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有名山传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考察陈寅恪的学术授受以及学术衣钵的传承，会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思考。在中国学术传承史上，康有为有梁启超，胡适有顾颉刚，俞樾有章太炎，章太炎有黄侃，他们师徒都如同珠联璧合，日月争辉，光耀宗派，在学术史上留下了煌煌大名。令人遗憾的是，陈寅恪与他们相比，在传授学术圣火上，与康有为、俞樾、章太炎相比，就逊色得多，甚至与胡适、顾颉刚也不能比肩。蓄之于内者多，出之于外者少，是人们对陈寅恪比较公允的评价。这句话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学养深厚的大学者来说，由于外在环境的煎迫，陈寅恪没有取得与其才情学养相匹配的学术成就，也就是没有完全把他的胸中绝学一一展示出来，贡献给中国学术；作为人师来说，他尽管传薪多年，但没有培养出与之比肩的门人，也没有象胡适、顾颉刚那样拥有众多的门下弟子，没有形成学术流派。

陈寅恪一生授徒无数，登堂入室受其亲炙的弟子也不少，添列门墙，“不知宫室之美百官之富”的人更是车载斗量，但他没有培养出在学术上能与之并肩的人物，他的旷世绝学没有人能够完全传承，在他的门下再也没有产生相他那样学术容量如此之大的人物。综观陈寅恪的一生，由于他具有令人羡慕的才华和一般人少有的家学渊源以及机缘，使他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创下了巨大的学术功业，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的一身绝学竟没有人能够传承，并发扬光大，反而成为难以追回的学术绝响，当他的学生们在怀念和追忆陈寅恪的学术功业时，旋绕在他们心头的难道只是对大师的怀念？其中有没有没能在学业上追步先贤的悲哀和苦恼？这不仅仅是陈寅恪的悲剧，也是民族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谁之过也？

作为杏坛传薪的名师，一般是学识、才情等学术内在资质与口才、授业艺术等外在素质的综合，两种素质融于一炉兼于一身的名师是很罕见的。越是学问高深的宗师，越难在授徒方法上臻至胜境。近代有名的中国学人包括老一辈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刘师培、孙诒让、王国维以及活跃在后期学术界的名家泰斗如鲁迅、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钱玄同、赵元任、李方桂、汤用彤、冯友兰、胡适、李济、金岳霖等，都曾以三尺讲坛作为传承文化的阵地。在老一辈学者中，从授课艺术上看，以梁启超的口才最佳，讲课也最受学生欢迎；从学问修养上看，王国维的学术功底最为深厚，但他上午授课艺术也许是最不受人称道的。在后一代的学者中，从授课艺术上来说，胡适的影响最大；从学养上看，也许陈寅恪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些名闻天下的学术泰斗中，除了梁启超、胡适等长于口才以外，大多数人都不善于讲书，口才都不好。陈寅恪是讷于言的人，带有长沙口音，声音低沉，不善于表达，时常闭着眼睛讲课，加上性情沉郁内向，从来不会出现慷慨激昂的场面，课堂气氛沉闷，而且他不象有的教授那样，为了调节课堂气氛，插入与授课内容无关的市井笑话，这在当时的课堂中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因为教授授课上座率的高低，即受学生欢迎的程度，决定着教授们的饭碗。为了迎合学生的口味，不少教授在讲授时有意增加所授课程的趣味。据周一良回忆，他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柯昌泗先生是有名的金石学家，但近代历史素无研究，却担任近代史的课程，用非所长，只好在课堂上大谈晚清掌故和典章制度，虽也娓娓动听，却与内容主旨无关。在旧中国教育界这样的教授是不少的。但陈寅恪授课却绝对没有浮辞赘语，所讲授的都是他的学术研究心得，学术浓度极高，反映了陈寅恪不以学术媚俗的学术品行。这种授课风格可谓见仁见智，人言人殊。虽然他的学生曾经为他辩护说：“若是看惯表演，只会欣赏作秀的人，不知集中精神注意所讲内容，自然不觉有味。惟若注意讲解，领悟内容，就知他闭目发言，乃凝神运思的方式或模范，对学生也有激发思想的作用。”但这种授课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学术向心力，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陈寅恪本人的学术风格也影响了其学术的延播。一般说来，在学术研究上，大师对学术发展的质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制约后学者的眼界与学术容量。如果有大师级人物开辟正轨，拓展区宇，树立高的，后学者沿着其治学圭臬，仿而行之，则容易高屋建瓴，更上层楼。陈寅恪无论从学术容量还是学术胸襟都是旧中国史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大师。然而，陈寅恪学术修养的臻至化境，与其天分和感悟能力有很大关系，而这种天分和感悟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严耕望在《治学经验谈》中曾经以同时代学术成就相当的陈寅恪与陈垣为例说明治学的两大层次。他说：“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辨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愈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严耕望的评说是深刻中肯而又到位的，如果说陈垣的史学成就是建立在史料占有的基础之上，那么陈寅恪则是在史识上取胜。陈垣的史学方法注重史料的排比，陈寅恪则是偏重于史料的分析。所以严耕望先生得出结论，就是陈垣的述证方法容易学，并且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是能够达到的；而陈寅恪的辨证方法精深而须卓识，需要靠非凡的史识和过人的才情，否则会陷入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困境。所以说跟随陈寅恪治学问，不仅靠努力，还要靠极高的天分，而这样的人才显然是百里难以挑一的，可遇不可求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陈寅恪的讲堂刚开始听众如云，到后来寥若晨星的原因。可以说陈氏讲堂比较冷落，很少自始至终出现堂堂火暴的场面，与他的学术路子曲高合寡有很大关系。胡适、顾颉刚门下弟子经常出现与其师进行学术争鸣的现象，陈门弟子很少出现能与其师进行学术对话的弟子，更不可能出现对其师的学问进行“半肯半不肯”的门人（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尚。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洞山说，“半肯半不肯。”人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跟随陈寅恪治史的弟子，都有这样的感觉：学问太大，没有人能够探到他的底。继承其学尚且不能，遑论评价？

