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变是研究“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着手开辟魏晋至隋唐研究领域，从国际东方学领域转到史学领域，时间段应从转到大学部授课时开始算起，他以史学大家的身份现世，成为众多历史研究名家中的“龙头老大”，稳坐民国史坛的第一把交椅。西南联大时的历史系教授姚从吾曾言道：“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赢得了“教授之教授”的声誉。陈寅恪之所以在中国史学界赢得“教授之教授”的声誉，在于他有着别人难以望其颈背的三个条件：一是拥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语言文字功夫，能运用多种文字治学；二是由于文字功底深博，使他能够使用多种语言来占有更多更新的史料；三是他既掌握了朴学的治学神韵，又接触了西洋语言考证学派以及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合中西考证于一炉，既受惠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也得益于西方学术的演绎推理，不据守成例，不拘泥穿凿，左右逢源，融会贯通。

国学研究院结束以后，陈寅恪在大学部教书，任中文、历史两系的合聘教授。教学对象变了，他的课程也有所调整，不再是面目陌生的欧美东方学，在中文系开设“佛经翻译文学”、“世说新语研究”“文学专家研究”等课程；在历史系开设“魏晋南北朝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但仍对东方学领域难以忘情，唐代文史以及隋唐的塞外与西北的交通等内容仍是他讲授的重点科目，内容比较专门，不少课程是开辟史学研究的新材料，如“唐代西北石刻”、“蒙古源流研究”、高僧传研究”。授课难度与在国学研究院相比，相应有所降低，但学生仍然不能适应，因为他讲课总是旁征博引，思路活泼，跳跃性比较大，一会是唐朝的史实，一会是晋朝的典故，一会是清朝的例证，常常使史学知识储备不丰的学子跟不上思路，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尤其是他讲课喜欢引用外文专籍，意在开阔学生视野。凡是西洋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有所发明的，他都不惮其烦，一一加以引用，一会德语，一会法语，一会是英语，学生更是难以听懂不知所云，连做笔记都不可能了，只在学生脑海里留下了一鳞半爪的记忆。1934年清华文学院院长蒋廷黻在评价历史系三年来的授课情况时说：“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今年继续更改，现分二级，第一级有晋南北朝史及隋唐史，第二级有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及隋唐史专门研究。第一级之两门系普通断代史性质，以整个一个时代为对象；第二级之两门系专业性质，以图引导学生用新史料或新方法来修改或补充旧史。”由此可以断言，他的课程调整从1934年开始幅度较大，从他的研究成果来看，1934年以前，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不多，其研究成果仍是有关佛教的居多，有关西夏学、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从1934年以后他的历史教学才成为重头戏。

陈寅恪授徒有明确的思路，勤于指点治学途径。在开课之初，总是先把需要参考的史料向学生讲个清楚明白，指点书山途径，然后再讲研究方法，指点治史法门，最后才讲授专题。这种授课方法是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的，使学生在问学之初，对本门学科有鸟瞰式的了解。如1932年讲授“晋至唐文化史”时，首先说明本课讲论此时期民族精神生活与社会影响诸问题。只讲条件，不轻言因果。并指出研究文化史的通病是：旧派失之滞，只堆材料，而无解释，不能使人们了解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喜欢用西方的结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生搬硬套，故作高深，实际上不着边际，与事实相去甚远。研究历史要从原书的具体史实出发，经过认真仔细的研究，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所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对一个学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古人的言论和行事，古人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话很有道理。言，如诗文等，研究其为什么发此言，与当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如清谈为什么发生，与当时社会有何关系等。事，即行，行动，研究其行动与当时制度的关系。《通典》、《大唐六典》、《唐律疏义》皆讲制度组织方面，现在要研究其制度的施行，研究制度对当时行动的影响，和当时人行动对于制度的影响。研究某种行动为何发生，如结婚必与民法有关，杀人必与刑法有关。（陈寅恪指出注意研究制度的实际施行情况，因为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现实的东西。研究制度史不能只看条文，必须考察条文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

