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0日，岭南大学校报以“为国家作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等著名教授应聘岭南的消息，“本校文学院为国家作育，特向国内广为延揽教学人才，俾学子莘莘得资培植，查最近名教授陈寅恪、张纯明、李祈先生等已蒙应聘，先后来校担任教授，本校员生极表欢迎”。下面重点介绍了陈寅恪的情况：“查陈教授为名诗人陈散原先生之哲嗣，曾在巴黎柏林各大学研究，精通十余国文字。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壮年即享盛名。民十五年（1926年），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三先生同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本校王力院长亦出其门下）。迄今共任清华教授20余年。中间有一年（一九四二）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正教授，此为我国罕有之荣誉，终以健康关系归国。陈先生以史学驰名海内外，尤精于隋唐史；同时以家学渊源，又精于唐诗。且以精通梵文之故，又常讲授佛经翻译文学。其博学为学术界所公认。去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陈先生荣膺院士之选。”伴随着南国和煦的春风，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向一生颠簸流离的大师敞开了热情的怀抱。

“北有燕京，南有岭南”，岭南大学是教会大学中比较有名的学校，校园到处古木参天，绿荫匝地，翠竹如林，古榕如盖，景致幽雅，而且奇花异草荟萃，四季花木不败，“过岭南来便隔天，一冬无雪有花妍”，全然一派迷人的南国风光。陈寅恪一家起先居住在俗称“九家村”校内西南区52号宿舍，与其在国学院的弟子王力教授为邻。其后迁到浓荫四合绿树掩映的东南区一号的一座两层小楼上，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客厅兼工作室，走廊里悬挂着一块黑板，还有几排座椅，供陈寅恪授课之用。1957年前往采访陈寅恪的《光明日报》记者曾用优美的笔触描写了陈寅恪的住所：“望去那景致十分幽雅，几株南方特有的棕树，矗立在楼角，枝干高过屋顶，梢头棕叶有如一柄巨扇，兀自在摇拽，似乎怕那南国的热风闷坏了小楼的主人。门前的两株木兰花，在北方难得见到有长得那么高大的。”与南国风情一样浓郁的还有四处充溢的人间温情。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是办教育的杰出人才，一生洁身自好，浑身散发着传统纯粹学者的气息。他深知陈寅恪的价值，一直对陈氏优礼有加，经常到陈家嘘寒问暖，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正是他为陈寅恪营造了一方类似世外桃源的小天地。此外校内教授冼玉清、梁方仲等人也是饱受传统学养浸润的学者，他们都能与陈氏进行内心世界的沟通与交流，尤其是并校后的历史系主任刘节是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时期的及门弟子，他对陈寅恪十分敬重，照顾有加，使对岭南风物尚不熟悉的陈寅恪马上找到了精神世界的知音。

学校领导对陈寅恪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照顾，知道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愿参加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所以一般不要求陈寅恪参加各种会议。除了工资之外，学校还专门拨款为他采购药品。《中山大学学报》实行特别稿费制度，一般来稿稿酬每千字12元，陈寅恪的文章按每千字20元计算。建国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师评定职称，陈寅恪被评为一级教授，成为全国56个一级教授之一（当时仅北京大学就有一级教授28名，其它院校就寥若晨星了，如华东师范大学只有两名，即历史学家吕思勉和教育学家孟宪承）。1956年学校还规定，陈寅恪和姜立夫等德高望重的教授可以随时调用学校的小轿车。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也对这位大师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和照顾，先后让他在各种学术机构担任重要职务，陈寅恪先后担任历史研究的编委，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后又担任过政协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不过如同过去一样，陈寅恪虽出任众多职务，不喜欢抛头露面，只是挂名而已，从来没有从事过实际工作。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建国前的院士）的评选，共评选学部委员233人，数量很庞大，仅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就达61人，他们是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叔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从名单上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主体是喝过延河水、吃过陕北小米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说是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那些知识分子，以胡乔木、陈伯达、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为代表，学部委员比过去院士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因为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这些新的学部委员在学术成就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和过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相比，许多人选在建国前的学术界名不见经传，即便是建国后大多数人的建树也不在学术上。当然建国前在学术界声名显赫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门类的名家如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杨树达、冯友兰、金岳霖、马寅初、陶孟和等人也得以留任。建国前的院士除了流寓海外的以外，尚有张元济、柳诒征、顾颉刚、钱端升、陈达、周鲠生等6人被除名。这样陈寅恪除了享受一级教授的工资待遇以外，还享受每月120元的学部委员津贴。

