有71人。北京图书馆的学者专家，如王重民、赵万里、谢国桢等均在此列，刘节为其中唯一的温州人。这71人均为当代名学者，由于北京于1937年7月30日被日寇占领，凡此后继续参与这项工作的自然难逃“汉奸”嫌疑，由此上溯，凡与此书有关联者，也难脱干系。而刘节一生视气节为生命，竟以曾参与编撰而深感耻辱，背上这沉重的十字架，故深讳其事，连其学生撰写的《刘节传略》也只字未及。

其实刘节于1931年时参与此项工作，北京沦陷时，他早已南下。早年从事此书编撰的人，纯粹为学术研究，与政治、气节毫不相干。他只是以金石部主任的身份，承担了他应承担的任务，编撰金石文字部分的提要。其手稿今见该书影印本第29册123页至280页。从这些手迹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节先生用自己掌握的丰富的古文字学、古金石学深厚功底，对上自研究龟甲兽骨、殷周青铜金文铭文，下至秦篆汉隶、六朝碑帖等书籍，进行严加辨析，其撰写提要考释精当，评介公允确切，其为金石研究者必备的参考用书，也是我们研究刘节学问的重要资料。

刘节在学术上接续当时学术界考释古文字的风气，加盟以顾颉刚领衔的“古史辨派”，并且成为古史辨派的中坚人物。20年代初期，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历史演进方法”，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大地震，不少学者闻风景从，随着这一流派学术著述越来越多，发明越来越富，志同道合者也越来越众，巍然成为史学界的一大学术重镇。以当时古史辩派阵容之强大，史学魅力之夺目，流风所及，不但史学界的年轻学人也被吸引过去，不少大师级别的学者如胡适、钱玄同、吕思勉等人卷入其中。况且古史辨对古史开展的疑古辨伪，也与刘节所受到的学术修养以及学术训练比较合拍，所以他加盟古史辨派是非常自然的。1933年刘节和顾颉刚合作撰写《韩君墓发見略記》、《论驫钟出土处沿革书》（答怀（履光）主教书），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1936年刘节加入了禹贡学会。禹贡学会是继中国地学会以后成立的又一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筹备处成立于1934年2月中旬，正式成立于1936年5月24日。禹贡学会与中国地学会一样，主要活动地点在北平，曾经出任过教育部长的张国淦为学会捐献了房产作为办公地点。禹贡学会的发起与倡导者是顾颉刚和谭其骧，而顾颉刚则为学会最重要的组织者。禹贡学会先后吸纳了许多著名学者，如钱穆、唐兰、王庸、徐炳旭、刘节、黄文弼、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韩儒林、翁独健、吴丰培、苏秉琦、商鸿逵、王光玮、冯世五、侯仁之等等，都是禹贡学会的重要成员。《禹贡学会会章》明确宣布：“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为宗旨”，而学会的工作范围“为搜集文书材料”，并实地调查，从事编辑中国民族史、地理沿革史、各代疆域图、各省分县图、文化统计表、地名辞典等图书。学会虽然制定了较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但由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和众多学者的努力，学会活动领域有了越来越宽广的发展，正如顾颉刚在《禹贡月刊发刊词》中指出，“扩充范围乃于民俗史、边疆史、内地移民史、中外交通史、方志学等方面，蔚为‘历史的地理’之总集”。禹贡学会存在并开展活动的时间是很短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禹贡学会工作被迫停顿下来。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主要得益于学会有效且有特色的组织工作，而这又首先体现于学会拥有一流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一批学有专长的学术带头人及骨干；其次学会制定了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趋势，又具有较强可行性的工作计划。刘节在学术界是很活跃的，他与古史辨派的学术渊源是很深的。到40年代为止，古史辨派曾经出了系列学术集七册，其中顾颉刚主持了第一、二、三、六册的工作，罗根泽主持编辑了第四册，吕思勉和童书业主持编辑了第七册，第五册是由刘节出面编著的，罗根泽和童书业是顾颉刚的门人，吕思勉是王牌学者，我们再看看罗根泽在编辑这本书的感激之情（罗在古四自序中说，“这本书的编印，最为感激的为顾颉刚先生，他让我列为《古史辨》第四册，并且为作序鼓吹，由是自‘续貂’而‘附骥尾以益彰’了）以顾氏门下之盛，而由刘节出面编辑第五册，这无疑说明了刘节介入古史辨派之深，也说明顾颉刚对刘节的依托之重。其中刘节的〈洪范疏证〉显然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产物，并受到顾氏的推重，该文章再次被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中。