开列参考书目，指明读书次第。“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识。今日坊间教科书，以夏曾佑《中学历史教科书》列入大学丛书为最好。……其余大学课本，也可参考，看了也可引起对一些问题的注意，但不能作为依据。有些课本内容，展转抄来，涉及的范围也很有限……所以说课本只可供参考，不足为依据”，上述是陈寅恪所说的最低限度必读书，这些书上课不讲，但考试要考。由此可见，陈寅恪对当时的大学历史课本是很不满意的，不值得在大学讲堂讲授。下面陈寅恪开始开列研究历史应下力气读的书，“政治史部分要看《资治通鉴》，今人每好看《通鉴纪事本末》，以为此书有合于西洋科学方法，而不看通鉴，这实在错误。”接着以精湛的史识比较了两书的关系，指明通鉴纪事本末不能做依据，只能作为读资治通鉴的参考。“典章制度部分要看《通典》，天宝以后的通典没有，可用两《唐书》的志补充。通典不仅抄辑，它有考证，是一部著作，比《文献统考》等书高得多。通典的价值在于对宋事的批评。再早的材料，也不过抄通典通鉴及正史。进一步学习，可阅《晋书》、《南北史》、《新唐书》。进行广泛的研究，除上列书外，再加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书、《旧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以及诗文集、笔记，如《全唐诗》、《全唐文》。”以上所列的参考书都属旧材料。“新材料将在讲授涉及时提出。历史的新材料，上古部分如甲骨、铜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在这里陈寅恪特意指出，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谆谆告戒学生注意。其实由于他的深厚功力，他本人就是一个善于对旧材料进行新解释的大师，能够从旧材料里发现新问题，勾沉索隐，发前人之未发）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方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方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否则就有不知所云之感。陈寅恪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他说“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宜的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而今日出版的许多课本，多不能利用新材料，有的用了也往往出错。再看日本，其中虽有好坏，然而大都皆能引用新材料”结合运用新旧材料，做到“以故释新，以新证故，用补阙疑，而证谬误”。

陈寅恪注重史料的搜集，他的史料眼光独到博大，视野开阔，取资闳博，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曾经在文章中对治史学者都比较忌讳利用的伪材料也强调加以利用：“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在陈寅恪的眼中，死材料可以变成活材料，伪材料可以变成真材料，废弃之故物可以变成今日之珍存。

李涵详细记录了陈寅恪在1944年的授课笔记，给我们了解大师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教学思想都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材料。从笔记内容来看，陈寅恪开列的书目更为庞大，一口气为学生开列了13门类的材料，要通读《新唐书》、《旧唐书》、《全唐文》、《全唐诗》、《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唐律疏议》、《唐大诏令集》、《长安志》以及敦煌石室中之俗文学材料、碑刻材料、有关佛教之材料日本文献及社会风俗等，并且每一种材料都列举了与其相互参证的材料，如读《新唐书》时，要参考王先谦和唐景崇分别著的《唐书注释》、《资治通鉴》以及沈炳震的《新旧唐书合抄》和北宋宋敏求的《唐大诏令集》。这些参考资料内容包罗万象，诗歌、小说、传奇、律书、金石、碑刻、佛经、家谱、外国文献等，都可归入史料，卷轶浩繁，汗牛充栋，要真正读通，可不是容易的事。小说、传奇一般不是史家注意的材料，但陈寅恪认为它们也是有用的材料，虽不具有个性真实，但具有通性真实，依然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为人们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篡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译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证妄之失矣。”唐代石刻研究是清代的显学，作为治史的佳材也进入陈寅恪的视野，他对石刻与史传的关系有着精当的认识。在为杨树达的著作所作序文中说：“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强调石刻的价值在于可补史乘之缺失，利用石刻可在治史中得到更可靠的佐证。“墓志铭很重要，即使是妇女的或非名人的，亦可作为参考。”但他在课堂上告诫门人说，《和林金石录》中有《突厥阙特勤碑》，《九姓回纥可汗纪功碑》。西藏有《唐蕃会盟碑》。许多碑文都是用藏文、回纥等文写的，如无专门的语言学造诣，不小心很容易出错，用此类史料必须十分谨慎。他本人愿开风气不为师，应以十分客观和谨慎的态度对待别人探讨之成果。做考据须有专门修养，不可任意为之。日本的社会生活具有唐朝遗风，研究唐代史可以引用日本文献来考察唐代社会，如从日本的茶道中就可推知唐代吃茶的遗风；研究礼法、佛教，应注意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陈寅恪的史学之所以能成为不易之论，斐然可观，与其对史料的博约慎取有很大关系。