在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中，出现了一批学界领袖人物，著名者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蒋廷黻等人，以至有人称他们是学术界的大老板。而他们这种领袖地位的确立，与他们拥有一大批学术成就突出的门生弟子不无关系，使他们处于众星拱月的地位。如胡适就说过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带给他的荣耀比35个博士学位还大，其主要原因就是该书突出了胡适门派的学术传承和脉络。他们之所以拥有这种宗师形象，在于他们那种把培养、发现人才当作自己事业的情怀。名满天下的胡适手中掌握多种教育资源，他对弟子的奖掖提拔一贯是学界的话题，如他对吴晗的赏识以及他和蒋廷黻对吴晗的争夺就是学术史上的佳话。即便仅是教授身份的顾颉刚，其门人弟子也是一枝独秀，在学术界很招人的眼睛。在培养门人方面，陈寅恪与顾颉刚表现了不同的风格。顾颉刚惜才之心可以说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他经常以发现人才为人生乐趣，“学问也同征战，固然需要将帅，但尤其需要的是兵丁。有了健全的兵丁，自然会酝酿出好的将帅。”“北平的史料这么多，但北平的空气够沉寂了，你们应当集合同志来打破这沉闷。”因此他时时注意到处网罗人才，每到一处，首先关注的是学子们的学术素养，发现值得造就的学人，就把他们收归翼下，精心培养。1928年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学生很有几个好的。我深信这一年中已为广东学界造成一个新风气。”后来又说，“中山大学一班学生，实有可造之才。”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期间，使他惊喜的是学生中人才济济：“以此间研究院学生及大学高才生之多，加以材料之丰富，必可在历史地理学上开一新境界。”同时，顾颉刚感情细腻，对门人的劝导经常是苦口婆心，耳提面命，极力进行学术引导，乃至对门下个人生活等方面也给予点拨、劝勉，他给学生写的信中经常流露出这种思想感情，使学生感受到的是一种浓浓的师生情：“他接待学生最诚挚，热情就如一团火，燃烧了他自己，也燃烧了和他接触的每一个学生。”这种提携学人的偏好曾经引起别人对他的攻击，说他网罗门徒，垄断学术界，有当学阀的野心，从而导致了他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对此，顾颉刚也曾苦恼，他曾经说，“不少师友以为我有个人野心，想做‘学阀’来和别人唱对台戏，于是对我侧目而视，我成了众矢之的。抗战前，北平流行着一句话：‘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从形式上看，各拥有一班人马，好象是势均力敌的三派。其实，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长，他握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美庚款），当然有力量网罗许多人；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一手抓住美庚款，一手抓住英庚款，可以为所欲为。我呢，只是燕大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除了自己薪金外没有钱，我这个老板是没有一点经济基础的。”吴宓同样具有浓浓的人师情结，当他的弟子周锡光前去看望他时，他却把这段师生相聚的时光当成了传道授业的良机，唾沫四溅地给周讲书。以后给周讲书成为吴宓人生中的一大乐趣，虽然师生相距甚远（当时吴宓在重庆，周锡光在成都），吴宓却时常催促周锡光前去看他，以便他有机会给周锡光讲书，甚至自愿承担周锡光来往的路费，显示出对学术传承可贵的投入和执着。(www.daowen.com)