作为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刘节在整个30年代的学术界是相当活跃的。当时是考古发现的年代，尤其是洛阳、新郑、寿县、安阳铜器群的陆续发现，深受学术界的瞩目，刘节利用在国学研究院学到的金文知识，展开了对出土铜器的考释，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对山西浑源铜器群，法国商人Wannieek认为这些铜器是秦始皇巡狩时留下的，并受斯基泰（Scythia）文化的影响，刘节从铜器形制和花纹的变迁源流认定这批铜器是战国时的产物，并且否定了其受外来影响的说法，刘节的考证也得到了郭沫若的支持。1934年在洛阳汉朝古墓中发现的古钟、寿县发现的铜器群，刘节都有考释精当的著作问世，尤其是寿县的铜器考释，刘节专门出版了《楚器图释》一册，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刘节在铜器考释上取得的这些成绩，受到了顾颉刚的称赞，顾氏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多次提到刘节的贡献。刘节也因此取得了和金石学权威如郭沫若、马衡、唐兰同样的学术地位。1940年刘节40岁时写成《广韵声类》、《言语古物学》、《古代转语考》等文章，逐渐形成自己对中国古史研究新体系的思想。1943年43岁考释诸子的文章《老子考》、《辨儒墨》是他诸子研究中的重要论文，这使先秦诸子的研究材料得到大大的丰富。总之，刘节在40年代就成为成就突出的历史学家。

1940年3月，史学界一批学者在成都创办学术刊物《史学季刊》，顾颉刚以领袖群伦的大宗师身份评点了史学界考据派和史观派的学术分歧，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学者因其所习，蔽于所闻，无达观之雅量，以为事不相谐，义无可合。故作考据者常以史观为浮夸，谈史观者亦以考据为琐碎。近岁以来，辩争弥烈。然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察，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不过虚耗个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众愚众而已。”“观各国新史学发达之历程，均先赖考据方术之改进，而后有正确解释之产生，知世之好为史学者，果欲纳之于正轨且开浚其源头乎，审订史料固最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务也”。显然，顾颉刚对不顾历史事实，随意大发议论的史观派是颇有微词的。当然，顾氏也强调要把考据和史观结合起来，因为“历史范围如此广漠，一人之身，年寿不长，精力有几，若不参以历史哲学，俾于于考据对象作相当之选择，而辄糜费穷年累月之工夫于无足轻重之史实中，真固真矣，非浪掷其生命力而何！故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最后，顾颉刚号召史学界应结合成学术研究的团体，“爰创斯刊以为中国史学会之先声。所载诸文考证不厌其详，观察不嫌其广，要常在有计划下分工合作，期为新史学奠其基础。”实际上把该刊物办成史学界的活动阵地。史学季刊发起人有吕思勉、李思纯、何炳松、何士骥、孔德、周予同、吴其昌、吴晗、姜亮夫、徐中舒、翁独健、张维华、商承祚、陈恭禄、雷海宗、闻宥、蒙文通、刘节、蒋天枢、钱穆、缪凤林、魏守谟、韩儒林、谭其骧、萧一山、顾颉刚等，其中既有史坛元老，也有学术后进，阵容强大，但从名单来看，发起人多是以考据见长并已取得成就的史学家，而以史观见长的学者则榜上无名。刘节也指责唯物史观“把历史看作政治宣传品，而忽略历史学上的技术问题，”认为“他们的学说别有用心，于历史学的进步所关不大”。他这种观点在建国后被认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受到猛烈的批判。(www.daowen.com)

