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陈寅恪在康乐园的生活并不总是洒满阳光，而是夹杂着丝丝寒流。1949年，随着天安门广场礼炮的轰鸣，古老的中国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造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并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成为文化战线的主旋律，这种改造在学术重镇北京从1949年就开始了，从旧时代过来的人，尤其是与旧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曾当过“蒋介石王朝的点缀品”的学者名流，或者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渊源较深的海归派学者，无不惴惴不安，忧心重重，精神无所归依，大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

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一度想遁入空门。名气很大的沈从文当时正在北大教书，当他得知自己被郭沫若圈定为粉红色的作家后，精神大受刺激，很快就得了精神分裂症，老觉着有人想害他，整天疑神疑鬼，最后想以自杀方式求得精神解脱，先是触电，后又用保险刀片割手腕和脖子上的血管，弄得鲜血淋漓。与此同时，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开始了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省过去，表明态度。早在1949年11月，曾经极力主张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朱光潜，这位成就卓著的美学家睁开了布满困惑、惶恐和畏惧的眼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检讨》。1951年高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中，更多的学界名流加入了检讨立场，剖析自我的行列中：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11月10日）、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的《我要彻底改造我的思想》（11月11日）、北大中文系教授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路》（12月11日）、清华营建系主任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等文章都发表在《人民日报》，心灵深处的“原罪感”促使他们深刻剖析自己的灵魂，并把自己安身立命引以自豪的东西极力贬低，沈从文则在自我检查中自称自己是个五四以后的旧文人，“几十年写了几十本坏小说，在旧社会起过一定有害作用，对于促进新社会的产生，无丝毫贡献可言”，“过去在写作上我自以为是，犯过极严重错误，在新的工作中，总希望不再出乱子就好。”从而产生了补过赎罪的心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批判胡适运动以及对俞平伯的批判，使改造旧知识分子思想的行动逐步升级，气氛越来越浓。由于毛泽东对文史领域的驾轻就熟，史学界最先成为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者进行思想改造的突破口，旧时代史学界声名显赫的头面人物如顾颉刚、陈桓等人一个接一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表明心迹的同时，重点剖析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体系，表达了“与旧我诀别”的愿望。

令人可悲可叹的是，无论他们如何表白，他们的改造如同“夸父追日”，永远难以看到希望的曙光。即使如顾颉刚那样，不惜向给予他学术生命的恩师胡适猛烈开火，也得不到当时主流学术圈的认可。而他们身上浓重的传统文化气味，不但与新时代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而且时常遭人诟病。在旧时代使他们饮誉学林的煌煌大作在新时代被贬得一钱不值。除了这些有形无形的被轻慢、被归为异类、被打入另册的感觉之外，还要在各种政治学习活动中作深刻的检讨，忍受着政治火焰的炙烤。这无疑使他们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心灵磨难，顾颉刚在1952年7月9日的日记真实反映了这位大学者的内心世界：“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评时间，三也。”一句“刺激太甚”，道出了当时学人内心的真实感受；一句“无写作自我批评时间”，则又反映了这类传统学人对思想改造运动的真诚以及应付政治运动的笨拙。相比较而言，沈从文的应对似乎更加笨拙，据说50年他在“革大”学习班学习时，为了取得周围人的好感，竟然用手巾包包了一个茶壶，包了几个茶碗，特意带了点好茶叶，请革大的管理人员喝茶，结果被人训了一通，留下了让人欲说还休的辛酸故事。学习班结束后，曾让他到人民大学教书，他怕犯错误，不敢去；让他拿起笔来写小说，也不敢写。最后到到了历史博物馆，在午门楼上充当解说员。和以前的同行相比，如丁玲、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等当时声名显赫，出国飞来飞去，十分活跃，如同天上人；而当时的沈从文“天不亮就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沈从文的回忆似乎漫不经心，但我们今天读来，不禁为这个大教授的遭遇感到凄然。沈从文的遭遇绝非个案，比他声望和名气都隆的前朝院士余嘉锡就被赶出杏坛，只发工资的60%，在家闭门思过，晚景凄凉，很快去世。顾颉刚的弟子童书业当时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受运动刺激，精神病复发，整天上窜下跳，胡言乱语。这些学人的人生百态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在政治运动中的共相。