同时陈寅恪以深厚的功力对每一种治史资料的出处、优点、缺陷及其来龙去脉、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等，都进行了精当的评点和勾勒，详细而又具体。如对《新唐书》与《旧唐书》的评点是：“以《新唐书》为主要参考书，此书有缺漏处，可参看《旧唐书》。近人王先谦及唐景崇先生分别著有《唐书注释》。如《魏郑公谏录》附有魏征传注，即采自《新唐书》的注释。但王氏的传注材料有许多出自其门人之手，颇多错误，王以年老亦无暇顾及。唐景崇曾参加《清史稿》的编写，亦颇致力于唐史，后材料由门人代为收集，晚年校订时多自批“不可用”；其中年所注，仅本纪与部分传记而已。古人的意见并不重要，而材料之收集颇重要。《新唐书》的本纪很简单，年月大事表则宜参看《资治通鉴》。沈炳震有新旧唐书和钞，将二书合并，实则二书各有其个性，非合并所可代替的。”这些对材料的精辟诠释，对治唐史的学生来说，无疑起到书海指径的作用，对初学者帮助极大，可谓是金针度人的名师。

由于陈寅恪具有深厚的学养和广博的治史工具，别人不能用或不敢用的材料，他能够去伪存真，反复辨正，融会贯通，成为治史佳材，在观念和方法上大大扩充了材料的使用范围。并透过史料的精当剖析，给研究历史的学生提供用功的途径。这是他授课艺术的第一层境界，这一层境界经过艰苦的努力，也许有人能够达到；然而他更注意史观的阐发，即透过纷纭错杂的历史材料，通过精密的分析判断，追根问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探求历史的真相，得出令后人难以撼动的论断，这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制高点。建国后史学界流行的顺口溜“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史观寅恪老，史法援庵公。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可为确证。

他讲课也是先从史料入手，对每一个小题目都用狮子搏兔之力，对每一事之疑，一字之不妥，都不肯轻易放过，旁征博引，层层辨析，反复进行知识点的轰炸，各种史料信手拈来，显示了史料的淹博。这可能是当时名师一惯的授课风格。如顾颉刚讲授“尚书研究”课程时，一字一句地讲，反复发挥，一年时间只讲了一篇《尧典》。又如马叙伦讲授《庄子》，一年只讲一个《天下篇》，弄得人家都称他为“马天下”，讲庄子中的“齐物论”，常常一年也讲不完。这种授课风格反映了这些学界泰斗知识的广博。同时陈寅恪讲课都从小题目入手，从大处着眼，既能见其小，又能见其大，小题目能做出大文章，四两拨千斤，从小题目引申推导到时代之兴废、制度之因革、社会之交流、史事之隐约，能发能收，收放自如，在深细和广博上结合完美，左右逢源，显示了他深厚的考据功力和广博的学术视野。如他在讲《长恨歌》时，首先讲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从这个题目入手，而引出李唐皇室不讲礼法，具有胡族之风的事实，并进而说明唐代的婚俗，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令他的门人弟子敬佩的是陈寅恪有一双治史的眼睛，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一般人容易过目滑过的史料，他能化臭腐为神奇，从人人都能见到的史料中生发出新奇而又合理的解释，使人如同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拍案叫绝，让学生产生“我们怎么没有想到”的感觉。周一良对陈寅恪的课由衷地佩服，他曾经把陈寅恪与洪业的讲课进行了对比：“陈先生的讲课和北大、燕京两校老师确实不同，各有千秋。但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们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今天我回忆，当时想法有两点。一是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联想洪先生五个W（洪先生所说的五个W是指Who、When、Where、What、How，掌握了五个W，就掌握了历史）之说，就觉得缺第六个更大的W即Why，未免有不足之感了。当时另一点想法是，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如从《太平广记》“东城父老传”中记载的“近者老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一段材料中，考证出唐中叶以后兵士衣服皂色问题。同时，由于陈寅恪精于史料，对一些用春秋笔法写成的史实，包括隐笔、曲笔，常能既见其表，又见其里，一针见血地廓清笼罩在史实上的迷雾，发现历史真相，重现历史场景，也就是能发千秋之秘，替古人发皇心曲，代下注脚，有秉烛探幽的感觉，这是一般史家所做不到的。(www.daowen.com)