陈寅恪当上学部委员，根据有关材料披露，是经过毛泽东点头同意的。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在他的回忆录《庚申忆逝》中说：“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从张稼夫的回忆中明显看出，如果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是选出来的，那么学部委员则有着人为操纵的痕迹，是定出来的。有些党内搞社会科学的学者，没有多少著作和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披上了代表学术界最高权威的华衮。所以有些名不副实的人担任学部委员，有滥竽充数之嫌，不但受到后人的质疑，也使学部委员的权威性打了不少折扣。

作为学术界头牌宗师，陈寅恪受到中共党内一些具有浓厚学者气息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关注。当时，党内凡文人气质浓厚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作为一纯粹学人，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不卑不吭，绝无攀缘之意，也没有受宠若惊之感。1956年10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参观中山大学，曾专程到陈宅看望陈寅恪，并与陈寅恪谈诗论史，宾主极尽欢洽。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一直关注陈寅恪，“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病治疗，还关照有关同志在他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甬道，让这位老教授在工余散步时不至摔倒。……所有这些都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而且令人动容的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这种关注始终如一。1963年已经担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知道陈寅恪喜欢听京剧，指示有关部门为陈寅恪买了一台牡丹牌落地式电唱收音两用机和32张唱片，这台机子不但音质好，而且开关可以遥控，很适合陈寅恪使用，由此可以看出陶铸用心之细。1962年，陈寅恪在洗澡时不慎摔倒，右大腿骨折。学校马上派出三个护士日夜护理，并为他做了一部手推车。当有人对陈寅恪享受到的待遇说闲话时，陶铸于1963年7月24日上午9时对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马肖云说了下列一番话：“你们学校有人讲，在省三级干部会上就有人讲了，远在新会会议亦有人不满了；陈寅恪先生，74岁了，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的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他不去。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这是一段痛快淋漓令天下读书人为之心折的文字，即便在今天读来，仍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岭南大学历史系以拥有陈寅恪这样的名师为荣，陈寅恪在历史系享有至高无上的尊荣，成为历史系的金字招牌。每当系里举行迎新晚会，向新生们介绍老师时，头一名介绍的总是陈寅恪，有的介绍人还着重强调说：“陈先生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他是全国知名学者，所谓教授的教授。”学子们更是对这位声名贯耳的学界泰斗充满高山仰止之情，校园里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陈寅恪的神话，如说陈寅恪生病，“斯大林和英国女王都非常关心他，拍电报到北京来询问他的健康。”学子们谈到他，满口敬佩之辞，“很少称呼他为教授、老师，而一概称之为陈大师”。在广东省有一些高中学生，到处打听陈寅恪究竟懂得哪些国家的文字，“决心要以老教授的方向为方向，羡慕他不用马克思主义也能得到人们的尊重，以有朝得列其门墙为幸。”(www.daowen.com)

1950年6月6日是传统的教师节，岭南大学学生为表达对陈寅恪的敬意，来到陈寅恪家中，向陈寅恪赠送了“万世师表”的旌旗。“万世师表”一向是传统社会读书人对孔子的称呼，为传统文化所凝聚的陈寅恪深知这四个字的分量，虽然陈寅恪不会拿孔子比拟自己，但这无疑是学子们对陈寅恪一生行藏的肯定，比什么礼物都重要，陈寅恪的心头必然会升起浓浓的暖意。因此他特地和学子们合影留念，为我们追索陈寅恪在岭大的生活轨迹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种尊师重教的镜头在建国初期还出现过一次，我们之所以对它如此看重，是因为以后类似的生活场景很快就不再重现。那是1954年5月2日的晚上，历史系全体师生举行尊师重较联欢晚会，一向深居简出对各种活动比较冷漠的陈寅恪与会，折射了老学人对传薪事业的看重与倾情呵护。系主任刘节教授在会上重点介绍了陈寅恪、岑仲勉两位老教授的学术功业，全系师生把两面绣有“诲人不倦”和“循循善诱”的锦旗献给两位学术泰斗，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绝佳的人文地理环境使一生饱经苦难的陈寅恪产生了“余年若可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的舒怡心境。

