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则凄婉动人的学术传承故事。黄侃（字季刚）是治小学的名家，刘师培是经学名家，两人是年龄相当、学术名望相伯仲的朋友，都是大学讲坛上的名教授。后来，刘师培得了肺病，自知很快就要不久于人世，就把黄侃找了去，对着他叹气说：“想不到我家祖传数代经学，到我这儿就要腰斩而断了。”言下不胜痛惜。黄侃劝道：“北大诸生可为传人。”刘师培再次叹道：“诸生焉能担此大任。”黄侃问道：“君意下如何？”刘师培说道：“此任只能由君担当。”这就意味着要黄侃拜刘师培为师，两人由朋友关系变成师生关系，黄侃要对刘师培执弟子之礼。当黄侃看到朋友乞求的眼神时，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选定了黄道吉日，黄侃在酒楼上摆了酒席，邀请了学术界的朋友，在席间正式举行了拜师大礼。两人确定了师生关系后，黄侃象学生那样，经常到刘师培家问道求学，执弟子礼甚恭。两个月以后，刘师培含笑而逝，黄侃又以弟子的身份为刘师培守灵，极尽弟子之孝道。人们常常用这个故事来说明黄侃那种在学术上虚怀若谷的学者风范。其实从刘师培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也形象表露了传统学者在茫茫人海中苦苦寻求学术传人的那种不可化解的情结。

在传统社会，无师不足以言学，任何一个学者都是学有所本，授受有源，无师自通的人是很少见的。任何学术的延播也无不受到门派师承的左右和制约，甚至同一门学问因为师承的不同而表现出迥异的风貌，出现了众多的流派和分支，各门派之间门户分明，壁垒森严，为学论文之中泾渭有别，各有成法。如在楚辞学研究方面，以汉代王逸和宋代朱熹对楚辞研究的著作的不同风格为标志称为汉学和宋学，成为两大对峙的门派，一直影响着楚辞学的研究和深入，制约着楚辞学研究的方向，同时也受时风和学术思潮的影响。对本世纪楚辞研究影响较大的是乾嘉学派。一般人们把乾嘉学派依据地域师承关系分为皖派和吴派和浙中派，皖派阵容的主要成员有戴震、王念孙父子等，吴派阵容主要成员有惠栋、江藩等。浙东派，主要有全祖望、章学诚、黄黎洲、章太炎等。另外还有扬州一派，主要有焦循、汪中等。此外还有京师、桐城、两湖的湖湘学派等等，既有地域特征，稳固持续，又以学风师承砥砺发展。如俞樾宗法于王念孙父子。朱季海、姚奠中、汤炳正、徐复、殷孟伦都参加过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当然也有调整变化的如刘师培，他早年服膺章太炎，后又分道扬镳，他的门人著名者有闻一多等人。王国维的弟子有姜亮夫、胡适的弟子有陆侃如等。此外还有家学现象，马其昶的孙子马茂元、姜亮夫的女儿姜昆吾、孙作云的儿子孙心一、张汝舟的儿子张叶芦，都秉承家学，终生以研究楚辞为业。地域、师承和家学构成了先期以致于后来的楚辞学社会文化结构和鲜明特色。