陈寅恪治学从来不逐队随人，甘为牛后。反映在授课上，就有“三不讲”之说。1932年9月卞伯耕曾选修陈寅恪的晋至唐史课（10月根据学校安排，本课程划为两部分，上半年上“晋南北朝史”，下半年上“隋唐史”），卞先生做了详细笔记，是原汁原味的讲课记录，下面我们摘录一部分，借此窥探陈寅恪的讲课风貌：“本课程属通史性质，也不能全讲。如果各方面都讲一点则类似高中性质，不宜于大学。每星期二小时，在听者或嫌其少，在讲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一）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没有研究过的，要讲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和见解（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这些，都见于记载，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说一遍。（二）有些问题确是值得讲，但一时材料缺乏，也不能讲。（三）以前已经讲过的也不愿意再重复。有这些原因，所以可讲的就更少了。现在准备讲的是有新见解新解释的”。可以说这是陈寅恪毕生授课的一贯风格，他的授课内容都出自自己的研究成果。要求很高，所有结论必须经过他的精审核定，才传授给学生，实际上是带领学生一起研究，共同进入历史学的殿堂。他认为讲课必须有新意，就是力求每一堂课都有新的发明创造，使学生每听一堂课就有听一堂课的益处，才不算白讲，才不算误人子弟。这是他一生授徒的风格，这种对他自己的严格要求，源自于他内心世界对文化传薪事业的无比珍重。因此他特别注重上课前的准备工作，每次备课都另起炉灶，付出极大的精力，精心准备史料，广泛搜求，探索隐曲，钩深致远，并运用丰富的治史工具加以校正斟别，熔铸以出，阐发新的见解，注重创见发明，从不抄袭他人成说，不人云亦云，使听者有所开悟，知所取裁，所以说他开的同一门课可以反复去听，每听一次都不一样。他的讲稿都写在活页纸的一面上，纸的另一面空着，以便随时修改或补充材料。可以说陈寅恪一生投入在备课上的时间最多，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1946年以后，陈寅恪不再开设佛经翻译文学课，与早岁求得的真经完全绝缘，主要原因是他双目失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翻检佛经，也找不到能为他做这项工作的助手，同时虽然他继续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方面发功用力，但却独具慧眼，开辟新的治史门径，运用深厚的诗词学养、卓越的史识和深邃的史家眼光，纵横驰骋文史两大领域，开新局面，实现了文史的融合和打通，融“文笔诗心”于一炉，成为最受人推重的史学方法发明，形成学术人生的第三个高峰。

