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回国后，再赴京华，继续在清华大学开帐授徒，同时兼任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导师。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从关心的角度出发，曾委婉地劝他暂时不要再上课了，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搞一搞学术研究。察其原意，有把陈寅恪养起来的意思。确实，对于陈寅恪这位已经双目失明的教授，如何再在讲堂教书授课是个难题。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陈寅恪的拒绝，他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雷教授看到陈寅恪执意开课，只好同意他在历史系开一门课，并且让学生到陈寅恪家中上课，以免陈寅恪来回奔波。当时陈寅恪住在新林院52号，住房很宽敞，把书房对面的一间大房子作为教室。雷教授的确为陈寅恪想得周到，此后陈寅恪在家中授课就成为惯例，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辞去教职为止。为了照顾陈寅恪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经他要求，郑天挺（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又把已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的王永兴调到清华大学作他的助手，不久在吉林师范学院任教的汪篯也弃职来到恩师身边，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一边给老师做助手，一边向老师问学。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开设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同以往一样，虽然课程名称相同，但每次授课内容都融入他的研究成果，补充新的见解，所以他每开一次课，都要进行精心备课。在开始备课的前几天，他就向王永兴和汪篯两位弟子讲明本学期所要讲授的主要问题，然后就指定授课用的参考书，如《资治通鉴》、《通典》、新旧《唐书》、《唐会要》、《唐六典》和《册府元龟》等多种书籍，前几种书籍要读给他听，后几种书随时为他检阅。曾帮助陈寅恪工作的王永兴回忆了当时师徒共同备课的场景：“我们坐在两个沙发上，当中摆着一架书，在我的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他指定我读《通鉴》哪一卷或者从哪一年到哪一年，而且嘱咐我要读得慢一些，讲得清楚一些。读到一个段落，他就叫我停下来，他思索着，然后就提出来这一段里的问题和要注意的地方，让我写在本子上。常常是读完《通鉴》某一段，就要我去查出在两《唐书》里，在《会要》、《通典》里所记载的和这一段有关的材料，读给他听，然后，他指出这几种书所记载的有哪些不同，哪个记载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这些，他都让我记在本子上。这样读了几天，他就叫我把本子上所写的重复给他说一遍，他总结综合，口授出来由我写下，就形成了讲课稿或者讲课的详细提纲。不只是讲课的主要内容，而且讲课所涉及的史料、与讲课有关的每一条材料，他都作了严谨的校堪与考证。”王永兴的回忆使我们得以窥知陈寅恪这位目盲教授备课的具体情况，领略了他治学的艰辛与严谨，备课的过程就是他治学的过程，每一课的教案都是他深思熟滤的心血结晶，都是即将成型的高质量学术精品。他的许多学术成果都取材于讲义，可以说陈寅恪是把教学与科研完美结合熔铸在一起的最成功的学者。这种严谨的教学风格对他的弟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永兴曾说“在备课的过程中，我懂得了什么叫严谨的学风，应该怎样教书、怎样教课，这对我一生的教学研究，都极有教益。”

陈寅恪上课之前先让王永兴在黑板上写史料，史料写好之后，“先生准时讲课，我（指王永兴）扶着他走进教室坐在藤椅上，并禀告先生黑板上写出史料的顺序，先生即闭目讲课，讲授过程中，时常要增加一些史料，我即遵命写在黑板上，并念给学生听。两节课，中间虽稍有休息，先生已很劳累，靠坐在沙发上闭目休息，我做些有关备课和学生作业的事。中午，我在先生家吃饭。我扶着先生坐在饭桌旁，师母在厨房帮助忠良（忠良姓陈，在先生家工作十多年，人如其名，实为先生家人）。饭菜端上来，我按习惯禀告先生，并按先生的指定把各种菜都放在先生面前的盘上，把汤放在先生面前的小碗里。每餐先生吃的都不多，饭后，我扶着先生走到阳台上。先生习惯散步片刻，然后午休。”王永兴的回忆让我们了解了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是如何工作的。这也是学术界盛传的“只要史料扎实，就象陈寅恪那样双眼瞎了也一样作学问”的版本来源。陈寅恪喜欢听京戏，这可以说是陈寅恪除了治学之外，唯一的生活爱好。有一次，来访的客人说京剧艺术家张君秋的《望江亭》改动了几个字，已经灌成唱片，在市场上出售。王永兴听说后，就特意进城到市场上去买了回来。陈寅恪听了之后，非常满意。由此可见，王永兴和汪篯两位弟子不仅帮助其师治学，而且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可谓是登堂入室了。