中山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陈寅恪作为旧史学的招牌，史料学派的领军人物，毫无疑问应是受冲击的对象。其实陈寅恪洞察世情，对自己的余生也不无忧心，他在1950年9月给吴宓的信中曾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岭大情形亦与蜀中相似，弟教书生活恐只有一年矣。现已将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约十六万字十一月底出版。当寄呈一部求教，并作为纪念。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版之机会也……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己，自不待言矣。”并附诗一首：“岭树遮楼暗碧宵，柳州今夕倍无憀。今瓯已缺云边月，银汉犹通海上潮。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魂销。人间自误佳期了，更有佳期莫怨遥。”在“人人过关”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中山大学的副校长陈序经被斗到流眼泪也不获通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也有人想朝陈寅恪下手。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学校有关领导的保护，陈寅恪似乎流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生活一直比较平静，虽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不过是生活中的小插曲而已。陈寅恪躲在小楼成一统，照旧著书论文，赏花听曲，生活恬静闲适而又从容。与焦头烂额的顾颉刚、沈从文等人相比，陈寅恪的景况无疑是神仙过的日子。但是物伤其类，唇亡齿寒，胡适、俞平伯都是陈寅恪的朋友，陈桓、顾颉刚是学术成就与陈寅恪相伯仲的大学者，对他们学术名山的否定就是对陈寅恪为之安身立命的东西的肆意践踏。顾颉刚、陈序经等人的被批，心灵为之受伤的不只是当事人，还有一批与与他们相同气类的知识分子，“在流泪的陈序经的身后，无疑站着流泪的陈寅恪、冼玉清等人。”

1958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神州鼎沸，举国如狂，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了狂热急噪失去理智的境地，与经济上的大跃进相呼应，哲学社会科学界也沸腾起来，以陈伯达关于“厚古薄今”的讲话为信号，史学界掀起了所谓的“史学革命”，其矛头所向，就是垄断中国史学界长达30余年，并产生了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顾颉刚、陈桓、傅斯年等光芒四射的大师巨子们的“清儒家法”——史料学派。五十年代在所谓“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史料学派的历史学家。一九五八年在全国高等院校开展的“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史料学派”。当时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六个大学的历史系学生给他们的老师写了许多大字报。这六所院校的学生集中批判的就是童书业、陈寅恪、岑仲勉、刘节、徐中舒等一流史学家。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还写过这样一首诗来讽刺他们的老师：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史观寅恪老，史法垣庵公。(www.daowen.com)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

当时占据主流学术圈优势地位的史学权威纷纷发表文章，遥相呼应，形成很大的声势。其中范文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的锋芒指向资产阶级学者，“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他们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段，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其实，他们所占据的地盘，不过是若干个夜郎国而已。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逐个占领夜郎国，使那些国王们失去依据，不得不接受改造。”字里行间流露出强势语言的霸气。6月11日，郭沫若以通信的方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厚今薄古》一文，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该文在全国级大报上第一次点了陈寅恪的名字，直接把陈寅恪送到了烈焰炙烤的火山口上：“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如果说郭沫若的这番话还带有三分客气的味道，由他所挑起的其它批判文章就口无遮拦肆无忌惮了。经历过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等历次文化批判运动，已经娴熟地掌握了批判操作程式的学术界开始了对陈寅恪的围攻。中山大学作为批判陈寅恪的主战场，大字报连篇累牍，明确提出不能把陈寅恪当成历史系的招牌，不能为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抬高声价，不能视为泰山北斗式的崇拜，认为“众口一词，说他能够精通十多国文字（包括死文字），津津乐道。但他究竟懂哪种外国语言，大家又数不出来，可见盲目崇拜之一斑”。有的大字报进一步认为即便是他真懂如此多的外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外国文字只是治史的工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也不是学问的大本大源”。其目的就是革除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对陈寅恪的迷信：“你看，陈寅老多吃香。”“只要有真本事，共产党也好，帝国主义者也好，都不得不一样尊敬我们”。