“丧乱之后多文章”。定于一尊的世俗权威的跌落，传统价值体系失去了固有的物质承当，提供了学术繁荣的沃壤，西方文化的冲击也是造就文化勃发的外缘。所有这一切都使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无论从学术成就的辉煌还是从学术大师的众多如云上，都跃上了难以企及的颠峰，踏入了中国学术史的第三次黄金时代。当我们把目光定格在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个令人眩目的学坛明星，如果探求他们的学术渊源，会发现他们往往是与学术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治学家法、学术脉络乃至治学领域无不学有本原，师出名门，这就是所谓的“学术师承圈”。比如陈寅恪“对古人学说之同情”带动了一代清华学人；胡适用那“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学术思想，将衣钵传给了傅斯年、顾颉刚、吴晗、罗尔纲、唐德刚等现代中国的史学大家；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浸染了一代学人，童书业、罗根泽、刘节、杨宽等学者，甚至老一辈的吕思勉先生都纷纷加入疑古辨伪的行列，这就是蜚声士林的古史辨派。学术的传承，首先靠的是学术大师，他们聚薪传火，以传播学术为己任，他们不仅是学问家，更是教育家。他们不但有丰厚的学问，他们更善于奖拔诱掖青年学人。通过对他们学术名山的追寻，再现他们在培育学术传人方面的学术领袖和精神贵族的地位，对于接续传统文化的流风遗韵，追寻前辈学人的学术功业，彰显先贤们的治学方法、道德品性和人格精神，展示学术文化是如何在一代代学人手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再现一幅幅师友切磋乐趣的生动图画，启迪后学者，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学术传承是靠传人进行的，它不等同于某种物品的私相授受那样简单，它只能在学术环境、人生旨趣乃至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都相知相契的人们中间进行，是因缘际会的结果。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一代宗师的学术衣钵传承者乃至发扬光大者并不在于宗师刻意网罗天下英才，不在于门徒阵容的庞大。门人众多，如果没有质美才丰的传人，也可能会“颗粒无收”，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发”的现象，这无疑是最令宗师伤心失望的事；有时宗师的学术传人不是来自亲炙嫡传，而是出自“教外别传”，即“无心插柳柳成荫”。所以说学术的传承是微妙的，它既取决于宗师的学术影响（即学术与社会的切合度）、授徒成规以及学术胸襟，又取决于衣钵传人的学术情结、资质才情以及与其师学术血脉的相通。故能成为一身学术华衮的学术大宗师固然不容易，但能否找到衣钵传人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满足于上述条件，学术宗师才能开宗立派，其学术源流才能如同江河之水，绵延不断，泽被后学。

陈寅恪一生是授徒讲学中度过的。他从留学回国以来，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以及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执掌教鞭，担任文史两系的教授，桃李遍天下，受过陈寅恪亲炙的学子可谓不计其数，遍被学林。由于陈寅恪学问的广博，他的学术地图的边界是不确定的。从他所传授的学问来看，他在文学、历史、西北地理、佛教等学术领域都撒播了学术种子，点燃了希望之火。从他的学术转向分期来看，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有三次大的转向和调整，以致他的门下形成了三套人马，一是国学研究院时期的学生，二是建国前中古史研究时期的学生，三是建国后中古史研究时期的学生。下面分别考察一下。

在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寅恪共教过三期学生（1925年招收的除外）。从研究院的培养方案来看，由于陈寅恪的知识结构和研究院的学生的学养层次不能有机衔接，他的学术指导范围有点曲高合寡，难得解人，投奔其门下的学子了了无几，与门下追随者众的王国维、梁启超相比，陈氏门下未免有点荒凉落寞。所以说国学院这批日后在学术界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们少有陈门弟子。王、梁先后故去后，陈寅恪就担负起导师的责任，不管是否是他的门下弟子，他都要负起指导责任。陈寅恪博通古今，在很多学术领域都有发言权，所以王、梁两人的弟子由陈寅恪代劳指导。如陈守实原来是梁启超的门下，后来经常向陈寅恪请教。吴其昌跟随梁启超研究宋代学术史，后来在陈寅恪的影响下，调整了研究方向。许多人虽然不是陈氏亲炙的弟子，但多数听过陈寅恪的课，与陈氏有师生名分，虽然在治学上没有承续陈寅恪的衣钵，但陈寅恪渊博的学识、精湛的治学功夫、严谨的治学态度，融会中西的治学方法，无疑使学子们眼界大开，终生受益。因此这批陈寅恪的老学生，有许多与陈寅恪的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厚，如刘节、蒋天枢、蓝孟博、陈守实、姜亮夫、戴家祥等人都终生执弟子礼，虽然他们的学术领域与陈寅恪有异，但陈寅恪作为人师在他们心头的分量是很重的。刘节终生恪守陈寅恪规定的学问底线，并以赤子之心、士人之怀对陈寅恪致以尊礼，在陈寅恪遭受批斗之厄时，刘节挺身而出，代师受罪；蒋天枢还成了陈寅恪生前为其整理身后学术名山大业的托付者，而蒋天枢确实没有辜负了恩师重托。要是没有国学研究院的弟子，晚年饱受摧残的陈寅恪可能连托付名山的人也找不到。

