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天的某一天，陈寅恪卧病在床。前来探望先生病情的学生王钟翰与陈寅恪谈起了治学与政治的关系，陈寅恪说道：“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他自己的独立性。”其实早在1929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时，就开门见山点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表现了为学术争自由而不惜以身殉之的信念。他与王氏的一席谈是其信念的再次表露。陈寅恪追求独立思想和自由学术，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不以学术来迎合政治，“不假手功名”；二是保持学人本色，不媚世求荣，不涉足政治，决不陷入政治泥潭之中。如果我们把转向同时代的其他学术精英，我们会发现，陈寅恪的呼吁并不孤独，他在学术界有着大批志同道合的知音。

从鸦片战争以来，启蒙与救亡一直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大主题，在近代社会激烈动荡，学术政治难以分割的情况下，身负启蒙之责的知识分子在优游学术的同时，又披上了冲锋陷阵的战袍，成为擂响战鼓的生力军。老一辈学人如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既是名重士林的学术大儒，又是曾在历史关头弄潮的健将。其后的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也步前代学者后尘，一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作为时代与社会的先觉者，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在历史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匡济天下收拾河山的救世激情，施展才华和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巨大冲动，参与意识与主宰精神的加强，亡国灭种的阴影在心头的无限扩张而产生的焦躁不安，兼通中西的学术背景使他们在改造社会时常常从西方思想库中搬取批判的武器同传统政治交锋，这又无形中加强了他们的心理优势，所有这一切，都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优游学术的同时，冲破拘囿思想的牢笼，积极入世，畅抒理想，昌言建策，放言无忌，以不可一世的气魄，相与指天画地，慷慨论天下大事，形成了熙熙攘攘、挽袖攘臂、群情汹汹的思想自由之局，而四分五裂、狼狈不堪的统治秩序又为他们思想的放飞提供了广阔的天空，满清末年已是破屋漏天朝不保夕的封建末世，北洋军头也是气喘吁吁的夕阳政权。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上气不接下气，始终没有能够在中国完成政治思想上的大一统格局，世俗权力还没有膨胀到对学术活动进行挤压以至窒息其活力的程度。蒋介石并非吃斋的善人，但他难以使出封建君王的威风，抓“七君子”，杜威、罗素就要站出来抗议，他们代表的英美知识界就要敦促英美政府，迫使英美政府出面压蒋。西南联大时期，当局抓进步教授，美国驻昆明领馆可以让潘大逵等上了黑名单的教授去领馆避难，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客观上的有限政府统治，使得民间社会广泛存在，知识分子因此有独立生存的空间，可以天马行空，放言无忌，率性而为，从而给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术精英们留下了一片思想放飞的天空。因此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

被誉为“当今孔子”的知识界领袖胡适早在留学期间，就树立了献身中华学术的志向，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平生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我所择业也。”这可以说是胡适的内心独白，其人生的定位是充当“国人导师”，在中国文化上掀起一场革命，重塑中国文化。为了实现文化导师的梦想，胡适1917年回国时，曾经公开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明确表露了要在学术界大干一场的决心。但时代的风雨吹打着他的书斋，使他从中探出头来，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一生笃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服膺英美式国家制度，始终不渝地坚持维护人权、自由、民主，是现代中国最具诠释力的自由主义代言人，被奉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宗师和灵魂。当国民党当局施政抵触这些理念时，他常常予以激烈批评。他以讲学、撰文和办刊物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一九五四年蒋介石推荐胡为总统候选人，胡当即拒绝，据台湾中央日报报导，胡声明“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1958年，胡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就职典礼讲话，称赞胡“个人之高尚品德”。胡随即当众当面反驳蒋介石，说“总统刚才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只能管学术，管不到品德，“我们学术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应作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蒋介石虽面有愠色，并未发火。傅斯年是当年敢说话的又一个著名学者，这位天才纵横的学林霸才，以一人之身扮演多种社会角色，时而是才气横溢的名牌学者，时而是慷慨激昂的政论家，既是学术机构的主持者，又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不畏权贵，正气浩然，有“傅大炮”之名号，炮口所向，皇亲国戚在所不避。四十年代，蒋介石姻亲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劣迹昭著，傅撰文猛烈抨击，迫孔去职。蒋请傅吃饭，要求傅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员，傅断然拒绝。蒋任命另一姻亲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宋开始腐败后，傅又为文疾呼“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也终于下台。到台湾后，傅斯年依然是浑身傲气，“在台湾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在蒋介石面前敢于跷着二郎腿大言炎炎”，台湾学者如是说。法学教授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被蒋介石打断，张愤然退场。国民党当局将下次开会车马费送上门，张说“无政可参”，原费退回。这些学人浓烈郁结的救世热情，弥漫全身的忧患意识，鞭辟入里的社会批判，傲视权贵的铮铮风骨，起衰振微的补天情结，构成了近代中国士林风尚的显著特色。