空闲之余，陈寅恪在弟子们的陪伴下，有时也走出书斋，在清华园散步，曾在颜家花园的白皮松树下来回徘徊，沉思不语。抗战时期，清华园倍受战争的蹂躏和摧残，日本侵略者曾把这块学术圣地辟为兵营，礼堂和图书馆的阅览室成为日军养马的地方，房屋也坍塌了不少。此时的清华园已失去了吴宓笔下的风采，显得破败寂寥。从1926年移帐清华，到现在重归故地，20年的光阴过去了，由他亲自撰写碑文的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依然屹立，但当年与王国维谈诗论文的红火场景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从国学研究院走出的学子星散各地，有的清华学子如张荫嶙、姚名达已经作古，而自己也由精力旺盛的中年学者变成双目失明的衰翁，星转斗移，物故人非，“北归默默向谁陈，一角园林独怆神”，此时此刻，念往事之悠悠，陈寅恪定会发出世事沧桑的思古幽情，心中掀起阵阵风暴，涌出丝丝酸楚，有不知今昔是何年的感觉。

此时季羡林已从德国学成归国，在陈寅恪先生的推荐下，来到北京大学任专任讲师，一周后汤用彤先生告诉季羡林，他已被聘为教授，并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主任。季羡林多次前往清华大学拜见陈寅恪，浓浓的学人气息和共通的学术经历，加之又有师门渊源（陈寅恪和季羡林的老师瓦尔特施米特是同门师兄弟），使陈寅恪从心里喜欢他，师生二人过从甚密，来往频繁。季羡林也有着山东人尊师的传统，知道陈寅恪喜欢喝由北京天主教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羡林多次去买过，并长途跋涉送到陈寅恪家中。当时战火连绵，刀兵四起，国民党政府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物价飞涨，陈寅恪一家再度受到战争的磨难，生活极为清苦，到了寒冬腊月，这个名贯中西的“铮铮国士”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但他生性高傲，从不向别人开口求助。季羡林知道了陈寅恪的情况后，就告诉了北大校长胡适。胡适怀着为神州惜大儒的心曲，想送给陈寅恪一笔美金，可是陈寅恪拒不接受，最后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换钱。胡适就派他的汽车到陈寅恪家中拉了一车书，作价2000美元，这批书由北大东语系收藏。1951年，季羡林出访东南亚从广州路过时，再次到康乐园看望陈寅恪。此时陈寅恪不喜欢接待来访者，闭门高卧，但季羡林的到来受到陈寅恪一家人的热情款待，说明陈寅恪从内心喜欢这位高足。

再苦难的日子也有欢乐和阳光。对陈寅恪来说，学生是他最可宝贵的财富，与弟子们欢聚畅谈是人生快事。他的弟子们也知道陈寅恪的脾气，这样的机会是很多的。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香气弥漫，游人如织。赏花是陈寅恪生活中的一件雅事，尤其是在清华园时期，他经常和友人弟子一起探访花事，朱自清曾与俞平伯、陈寅恪等同游大觉寺，骑驴上管家岭观杏花。陈寅恪的弟子们知道他喜欢花，就想让陈寅恪出来赏花，借此散心。陈寅恪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在周一良、王永兴、季羡林、汪篯等弟子的簇拥下，陈寅恪在今雨轩藤萝深处的茶桌就座，师生们饮茶赏花，谈笑风生，尽欢而归。

1948年3月24日，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总办事处主持第二届语言会第五次会议，会期三天。25日，就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共150人；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用无记名投标方式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本来要选100人，但有69人未超过半数票，只选出81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是完全由学术界的学者操作选出来的。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如下：

数理组：

华罗庚　苏步青　严济慈　李四光　竺可桢　茅以升　黄汲清　许宝　陈省身　吴大猷吴有训　李书华　叶企孙　赵忠尧　饶毓泰　吴宪　吴学周　庄长恭　曾昭抡　朱家骅　姜立夫　翁文灏　杨钟健　谢家荣　周仁　侯德榜　凌鸿勋　萨本栋