也许是国学院的弟子们对传统学问的追求与陈寅恪心头浓不可解的传统文化情结相契合，也许是陈寅恪的年龄与弟子们悬殊不大，陈寅恪对这批弟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多次邀请弟子们到他的家中做客，饮茶谈心，把酒论道，谈文论学。陈守实就是陈宅的常客，他多次到陈寅恪府上盘桓，“饮意大利酒”，“谈明清掌故颇久”。蓝孟博大概也常到陈宅走动，“有时先生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于何处，原名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现何处，称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小册。”由“积了不少小册”我们可以看出弟子们与陈寅恪交往之频繁密切了。这些弟子们的追忆无疑是一幅幅让人心动的师生谈文论道的风景画，使我们感受到师生之间浓浓的桃李情。为了安排弟子们的就业，陈寅恪曾经多次求人为他们介绍工作，见于记载的就有戴家祥、吴其昌、陈守实、王庸、颜虚心、刘节等人。我们不要轻看了这些生活细节，如果与后来岁月的陈寅恪相比，此时陈寅恪的心态无疑是明朗而开放的，至少对门人是开放的。后来的陈寅恪显然逐渐失去了与门人敞开心扉的心绪，即便是交流，也是在他所欣赏看重的门人中进行，而这个范围无疑是很有限的。

在教授中古史时期，陈寅恪的学术声望如日中天，在中国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盛名之下，追随者众。陈寅恪的门下开始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学术星群。受其亲炙或听过他的讲课的弟子中，比较著名的有罗香林、季羡林、周一良、杨联升、唐振常、王永兴、汪篯、丁则良、徐高阮、翁同文、王钟翰、刘适（石泉）、吴晗、邓广铭等文史名家，其中王永兴、汪篯更是登堂入室的弟子，不仅长年跟在他的身边治学，而且还住在他的家里，同饮共食数载，名为师弟，情同父子。同时陈寅恪在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对他所欣赏的许多青年学子不吝奖掖，大力扶植和提携。如唐史名家唐长孺虽未列门墙，但在研究方法上渊源相承，受陈寅恪影响极深，他在1955年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后，马上寄给陈寅恪一册。陈寅恪读后，大为赞赏，在回信中说“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并把他自己的著作《从史实论切韵》回赠唐长孺。这种奖掖提拔唐氏感铭肺腑，多年不能忘怀，自称他是陈寅恪的“教外别传”弟子。1988年夏天中山大学召开纪念陈寅恪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唐长孺题诗三绝赠给大会。最后一首诗流露了他未能成为陈门弟子的遗憾之情：“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

在陈寅恪一生授徒生涯中，由于他经常以治学路子取人，凡是能入其法眼的学子，陈寅恪无不大加奖掖，点拨有加，所以属于“教外别传”系列的弟子是比较多的。宋史研究名家邓广铭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因其文《总评几本＜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受到陈寅恪的好评，并因陈寅恪在胡适、傅斯年面前“一言九鼎”的推荐，邓广铭顺利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科学研究补助费。其时两人尚未谋面，直到与陈寅恪在西南联合大学工作时，才开始听陈的讲课，属于转益多师的人，但他回忆说“在那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在治学的方法方面所受到的教益，较之在北大读书四年之所得，或许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www.daowen.com)

辽史名家陈述（玉书）是河北乐亭人，生于1911年，193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是陈垣的弟子。他结识陈寅恪得益于陈垣的介绍。那还是1933年，陈垣拿着陈述的《金史氏族表》向陈寅恪炫耀，并让陈寅恪猜一猜作者的年龄。陈寅恪看了后说：“可能在四十左右。”陈垣得意地说：“他只有二十一二岁，是我的学生。”陈寅恪就要求陈垣让作者跟他见个面，陈述就来到陈寅恪的住处，“那是初次见面，陈宅的看门者是位老年人，用旧规矩，把名片举在右肩膀上，导客入室。前辈对后学，信极勉励，说今谈古，诚恳热情，给青年留下难忘的印象。”多年后陈述回忆说。他虽不是陈门弟子，但恐怕是向陈寅恪请益学问最勤的“教外别传”弟子，彼此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多数是谈论学术问题，而且陈寅恪还为陈述的著作《〈辽史〉补注》赐写了序文，师生之间关系非同一般。陈述先生1991年去世，享年81岁，但令人奇怪的是很少见到陈述纪念陈寅恪的文字，恐怕两人之间尚有待发之覆。