即便在学术上，知识界的精英也发出了不容世俗权利染指，要求摆脱世俗政治的羁绊，在“形而上”的理想王国中构筑自己的名山大业的呼声。冯友兰在《南渡集》中曾写过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抒发为学术争自由的心志。他是极赞成学术独立的，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干涉。在西南联大一次哲学系的大会上，汤用彤和金岳霖先生曾经放言大骂以学问为进身阶梯的文人。贺麟在1941年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可以说，学者们更向往的是在学术天地中有所作为，但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救亡图存压到一切的时代，一个新旧文化交替转换的时代，一个政治强权压迫一切的时代，在思想分歧决定政治是非，政治亲疏淹没真理界限的年代，思想学术很难有他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追求真理的品格。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无法超越政治的阴影而在心理上取得无羁无束的心态，从而能够服膺他们心爱的学术文化和思想真理。整个中国的学术舞台上很难走出一个完全独立的天马行空的文化之鹰，完成自己的独立表演，作出自己纯粹的学术贡献。这就决定了他们“为学问而学问”的文化选择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在他们的生命周期里，大多数人因为前后截然不同的行藏而变得面目全非，有的用学术逢迎政治，有的巧于宦术，有的人格分裂……但陈寅恪却从未低下高昂的头颅，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壁立千仞、傲然独立，恪守人文道德底线的伟岸范本。如果我们把顾颉刚、贺麟、陈垣、杨树达等学术地位与陈寅恪相当的学者进行对比，考察旧中国学人的人生价值趋向和一生行藏，会给人带来很多的深思。

胡适始终对政治保持“不感兴趣的兴趣”，始终不能忘情于政治，既要优游学林，又要谋求事功，可谓吴宓自诩的“二马之喻”，用两足驾御二马在茫茫人生古道上奔驰，气力不继，握缰不紧，则受车裂之祸。胡适还算是个出世入世都比较成功的学者，他除了出任学术界的各种领导职务以外，还曾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最后越陷越深，直至不能自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几乎上演了胡适当选总统的一场政治游戏，完全投入政治的怀抱，一直受到当时两大政治对立阵营的误解、曲读和防范。在共产党宣布的战犯名单中，他是其中少有的几个学者之一。在台湾他也是不受当政者喜欢的人，曾被蒋氏父子不点名指责为“共匪的帮凶”。可以说，胡适有生之年是在热热闹闹中度过的，他一生扮演了众多迥然不同的角色，集史学家、考证学者、外交官、文化领袖以及万目注视下的公众人物等等于一身，还有大陆“批胡运动”贴在胡适身上的诸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等标签，所有这些“美名”或者“恶谥”，有些是他自觉有意为之的，有些是在半推半就情况下接受的，还有一些是他断然拒绝而别人恶意为之画的脸谱。不管怎么说，这些美名或者恶谥反映了胡适人生的纷乱复杂，简直有“千面观音”的形象。自然，他所宣称的“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成为水中的月亮，他所追求的学术自由部分地落空，由此可见书生入世风雨多。社会上的多重角色使他失去了学者那宁静致远的心态，当50年代的陈寅恪正著书立说处于学术青春的高峰时，胡适似乎已经江郎才尽，计划要写的“几部大书”到死也没有完成。

顾颉刚也是追求学术独立的纯粹学人。1926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中也反对把学问庸俗化，追求“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事实，我们愿意做的是研究；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机关改做教育的宣讲所，也不要把自己造成‘劝人为善’的老道士。”顾颉刚由此得出结论“学问必须脱离了应用的束缚才可望自由的发展，这是我信仰的第一义。”这与陈寅恪一生追求的“独立之思想”有着相同的底蕴。而且他也有着与陈寅恪同样的雄心，一种以文化的传承为己任的自觉意识：“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烛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但是学者毕竟生活在世俗政治中，在强大的政治话语充斥天地之间，思想者独立遨游的思想净土是不存在的。学者气息极为浓厚的顾颉刚在世俗社会很难坚守自己的底线。民国时期，政治家需要他来作为王朝的点缀，军政大员需要他来提高自己的品位，社会名流需要他来相互标榜，满身铜臭的巨商大贾需要他去掉俗气。顾颉刚就这样在生活中被迎来送往，忙个不停。建国后的顾颉刚更是生活在政治的阴影之下，在批判的声浪中度过了余生。