在学术界取得较高学术声誉的刘节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关心国事，以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形象应世。1936年10月，华北形势危急，以顾颉刚、冯友兰、雷洁琼领衔的学术界教授名流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主张，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强烈要求中日外交绝对公开，政府应将交涉情形随时公布，体现了知识界的爱国热情。发起人中有许多著名学者，如徐炳昶、顾颉刚、钱玄同、陶希圣、梅贻宝、黎锦熙、冯友兰、洪业、马寿龄、林志钧、钱穆、容庚、朱自清、梁思成等人。刘节列名其中，也是发起人。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刘节一生注重名节，视德为做人处世之本。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的岳父钱稻孙（钱稻孙的三女儿钱澄女士是刘节的夫人）是一个学术品位很高的学者，曾经担任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长，陈寅恪对钱的学问极为推重，两人一度时相过从，是比较要好的朋友。但他在当时的学者中又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恐日派”，经常散布投降论调。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有一次金岳霖碰见钱稻孙，两人谈起日本侵华的话题，金岳霖表示非抗日不可。钱稻孙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当时金岳霖就认为钱稻孙在民族立场上有问题。果不其然，在抗战时期，钱稻孙出任伪北平大学校长，甘心附逆，堕落为文化汉奸。陈寅恪流落香港期间，钱稻孙曾重金聘请陈寅恪到北平教书，企图拖陈寅恪下水，陈寅恪与之割席绝交。刘节听说后，至为痛心，深耻其岳父的所作所为，觉得没有脸面在大学教书，立即辞去重庆大学教授职务，闭门索居于重庆南岸一家小旅馆里，整整呆了四年，卖文疗饥，茹苦明志，并断绝与其岳父的来往，专心于古代史研究，生活极其艰苦而矢志不移，深受学友的敬重。

在身世漂浮的岁月里，刘节也经常与陈寅恪保持书信联系。从信的内容来看，其中与老师商讨行止的事情比较多。1940年刘节连续给陈寅恪写信，请陈为他联系英庚款协助一事。1942年，陈寅恪全家从香港回来，曾经写信给刘节，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同时陈寅恪也连连在信中向刘节询问国内友人的情况，可见，两人之间书信来往是比较频繁的。

也许与当时动荡的局势有关，刘节的学人生活很不稳定，1931年后，他先后在河南大学、燕京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重庆大学任教，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在各大学展转授徒的经历，为他曾经留连过的各所大学增添了声誉，如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包括他后来就职的中山大学在介绍学校的历史时，无不把刘节曾在该校任教引以为荣耀的事，成为该学校人文学院提高身价的资本，这也许出乎刘节的意料。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山大学各学院及机构于1945年陆续迁回石牌原址。1945年12月王星拱出任校长，刘节在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极力延请下，来到中山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且担任历史系主任职务，他原来的老同学王力担任文学院院长。在这一时期，来中山大学执教的文化界名人还有商承祚、岑仲勉、王起、岑麒祥、钟敬文、朱谦之、薛祀光、李敦化、徐贤恭、钟盛标、潘钟钱、陈焕镛、梅龚彬、方孝岳、罗明、吕逸卿、吴印禅、于志忱、张作人、谢文通、戴辛皆、梁伯强、邹仪新、夏敬农、周誉侃等教授，组成了新的较强的教师阵容。从此，这位江浙学人的生活稳定下来，再也没有离开岭南。1949年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教。院校合并以后，岭南大学被合并到中山大学，在岭南大学的校址组成了新的中山大学，从此天隔一方的师生二人在命运之神的安排下，再次重逢聚首，由师生变为同事，一起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共同承担了精神上的一系列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