在他的众多门下弟子中，真正承接其学术衣钵，算作其嫡系学术传人的不多，其中周一良在40年代就成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名家，汪篯、金应熙在隋唐史研究上最能得到陈寅恪治史神韵，徐高阮则传承陈寅恪的佛学精髓，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不可多得的优秀学人，绝顶聪明，才气横溢，有着极高的治学天赋，最有可能继承陈寅恪的学术衣钵，能够沿着陈寅恪开创的学术道路，做出一番成就。可惜的是，陈寅恪不少嫡传弟子的后半生都充满了坎坷，光大陈门的事业随之夭折，留下了一连串让人欲说还休的故事。陈寅恪和他的弟子们因为共同的学术追求而走到了一起，建立了可歌可泣的师生感情。然而，20世纪的中国学人面临的生存压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脆弱人格所能承受的限度，陈寅恪与门下弟子的感情分裂，更多的还是因为学术以外的事，真是让人低徊叹惜。

同时还有必要阐述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对当时学术界的带动作用。在中古史的研究领域，由于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史学名家的大力培育和不遗余力的倡导，史学界曾经兴起了声势浩大的“疑古运动”，熙熙攘攘，风靡一时，这种向“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古史系统挑战，无疑是摇动封建史学根基的地震，形成了影响深远、阵容庞大、独霸中国史坛的“古史辩派”。不少青年学人如罗根泽、刘节、童书业、杨宽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一学派，并纷纷加入疑古辩伪的行列。陈寅恪在开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时，这一领域还是满目荒凉的处女地。到陈寅恪进行研究并且提供了研究思路以后，这一领域才进入近代学者的视野，并逐渐成为史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由于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辐射以及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研究的开拓之功，许多学者心仪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受到其治学思想、治学方法影响的学人更是不在少数，如牟润孙、严耕望、何兹全、姚薇元等史学名家，虽然不是陈门弟子，但他们的学术著作中都有陈寅恪的影子，应该说受其学术影响的人也可以算作他的私淑弟子。牟润孙就曾经说：“我不是寅老的受业弟子，没有听过他的课，只是在别人的家里座上见过，同他吃过一两次饭。我对陈先生的学问非常佩服！我的老师励耘先生对他恭维备至，谆谆嘱我应当读陈先生的著作，学他的治学方法。所以我一直以寅老的私淑弟子自居，讲书作文常称述他的学说，当然他老人家并不知道。”

在与弟子们的人际交往中，陈寅恪虽然惜时如金，但他对门生弟子的事，无论是在学术研究、求职乃至日常生活等，都有求必应，尽力帮忙，在弟子们的心头留下了“厚德载物、仁者之怀”的形象。他非常关心爱护学生。清华学生朱延丰一度因失恋而精神不振，有很长时间不去上课。有人说他回江苏老家去了，有人说他可能会自杀。陈寅恪听说后非常着急，叫学生分头去找。朱延丰回来后，陈寅恪为了让他精神上有所寄托，又专门写信给胡适，让胡适为朱延丰安排翻译书籍的任务。胡适为此专门写了回信，答应了陈寅恪的要求。清华学生罗家林的父亲去世，陈寅恪听说后，亲自撰写了挽联，寄到罗的老家，联文是：“惜公抱经世才而未竟其用，有子治专门学能不负所期。”使学生心头升起浓浓的暖意和无比的感激之情。