我们再看与陈寅恪学术成就齐名的陈垣。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17通，陈寅恪的信19通，可见交往的频繁。尤其是陈寅恪，他对陈垣的治学套路、治学成就至为心折，多次在信中称陈垣为“陈大师”。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由此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厚密切。如果说陈垣在建国前甘于寂寞，不问政治，潜心治学的话，那么建国后，陈垣从语言到形象都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老学者的话也许是发自心头之语。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但转变后的陈垣，他的学术青春也走到了尽头，原来文思泉涌新义迭见的史学大师消失了，他留给后人的多是这样一些应景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当然，建国前二陈之间那种亲密无间从容论学的朋友关系也走到了尽头。

贺麟1902年出生，比陈寅恪小10岁。作为堂堂的留美博士，贺麟无疑是兼通中西的名牌学者，一生醉心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深受西学熏陶的贺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学术追求，他所设想和追求的是：“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有几分书生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麟同样面临着菲薄自己所安身立命的东西的遭遇，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来重新接受新时代所赋予的内容，他曾经为之痛苦，而且不能自拔。他的一位同事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一个人轻易否定某个东西，那是因为他没有深刻理解它。贺麟的同事是不会理解他当时那种难以割舍的痛苦心情的。好在贺麟没有继续痛苦下去，他很快和新时代保持同样的脚步，进入正常的生活轨道。他到江西泰和参加了半年土改，1951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在随后到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他拿起了批判的刀枪，写了《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向胡适猛烈开火，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对古文字训诂学有精深的研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是出类拔萃的，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陈寅恪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至为心折，引为同道，两次为他的著作作序，深情地誉杨先生为“汉圣”。一旦阴霾尽扫，河清海晏，国家将会把杨先生这样的语言文字学家尊礼为“国老儒宗”，请他们到京师太学中去“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推崇之高是少见的。杨树达是个纯粹的书斋学人，对政治社会人情世故可谓一窍不通，但是凭借着深厚的专业功底和超常的学术能力，象牙塔中的杨树达依然生活得很好。1948年杨树达荣膺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1949年9月，杨树达感叹自己“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但杨树达在学术上却经常遇到令他尴尬的事，尤其让他想不通的是，在建国前，有多少出版商争着为他出版他的学术成果，到了建国后，他的成果却失去了往日的尊荣，出版问世遇到了重重阻碍。首先需要由科学院来审查把关，而且在出版前都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嘱编译局出版云。”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忿忿不平地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为自己著作的出版竟然向毛泽东写信，而且不怕得罪人，也只有杨树达能干出来。对古文奇字慧眼如灯的杨树达在这方面就如同进入迷雾之中，永远也搞不清其中的玄机，使他的学术自尊心大受挫伤。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在新形势下的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www.daowen.com)

与上述学术大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左右摇摆不同，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学术”，作为一个文化过度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浑身上下凝聚着传统文化塑造下的士人经常显现的铮铮风骨，同时也流淌着对西方自由思想潜在追求的血液，从而形成了他那特立独行的精神世界和骨肉丰满的完善人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准确地表达着陈寅恪一生的价值认定。这种价值认定支配了他的一生行藏，使他始终坚持了清醒的知识分子立场。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与其他放言高论的学者相比，陈寅恪除了在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有过激烈言论外，其外在形象基本上象牙塔中人，从来不谈政治，“有人提到总要被拦回”，一派莫谈国事与世无争的儒者形象，很少有出格的言行，使陈寅恪成为一个学术影响大而社会影响小的神秘人物，一条在学术界既能呼风唤雨却又若隐若现见首不见尾的神龙。但进入新时代之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全盘国家化，官方力量渗透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胞，民间社会在中国彻底消失，世俗权力向精神世界的扩张越来越猛烈，政治开始凌驾于学术之上，学术失落的现象陡然凸显，并且愈演愈烈。陈寅恪开始表示自己的不满，这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尚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这些诗有些是现实政治的不满，更多的是对学术界一些人物在世俗权力面前的失态而进行的道德画像。如陈垣、汤用彤、金岳霖、朱光潜、罗常培、顾颉刚、贺麟等在学术界享有鼎鼎大名的重量级学者也都加入了批判胡适的大合唱中。这些人从年龄上说，都可归于“白头学究”之列。此情此景，在陈寅恪看来，简直是对学术自由的亵渎和背叛。尤其是顾颉刚与胡适的历史渊源，凡是从旧学术界过来的人都清楚，但是顾为了开脱自己与胡适的关系，不得不在批胡运动中表现得更加卖力，无疑是令人心寒的背叛师门之举，使陈寅恪心头寒意大起，并写下了“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的诗句。