陈寅恪到岭南大学之后，依照以前的惯例，在文史两系授课。1949年下半年在中国文学系开设“白居易诗”，在历史系开设“唐史”。开始的助教黄如文是广东人，不会普通话，彼此之间很难沟通。不久燕京大学毕业生程曦前来了接替黄如文，同时任中文系助教。后来程曦因职称问题与中文系发生矛盾，弃职前往香港，陈寅恪辞去中文系教职，专任历史系教授，在文史两系授徒的历史从此结束。1951年，陈寅恪开设“两晋南北朝史”、“唐史专题研究”。唐晓莹女士亲自接任助手，手写教学大纲。大纲如下：一、两晋南北朝史。此课每周两小时在课堂讲授，两学期授完。除阅指定参考书外，另编讲义分发学生。学生成绩以考试分别定之。二、唐史专题研究。此课在开课之初，先讲述材料之种类，问题之性质，及研究之方法等数小时，其后再由学生就其兴趣能力之所在，选定题目分别指导，令其自动研究。学期或学年终了时，缴呈论文一篇，即作为此课成绩，不另行考试。

在陈寅恪到达之时，岭南历史系规模很小，选修陈寅恪所开课程的学生很少，一则学生本来就少，二则陈寅恪的高深学问令年轻的学子们望而生畏。有时甚至只有一个学生选修他的课，胡守为先生回忆说：“当时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选修陈先生的课总共不过五六人，而且有一段时间选他的课程的只有我一人。当时先生居住的东南区1号是一幢两层小楼，我们也就在那里上课。陈先生绝不因选课学生的多少影响他的讲课质量，令我尤为感动的是，当时夏天他身着唐装在助手协助下在楼下工作，每当学生到家里上课，他都要自己拄杖扶梯缓步上楼改换夏布长衫，然后才下来上课”岭南大学学籍档案记载也印证了胡守为的回忆。1950年历史政治学系历史专业只有3个学生上课，开设“唐代乐府”一课时，仅有一名学生上课，1951年则一个也没有。但陈寅恪不以为意，仍然一丝不苟地备课。1952年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合并，组建新的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力量空前壮大，构成了以一级教授陈寅恪为首，包括二级教授岑仲勉、梁方仲、刘节在内的强大阵容，成为全国为之瞩目的一流历史系。陈寅恪也重新配备了幼年饱读线装书并具备深厚旧学底蕴的助手黄萱女士，精神振奋地传播学术种子。

中大历史系56届毕业生郑欣先生曾撰文回忆了陈寅恪的授课情况，当时陈寅恪开设“两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证史”，每周上两次课，每次只讲一小时。“讲台两边挂着两块小黑板，上面满满地写着资料，中间还有一块空着的黑板，供陈大师作板书用。陈大师坐的是藤椅，穿长衫。课是怎样开始的，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这样几句：重要资料我已请人写在黑板上了，但你们要好好听讲，光抄下资料不听讲，也不会懂得。陈大师讲的很慢，遇到关键的词句，还要站起来写一些板书。因他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往往把后面的字写在前面的字上面，重叠在一起。为了把课讲得生动，陈大师常拿身边的人和事进行评点，随意挥洒。”不过，能够坚持听下来的学生则不多。以1956年为例，参加选修“元白诗证史”的学生起初有30多人，到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13人，绝大多数学生因听不懂而中途放弃。这在陈寅恪的教学生涯中，多次出现的情况，丝毫不值得奇怪。但这件事后来被用来大做文章，说学生是自动抵制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影响，拒绝听陈寅恪的课，搞得满城风雨。

只要生活环境得到安定，陈寅恪就汲汲以学术研究为急务，向世人奉献学术精品。从来到岭南，为报答岭南大学的知遇，陈寅恪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开始以丰厚的研究成果为岭南大学增色，在《岭南学报》发表论文11篇，最多时一个月刊登4篇，反映了陈寅恪生活的适意。后期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陈寅恪的论文数量就日见稀少。1952年院校调整后，陈寅恪只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5篇，其中有3篇还是在1956年发表的。可谓“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1958年陈寅恪愤辞教席后，再也不撰写学术论文，此后直到西归道山，陈寅恪就没有论文见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