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年少贵胄公子之时，陈寅恪就对明末清初“易堂九子”的人生行藏倾慕不已。明朝末年，正是朝代鼎革刀兵四起的纷乱之世，魏际瑞、魏禧、魏礼、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丘维屏、曾灿、彭任等九位学者抛开世间俗务，在江西宁都县翠微峰从容聚徒讲学，提倡古文实学，潜心学术，匡正世风，世称“易堂九子”。隋朝大儒王通（文中子）也曾在乾坤转移之际，婉言谢绝了隋朝权臣杨素劝其出山为宦的邀请，开门授徒于河汾之间，以著书立说传道解惑为人生之乐，门下弟子多达千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薛收、温大雅等唐初功臣皆出其门下，时称“河汾门下”。这些文化巨子在传承文化圣火，延续学术血脉、拯救中华文化方面，可谓厥功甚伟。授徒河汾一直是传统士人的人生理想。怀有“辛有之忧”的陈寅恪也有着追步先贤，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之情，怀抱着“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的人生理想，幻想有朝一日也能象先贤那样，避开纷扰不已的乱世，寻觅一方净土，坚守民间人师岗位，广招门徒，传播文化圣火。

陈寅恪的一生是在讲学授徒中度过的，其学术名山的构架也是在授徒过程中完成的。教坛布道与陈寅恪的人生志趣暗合。这位站立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的大学者，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以吞吐中西的胸襟气度和戛戛独造的胆识，开始了为中国文化立心的学术历程。与其他学人不同的是，传薪与布道对他来说如同一个铜板的两面，授课如同治学，治学如同授课，教学与研究密切配合，可谓独标一帜，别出一途，授课的过程也是他进行学术研究并把研究心得公之于众的过程，二者并驾齐驱，相通相济，水乳交融，不可分离。所以说通过对其授课特点的透视，也是了解其学术名山的一条路径。正如余英时把陈寅恪的学术轨迹划为三段一样，陈寅恪的授学特色也有三次大的调整，也可称之为三变。第一变是从事“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教学，时间段从1926年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开始，到国学研究院结束，再到他在大学历史系授课时，因已经开始了向中古史领域转移，这种课程数量逐渐削弱，已经不是他的重点科目，不过“佛经翻译文学”课一直延伸到1946年为止，他才不再开设。

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成绩卓著当时已经广为人知，陈寅恪和赵元任则属于潜在的大师，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代表性的著作还没有问世，也被校方延揽到校。他们4位都站在当时学术的最前沿，是真正的一线学人。任研究院讲师的先后有李济、马衡、林宰平，也都是一时的积学之士。王国维辞世、梁启超去职以后，陈寅恪建议校方聘请的导师是章太炎、罗振玉，也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可惜他们没有应聘。研究院的几位教授和讲师在普通演讲里讲授的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学问，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史、陈寅恪以比较语言学来证史、赵元任的描写语言学都是非常崭新而且精深的。客观地说，研究院的学生虽然根底深厚，但他们以前的知识结构与导师们的学问要想顺利衔接起来也绝非易事，尤其是陈寅恪与赵元任的学问属于新的领域，常使学生们感到听讲十分费力。

陈寅恪的学科指导范围广博，向学子们展示的是当时世界学术界最新的学术领域，是他多年海外苦读而获取的真经绝学，有着开阔的学术视野。他倾其所学，以女娲炼石补天的精神，力图在佛经、西北边疆民族语言文字及古籍和出土文物等学术领域播下火种，培养一批人才，在中国开辟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能在东方语言学学领域取得与西方学界对话乃至争衡竞胜的资格和能力，恢复中国学术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至少应与国际学术巨匠所引导的有关东方学的主流能够并驾齐驱，展示了陈寅恪心雄万丈的学术文化抱负。所以他所担任的专修学科与外国语言结合比较紧密，要求掌握的外语程度很高，如佛经译文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要求报考的学生懂四门外语，西人之东方学要求三门外语，而当时报考的学生中，除了国学有一定功底外，会两门以上外语的已是凤毛麟角，懂外语而又醉心国学的人更是难得，所以一方面研究院的学生对陈寅恪的学问敬佩有加，一方面却无人敢报考，出现了无人问津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悲哀。

研究院的制度是分科不分系，以教授个人为主，仿书院制度，期于在教授与学生的密切接触中使学生掌握治学方法，受导师的人格熏陶，短期内确有所获。研究院的章程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教授所担任指导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其最专精之科目，自由讲授。”“教授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从研究院的章程规定来看，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学业师承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导师讲授其平生专精之学，学员则承受导师学术衣钵，目的是培养他们的学术传人，也就是造就几十个未来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按照这种规定精神，与陈寅恪有学术渊源并能传其衣钵的学子可谓少而又少，应该说此时陈寅恪门下荒凉。(www.daowen.com)