作为一个旁观者，陈寅恪吟诗讥讽他以前的老朋友。当世俗政治侵染他所恪守的精神家园时，陈寅恪为争取学术自由的抗争就出人意料的激烈和义无返顾。他曾经多次明确表达了“义不能辱”，不止一次作过抗争。这突出表现在1954年拒绝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一事上，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明确提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用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这些言论不但在当时，即便在现今也是骇人听闻的，让人悚然动容。当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受到攻击和大规模高强度的批判时，他的反应是立即退休，告别讲坛，结束传薪生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陈寅恪之谓也。

在知人论世上，陈寅恪也把是否涉足政治作为品评人物的标准，他曾经对曾昭抡出任高教部副部长一事大为惋惜，说“这个人可惜掉了，他在美国留学时，成绩很好，可以有成就，可是就想做官，他的学问和事业也就完了。”曾昭抡其实已经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学者，在1948年就成为数理组的院士。不只曾昭抡受到陈寅恪的非议，原来的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如陈垣等人也受到抨击，说他们是“巧宦”。当他的门下弟子违背师门家法时，陈寅恪马上把他们逐出师门，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

陈寅恪如此做派，不是与旧政权藕断丝连而拒绝与新政权合作，如果把陈寅恪的举动与政治倾向纠缠在一起，那不是无知，就是对陈寅恪精神世界的侮辱。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各级领导对陈寅恪一直是优礼有加，即便是陈寅恪作出拒绝北上就职的出格举动，北京也没有对他关上大门，仍然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敬重，如果我们把陈寅恪与同时代的周鲠生、顾颉刚、余嘉锡、叶企孙等人的遭遇相比，应该说，至少在建国初期，陈寅恪的境况是比较优越的。尤其是在广东的领导人陶铸，更是曾力排众议，始终给陈寅恪以知识分子难以奢望的特殊待遇。况且在鼎革之初，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中国很快消除了旧中国那种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初现国泰民安的治局，显示了一代共产党人高超的执政水平。这些足以使陈寅恪对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产生一定的期待，因而谈不上与共产党之间存在任何“家国之恨”。而只是明确表达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除了妙手著文章以外，还要铁肩担道义，还要为学术争自由，为学术争生存的空间，义不容辞。

那么，陈寅恪保持壁立千仞的精神动力何在呢？陈寅恪和曾与他在清华国学院共事过的王国维一样，是个坚持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的守旧派，坚守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王国维之死在陈寅恪、吴宓等人心中引起强烈震动和共鸣，吴宓曾经在王国维灵前自誓：“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涊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当校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冥鉴之。”陈寅恪则发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呼声，并且终生恪守，素志不移。其实在传统社会中，受到强权政治扶植下的正统文化对其它异端文化的绞杀同样酷烈，被绞杀的对象也同样发出不平之声。黄宗羲，一个在气节上与顾炎武不能相提并论的思想者，也发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符：“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离经畔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芽白苇之归耳。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使为海若者，沃然自喜，曰：‘咨尔诸水，寻源而来，不有缓急平险，清浊远近之殊乎？不可谓尽吾之族类也，盍各返尔故处？’如是则不待尾闾之浅，而蓬莱有清浅之患矣。今之好同恶异者，何以异是。”黄宗羲的话所揭示的真谛人人都能领会。

传统文化熏陶下所凝聚的风骨气节都积淀在陈寅恪等旧时代文人的心头，当遇到与其发生抵牾的精神异物时，就会产生强大的排斥力。这是线装书的功效；同时多少年的洋墨水经历也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并熏染着他们的言行，凡是读过线装书同时又喝过洋墨水的学者，他们既能捧起古书，大讲传统文化的精义，又能比较自然地喊出带有西方民主自由色彩的字眼。在那个年代，即便是最保守如林琴南氏也握笔翻译出上千万字的西方小说，即便是最急进如陈序经氏也终生不失传统学人本色，可以说成长于中西文化交会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既有士大夫传统中的某些东西，最看重精神的生存，讲气节、重名誉，“朝闻道，夕可死”，乐道、守道乃至卫道就成为他们的自然选择。当然也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熏染下的某些品格，二者融合贯通，并行不悖，并不矛盾。五十年代以来，陈寅恪不为政治压力所动，除了西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支撑着，士的传统中的某些东西更能支撑着他在时局剧变时的立场守持。正因为如此，所以陈寅恪在世人眼里一直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老古董。

陈寅恪先生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在为人处事、为学为文，特别是时势变迁、道德混杂之时，能以极清醒的判断，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绝不以享受欢乐，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宠辱不惊，淡泊自持，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1961年吴宓先生长途跋涉来到羊城探访陈寅恪，连续几天的倾心交谈，使他对陈寅恪的内心世界有一个准确的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陈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虽寥寥数语，却形象描摹了陈寅恪的处世态度以及生活状态。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意味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