由于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声望很大，因而他能够调动一部分社会资源，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陈寅恪从来没有门户之见，不管是谁的门下，只要有事求他，他总是有求必应。抗战初期，蒋廷黻的弟子梁嘉彬从日本归国，工作没有着落。陈寅恪先后写了两封信向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介绍，但罗没有答应。这件事过去了几年，后来蒋廷黻从俄国回来，梁嘉彬马上找到工作，在西南联大搞研究。这时陈寅恪已经滞留香港，不了解情况，还在继续为梁联系工作，给梁嘉彬去信说已经为他在国立浙江大学谋到教席，梁嘉彬心头感激之余，不惜开罪蒋师，马上到浙江大学教书。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回来后，陈寅恪也把他向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等人介绍，使季羡林很快在北大找到了工作。他帮助学生，只限于雪中送炭，决不是锦上添花。但是他求人帮忙只限于学生方面，他自己的事是从来不会开口求人的。而且陈寅恪帮助学生有许多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从来没有求得别人回报的想法。劳干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成为陈寅恪的同事，在学术能力的评价以及职称晋升上，都得到陈寅恪的帮助，而这一切劳干并不知道，陈寅恪也从来没有对劳干提起过。直到傅斯年去世后，劳干在整理傅斯年的遗集时，才发现这些事，使劳干非常感激。无独有偶的是，1946年王永兴来到清华协助陈寅恪工作，当时王永兴住在城里，来回坐班车到清华上班，从来没有开口向领导请求分配住房。但到了次年，清华就分给王永兴三间住房，在颜家花园，环境十分优美。为此王永兴还特地向恩师汇报过，但陈寅恪什么都没有讲，只是说他喜欢颜家花园的那几棵白皮松。1990年在清华大学校史档案里，王永兴发现了陈寅恪为他的住房问题向梅贻奇校长交涉的信笺，才恍然明白房子的来龙去脉，此时已经47年过去了，陈寅恪也早已作古。王永兴读到这封信，感慨万千：“呜呼，施人以德泽而终生无言，此真乃厚德载物也。大地生育万物何尝有言，先生乃具有厚德载物之精神之仁人君子也。”当他向往日的同门学长谈及此事时，学长说，先生施德泽于人而终生不言，何止为你交涉住房一事。言下之意，这样的事多了。

建国后，陈寅恪的余生是在广州度过的，其授徒生涯持续8年时间。由于政治风云的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变幻莫测，时而春阳普照，时而寒风阵阵，陈寅恪的内心世界的大门对学子们是关闭的，与弟子们之间的亲和力是却失的。在50年代前期的大学生们眼中，陈寅恪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脾气古怪，属于老古董式的学究，平常深居简出，很少接见学生，学问又深，学生也很少有勇气去接触他，陈寅恪的史学名山是不可企及的高峰。据中山大学的学生郑欣先生回忆，50年代前期，大学校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所以学生们经常成群结队到老师们的家中“高潮”一下，也就是到老师家中吃饭或者茶点，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如此。郑欣上大学期间，曾经到岑仲勉、董家遵、陈裼祺、端木正、蒋湘泽等老师家中多次高潮过。但在陈寅恪家中，只喝过茶水，从来没有吃过饭，同学们七嘴八舌谈一会就告辞。显然，学生们在这个学问很大的白头老学者面前比较拘谨，陈寅恪与这些学生的心理距离不仅产生于年龄的悬殊，也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师生之间难以在谈文论道上产生共鸣，毕竟这帮大学生书读得少，国学基础薄弱，不可能拥有与陈寅恪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在50年代后期，陈寅恪的史学又成为臭不可闻的伪科学，曾受到无情的嘲弄和批判，这种状况进一步削弱了陈寅恪在学子心中的魅力，影响了学术的传承。所以在广州8年，除了个别人如金应熙、胡守为等人学到了陈寅恪的东西外，基本上没有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也没有培养带动起一批门人，更没有留下知名的学术传人。当然这是时代之咎，而非大师之过。可以说南国八年无论从学人风骨还是学术源流上，都没有产生让陈寅恪满意的门人。所以到了1968年，陈寅恪的生命之火即将油尽灯枯，奄奄欲熄之时，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有他的助手黄萱女士。于是陈寅恪对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老实的黄萱听了非常难过，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听了后声音低沉地说道：“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黄萱说的是老实话，陈寅恪吐露的却是伤心语。自知生命已到尽头的陈寅恪已经有了立学术遗嘱的心事，但环顾左右，身边已无传薪人，这是大师死不瞑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