幸好陈寅恪还担任普通演讲课程，如“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梵文”等。这类课程按照研究院的规定，凡是研究院的学生，必须全部到场听授，所以不少学生选修了陈寅恪的课程。即便如此，也正因为他太预流世界学术的原因，他的一身绝学对学子们来说是绝对是一个仰视的世界，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那么深奥，能够心领神会的人寥寥无几。研究院的学生蓝孟博对陈寅恪的课曾作如是评价：“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扣其意方始完全了解。”姜亮夫也有同感，他坦然承认陈先生的课也听不懂，他硬着头皮坚持听下去，能记尽量记，课后再与其他人相互对笔记，相互交流补充。即使如此用功，陈寅恪的课他只能听懂三分之一。陈寅恪开的“佛经翻译文学”课，需要学生具备深厚的梵文功底才能听懂，可大多数学生对梵文一窍不通，所以即便最用功的学生，最后也只得到了一点求法翻经的常识，再深一层的了解和掌握几乎没有人能达到，更不用提有所造就了。所以说陈寅恪的学问可以说曲高和寡，难得解人，大多数学生对陈氏的学问敬佩不已，但又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无不视为畏途。好多学生为此感喟不已，都有不配作他的学生的感觉。姜亮夫为此就很苦恼，一方面觉着陈寅恪的学问太大，想师从于他，一方面又难以适应。姜亮夫坦言，他自己是以旧的为基础，对新的略有所知的“半掉子”。他曾对章炳麟的高足黄侃（季刚）教授诉说了自己的苦恼：“我自己的根底太差了，跟陈寅恪先生无法比！”黄侃劝他说：“这话你也不必这样讲，我们过去的古人，谁又能够懂八九国的语言呢？他们难道没有成绩吗？王念孙虽然一样外文不懂，难道他不是一个大学者吗？难道他没有成绩吗？所以学问的问题，只问你钻研不钻研，钻研总是有路子，你不钻研就什么路子都没有，各人要根据各人情况来钻研。”姜亮夫的情况可能很有代表性，所以，学生们以王国维和梁启超为导师的居多。陈寅恪登堂入室的嫡传弟子不多，能够有能力承传其衣钵绝学的人更是难得。研究院的学生中学术境界达到或超过导师的大概还没有，这不能不说是必然的。但是，从游于大师或一线学者门下，即便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其所指示的路径，至少打开了视野，能明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在题目的选择和方法上得到启迪，也是很值得的。叶企孙解放后有一次和人说起老清华办学成功的经验，他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毋滥。绳之以国学研究院的经验，经费充裕是一个前提条件，自不必说，国学研究院最为突出的也许应该是礼聘大师，完全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依照学术研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办事。这当是老清华办学经验里最为宝贵的成分。

在授课方法上，四大导师各有特色。梁启超长年栖息于政学两界，长于演讲，口才极佳，讲课广征博引，口若悬河，感情奔放，引人入胜。加上名气很大，身边学生很多。他所开的课最受学生欢迎，他的学生周传儒先生回忆当时的教学情况说，梁启超“学识渊博，会通古今，贯穿百家，既汪洋如千顷之波，莫测其涯；又扼要勾玄，深入浅出，使人人可游溯，处处可有得”；“融会汉家治经治小学与欧洲治社会学、治历史学之方法，严正精审密不透风”。王国维拙于言辞，神气木然，言语之间学究味极浓，讲课不精彩生动，而且总是埋头讲书，从不抬头看人，更谈不上与学生进行课堂上的交流。但毕竟有许多学生的治学路子与其相同，所以跟随他治学的也不少。

陈寅恪授课具有和王国维相同的风格，上课专讲个人研究心得，没有浮言赘语，全都是学术浓度极高的精品，考据烦琐，分析细密，而且在讲书时常常双目微闭，边讲边用大脑紧张地思索，如果跟不上他的讲课思路，就会有东一言西一语的感觉，或者压根不知所云，授课平铺直叙，枯燥无味，加上学问高深，曲高和寡，使人昏昏欲睡。但学术境界毕竟有高有低，就学养功夫来说，王国维和陈寅恪的修行比梁启超深，对此梁启超从不讳言，曾谆谆劝告其门下弟子，“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称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盖门类过多，时间又少故也。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尤愿诸君向学亲师，勿失此机会也。”此时陈寅恪的绝学刚开始亮相，梁启超就对其治学方法产生了共鸣：“与其大而难成，孰若其小而能精。例如陈先生寅恪所示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之类，此种题目虽小，但对于内容非完全了解，将其各种隐僻材料，搜捡靡遗，故不易下手也。”梁启超的学问博而不深，伤于芜杂。所以有人说他是蒙师，能够给人指点治学路径；但不是导师，不能带领学生深入堂奥，挖掘学术宝藏。

清华国学院时期，陈寅恪所开设的课程没有起到撒播学术种子的作用，国学院的学生们没有“闻风景从”，流被不广，虽然他所传授的绝学是世界学术的热门话题，但毕竟不是中国学术界的“显学”，难以引起学子们的瞩目。不管怎么说，陈寅恪起到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用，开阔了学术界的视野，破除了抱残守缺的旧习，开辟了新的治学领域。而且国学研究院培养了大批学术精英，造就了许多日后在学术界相当活跃的名家，出现了集群式的学术星群，得人之盛是其它育才机构所难望其项背的。国学研究院人才辈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本身素质好。“玉不琢，不成器”，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中以服务教育界及学有根底者居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尚不足一半，不少人在入学前已有著作问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青年学者，所以能够很快进入状态，加以名师点拨，很快便脱颖而出。清华国学研究院人才辈出的第二个原因是校方眼光很高，慧眼识英才，物色到一批货真价实的大师或一线学人，为清华人文学科开了一个好头。讨论老清华的人文学术史的人一般都是从清华国学研究院谈起的。这当然是很对的。在1925年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前，清华的人文学术研究大体是零星的、浅陋的，在学术界不占什么重要位置。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才第一次真正地给清华带来学术上的声誉，树立了清华作为学术重镇之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