还有的大字报则直接批评陈寅恪的考据是如何烦琐无用。例如说陈寅恪考证杨贵妃美不美，唐朝的人喜欢的美是圆胖脸，杨贵妃的脸是圆的还是长的，她嫁给唐玄宗时是否是处女？如此挖空心思的考证，简直是比起居注还详细的皇宫生活纪实。还有的文章说陈寅恪在讲授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对文中的妓女花费了很大的工夫进行考证，俨然一部妓女春秋，以此来说明陈寅恪史学庸俗无用，格调低下，对陈寅恪内心世界引为自豪的东西进行诋毁和攻击，贬得一钱不值。其中陈寅恪的弟子金应熙也撰写文章向老师开火，对陈寅恪的伤害尤其大。季羡林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心情颇为沉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也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事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自己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在为了洗刷自己的灵魂，求得运动过关，不少学人不惜向过去的老师开刀的情况下，季羡林能作到这一步，实在不容易，显示了他厚重朴实的人生品格。“至于批到陈寅恪头上，我心里却不是味”这句话颇能说明批陈在知识分子心中所引起的震动和不安程度是如何强烈了。

经过连篇累牍的反复轰炸，陈寅恪的史学被搞得声名狼籍，成为伪科学，陈寅恪教书纯属“误人子弟，是浪费我们的青春”。“误人子弟”是对陈寅恪一生传薪杏坛的否定和挖苦，是击垮陈寅恪内心世界最有效的杀手锏，彻底摧毁了薪火传人内心的整个精神世界，对陈寅恪的伤害无以复加。1958年7月下旬，震怒无比的陈寅恪直接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辞去教职，坚决不再开课，断然离开了讲坛。后来虽然学校领导多次劝说陈寅恪重新开课，但伤透了心的老学究每次都一口回绝，用赌气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学术尊严。他曾对助手黄萱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至此为止，陈寅恪作为人师的生命里程画上了休止符。

从1926年回国执教鞭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到1958年7月愤辞杏坛，陈寅恪在教坛辛勤耕耘32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畅发学术神韵，撒播学术种子，桃李满天下，成为一代名师，具有崇高的威望，各大学以延聘到陈寅恪为莫大的荣幸。如果说别人把教师当成谋取衣食的求生手段的话，对陈寅恪而言，教书育人却是他传承文化的一种途径，作育人才的一个平台。一种终生难以释怀的“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代之风气”的文化情结使陈寅恪把教书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从旧学术界过来的人都知道，傅斯年在遴选历史语言研究所人选时，明确规定凡是出任研究员的学者必须常川驻院，任何人不能兼职。但陈寅恪虽答应出任研究员职务，却以培养人才为务，不肯离开教坛，坚持要在清华大学教书，最后傅斯年只好作出让步，允许陈寅恪在史语所兼职。而且陈寅恪对待教学非常认真，从来没有因故缺过一次课。陈寅恪先生的律己之严、绝不苟且也在《书信集》里有非常具体的反映。比如他给傅斯年写信抨击一些不负责任的教授，“别有一点，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见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印象之劣，故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亦尚未请一点钟假。“国难期间，更是疾呼”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这些都是非常感人的。如果说别人以教书为职业，解决生存问题，那么陈寅恪却当作事业，是传授学术的平台。到了桑榆晚景却以这种方式离开教坛，这恐怕是一生孤傲自负的陈寅恪所没有想到的，从而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陈寅恪一直对被赶出讲坛一事一直耿耿于怀，旧日授徒的往事难免时常浮上心头，可谓“跛者不忘其履”。

1959年掌握文教生杀大权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兴冲冲地来到康乐园看望陈寅恪，陈寅恪马上就教学问题对其发难。周扬后来回忆说：“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1959年我去拜望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12月12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周扬的追忆有点轻描淡写，且颇以自己的回答得体而沾沾自喜。显然他不了解被剥夺教职的陈寅恪的内心感受，不了解陈寅恪的发问所蕴涵的“今典”。其实陈寅恪发问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周扬亲嘴承认老师确实比学生强的结论而已。可惜的是，周扬同陈寅恪玩开了外交辞令，使老学究的愿望落空。一直到1962年，他写的诗中仍对被迫离开杏坛怨气喷薄：“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剩有文章供笑骂，那能诗赋动江关。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傥破颜。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至此追踪先贤，授徒河汾的弘愿在陈寅恪心中已经死了。从此自号不合时宜的“过时人”，“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再无俗务萦饶心中，诸事不管，六根清净，把全付身心投入到“颂红装”，靠与古人神交冥会打发残生了。

文革中陈寅恪倍受摧残，以致他临去世前，对他的次女小彭留下遗言说：“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无独有偶的是，顾颉刚先生在去世前，也说他的书一本也不能送给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可见这两位大师对眠食之地的伤心和厌恶，也是他们能够表示心中愤怒的唯一手段，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