陈寅恪在讲堂传授“诗史互证”，指点治史法门，依托的课程是“元白诗证史”和“唐代乐府”，这几门课一直持续到康乐园时期。所谓诗史互证，有两层意义，一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也就是运用广博丰厚的历史知识，对前人的诗文进行解读；二是把诗文作为治史的佳材，通过对诗文的解读，来探幽发微，考证史事，了解历史真相，使历史成为有血有肉生动传神的完整世界。为了说明唐诗的历史价值，陈寅恪在授课时讲解了唐诗兴盛发达的历史背景，谆谆告诫学生：“武则天注重进士科，那便不管是什么人，也不分地域，只要能做诗，做文章，尤其是诗，便可到洛阳考进士。门阀的制度被推翻，社会的关系也由此而扩大，因之唐诗便成为对于历史很重要的材料。清朝有糊名及誊写的制度。唐朝则不然。它是用通稿。这是很公开的。要投考之前，找一个能做诗的名人，把所有诗文著作给他看，给他评定。被托的人可以把他平时的成绩告诉考官。那些诗文叫做“行卷”。诗既然成为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也就不再是文人骚客寄情的雕虫小技，而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说唐诗的兴盛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到底哪些诗可以用来考证史事呢？是不是所有的诗都可以当作史料来对待？陈寅恪进一步解释说：“当时识字的人都做诗，但可分为“摹拟”与“创作”两种。与历史有关的诗，一定不是“摹拟”而是“创作”。但没有关系的诗，有时也有价值。唐诗七言的最多，因音乐有关。现在中亚细亚的人唱的多是七言。翻译的佛经，也是四句七言。可见七言对于饮食、起居、交际，都很有关系。宋朝的词话是先有词，然后望名生义，做出一个故事来，完全不可靠。唐诗纪事是比较可靠的，对于历史是有用的，但不够。那里面有些是有名的，有些是无名的。无名的也不能忽略，例如讲天气之作，虽没有历史价值，但若要研究当时气候与现在的不同时，便有用处了”。“唐诗为什么包括许多史料？一、因为高宗、武则天重词科、进士科。二、选取的人不限门第高低，阶层已扩大，诗中包括的史料，也就多了。”

唐诗作为一种潜在的史料，蕴涵着丰富的史料资源，唐诗的创作既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工具，读书人凭借诗名就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唐诗表现的领域也大为拓展，举凡当时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风土人情、社会百态以至个人的人生际遇、情感心态都有所折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心声，成为人们了解当时社会的窗口，有助于治史者感知当时社会的原始风貌。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说：“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对此陈寅恪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味。他说：“武曌的大改革，史里不大看得见，诗里比较看得出来。诗的好处是：一、纠正错误。二、说明真相。唐朝的诗对于避讳较少。例如韩愈被贬三次，史里对于他被贬的原因，说得很模糊，但在他途中寄王涯诗，可看出来。三、别备异说。唐诗很多是纪事的，有些是谣言，但民间传说，很多是事实。例如杨贵妃之死，史书与小说、诗，各有不同的说法，刘禹锡的《马嵬行》说她是吞金死的。此系当地居民口中传说的。此种记载可供考证。四、互相证发。五、增补缺漏。武宗以后的历史很多缺漏，唐诗可以增补缺漏。”

用诗来考证史事，陈寅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30年代开始，陈寅恪陆续发表他对中国古代诗歌、小说研究的成果，著有《元白诗笺证稿》等。他的《桃花源记旁征》、《秦妇吟校笺》、《读哀江南赋》、《论再生缘》等论文致力于以史释诗和以诗证史的考释，为国内外学者所称道，真正达到了与古人神交冥会，神理相接，为古人“发皇心曲，代下注脚”的程度。他认为元稹《新乐府》虽为唐诗的新创，但一题数意，且词意晦涩，不及白居易所作。白居易《新乐府》结构严谨，其体例为《毛诗》形式的发展。诗的排列先后总结了唐太宗以来的兴衰变化，针对时政而发，是讽谕诗的榜样。白居易用乐府古体诗改革六朝流行的宫体诗，成一代诗风，这与古文运动有同一的目的和方法。

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尚著有《柳如是别传》，凡70万言，详细笺释钱谦益和柳如是等人的诗文，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评价，并着重阐述明清之际的政治背景。这是他系统地运用以诗文证史的一部学术精品，也是他奉献给世人的最后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