陈寅恪培养学术传人却有着与胡适、顾颉刚、吴宓不同的特点。尽管他的内心同样涌动着寻求衣钵传人的强烈愿望，也希望自己的学术能够发扬光大，但与胡、顾在寻求传人时表现出的那种张扬无忌的个性不同，也与吴宓的过分投入不同，陈寅恪感情深藏不露，看到质美才丰的学生也决不强行收罗门下，他只注重用学术来打动门人的心扉，从来不在个人感情上进行投资，他从来不写日记，也很少写信，即便给弟子写信，也从不长篇大论，总是言简意赅，干净利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使人很少从信中看出个人的感情倾向。能够接受他的学术衣钵的学生，他也不假以辞色，表示亲近感；不能接受他的学问，他也不以为意，他对学术门人的选择讲究随缘顺意，决不勉强。因此，他的门人比较零落，未能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学派。

不但陈寅恪的学术门栏高，而且他择徒的标准也很高，在门人资质以及治学路子乃至学术风骨上都有点求全责备。陈寅恪治学可谓深得乾嘉考据学的神韵，他注重史料，也注重史识，治学路子有着浓厚的“清儒家法”特色，并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学养使他在选择门人时常常以学术路子取人。事实上，陈寅恪遗泽学术芬芳的地图是不确定的，他奖掖学人从来不把视野局限在自己的门下弟子，而是在治学门径上寻求学术知音，他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陈述作序，是因为陈述的著作“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其所论宁详毋略之旨，甚与鄙见符合”。因此他把陈述引为知音，两人时常书信往来，陈述手中保存陈寅恪的书信之多，仅次于傅斯年。邓广铭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早在1937年初，邓先生就以《＜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证》为学术界所瞩目，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著名学者的好评。陈寅恪“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流露出爱才之心，1939年，他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和《稼轩诗文抄存》三部书稿，奠定了在史学界的地位。随后，又完成了《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著作，这是《宋史》成书六百年来的第一次认真清理，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陈寅恪马上为之作序，评价非常高，他在《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言中指出：“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说新宋学之建立，邓氏当为最有功之人。而陈门弟子中，除了朱延丰的著述得陈寅恪之序文外，其他人就没有得到这种殊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陈述和邓广铭治学领域与陈氏有异，都不是陈寅恪的学术传人。

陈寅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有在中国继承先哲遗业，开创学术区宇的弘愿，他钦佩司马光的学术功业，成为800年之后司马光的又一知音，拳拳不忘宋代史学之重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说这番话，无疑是夫子自道，表露了重新振兴中华学术的雄心壮志，他自己也确实实现了这个弘愿。但他想效法王通，立足民间岗位，续学河汾培养大批学术精英的愿望却部分落空，至少他自己都不满意。他佩服司马光，但他忘记了司马光是一个朝廷高官，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能够调动大批人力物力为他的学术研究事业服务。即便拿与他同时代的胡适、傅斯年来说，胡适多次出任重要学术职务，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他们拥有更多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有着比较舒适的研究条件，也有能力把他们所看中的人才收归翼下，形成庞大的学术阵容。陈寅恪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也先后在学术界担当过一系列职务。但他鄙薄名利，对政治保持足够的警惕，从来不愿意让学术沾染上功利色彩，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学术的尊严。这样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就使他在扶植人才奖掖后学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如他在清华大学时，蒋廷黻先生任文学院院长，选送出国留学的多数是蒋的学生，而不是陈的门人。在旧中国的学术界，尽管他拥有巨大的名望，但在他推荐人时，也有碰钉子的时候。他所欣赏的张荫嶙英年早逝，他只能流下辛酸的眼泪，发出“可怜细腰是我徒”的哀叹。因此说他所追求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既成全了他的学术追求，又限制他的学术延播，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好象是悖论，然而却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学者与社会切合的共相与个相。

客观条件的残酷制约了陈寅恪的学术传承事业。陈寅恪的学术秉赋是超人的。然而命运对他的摧残也是异乎寻常的。他的一生，超人的禀赋与命途的坎坷多难形成强烈反差，让人禁不住联想起为陈氏喜爱的清代文人汪中在其《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序》中的凄凉感喟：“奈何天地钟美于斯，而摧辱至于斯极哉！”在陈寅恪的30多年的授徒生涯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战火追逐中度过的，疾病、饥饿、贫穷如影随形，时时追逐折磨着他，从无安舒之日，加之双目失明，使陈寅恪的人生笼罩着浓浓的悲剧色彩，他始终不能拥有正常的学术研究环境和条件，很少有飘逸高寄、简淡玄远的生命情趣，很少有与门下从容论文、畅谈学术的适意恬然心境，“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邪？”他的门人弟子不禁发出如此的人生追问。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度过了一段令人神往的学术岁月，但政治逼凌学术的阴影时常笼罩在他的心头，到最后他引以自豪的学术成为令人蒙羞的“假古董”、“伪科学”，其播火传薪的事业也就嘎然而止，画上了休止符。总之，陈寅恪一生没有享受到门下如云、弟子成群，天下学人闻风景从、翕然问学求道的学术宗师待遇，从他的学巢中放飞的不是成批量成梯次的学术之鹰，而是几成孤脉单传的零零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