生物组：

贝时章　童第周　王家楫　伍献文　秉志　陈桢　胡先骕　殷宏章　张景钺　钱崇澍　戴芳澜　罗宗洛　李宗恩　袁贻瑾　张孝骞　陈克恢　吴定良　汪敬熙　林可胜　汤佩松　冯德培　蔡翘　李先闻　俞大绂　邓叔群(www.daowen.com)

人文组：

郭沫若　冯友兰　杨树达　陈寅恪　顾颉刚　梁思成　马寅初　陈达　陶孟和　胡适　吴敬恒　金岳霖　汤用彤　余嘉锡　张元济　柳诒徴　陈垣　傅斯年　李方桂　赵元任　李济　梁思永　董作宾　王世杰　王宠惠　周鲠生　钱端升　萧公权

从名单上来看，除了个别人选有所争议外，基本上不包含政治色彩。我们今天可以做这样的评价，即这是一次非常慎重的选举，从人文组当选院士的名单上可以看出是以学术为惟一原则的选举，没有意识形态色彩，专以学术成就取人，囊括了当时中国科学界的精英人物，是比较令人服气的。因为在这个当选的名单中没有国民党负责意识形态的主管人员（王世杰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虽然他曾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但在当选院士时，他已离任改就外交部长一职），相反有着鲜明政治态度的郭沫若却没有被排除在外，依然以骄人的学术成就被接纳。其中从事上古中古史领域研究的名家阵容最为庞大，显示了雄厚的实力。这批著名学者的命运在以后的人生中，随着政治风云的激荡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吴大猷赴台后，被任命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陈省身自1984年辞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后，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之命，任母校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第七届人大副委员长；苏步青、黄汲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余如郭沫若、华罗庚、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童第周、贝时章、冯友兰、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梁思成、马寅初等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学科研工作或在领导工作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有少数学者在建国后默默无闻，名气很快从学术界消失了。陈寅恪在清华的老朋友叶企孙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景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有谁能想到这个乞丐模样的人曾经是中国当代物理学的开山鼻祖呢？

1948年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并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开始了生命里程的最后20年，时年58岁。

临行之前，陈寅恪在清华园住所栽植了一棵海棠，并赋诗曰：“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从此陈寅恪饱吃岭南饭，再也没有北返京华。此次京华逗留为时两年半，陈寅恪仍从事隋唐史的研究，不过研究门径已发生很大改变，即以深厚的文学素养进行史诗互证，从史的角度来阐释诗，实现了文史领域的打通，在文史两大领域纵横驰骋，先后发表了《韩愈与唐代小说》、《长恨歌笺证》、《元微之悼亡诗及艳诗笺证》、《白香山新乐府笺证》、《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等，并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最后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若从忠心对君角度看，杭立武、叶公超等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1949年6月，蒋介石已到了仓皇辞庙之日，再无真心抢救学人，装潢门面的举动终于被人们看透了本质，他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没有像抢运金银国宝一样顺利完成。据后来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100%地保存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气。

陈寅恪移帐南迁发生在政治局势十分微妙的时刻，因此这件事就成了后人大做文章的话题，并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有的人据此判断陈寅恪对共产党政权不满，有的则为之辩白，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结论也大相径庭，成为学术界争吵不已的一段公案。其实，这种争吵多数是“借陈寅恪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把一个人的行止与其政治态度联系起来，是封建传统思想的曲折反映，是占统治地位的强势话语系统对治下子民的政治倾向的划定。陈寅恪走或者留，既不是叔齐伯夷“不食周粟”之心所能涵盖，也不是那些认定此举乃寅恪先生“错着之棋”的海外学者所能理解。如果把此事渲染上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无疑是对终生不涉足政治的陈寅恪的误读，恐怕九泉之下的陈寅恪是不会同意的。其次，陈寅恪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人文主义思想的大师，一生经历了数个朝代，饱经忧患，看惯了政治的兴亡更替，同时又把“独立之思想，自由之学术”作为立身之本，一生只问学术，不问政治，反对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对任何政治派别都不感冒，对国民党政权没有好感，对共产党的政权也难有更深的理解和感受。陈寅恪不离开大陆，只是出于一个华夏子孙对故国园林深深的眷恋，是一种落叶归根的心理认同，这是任何中国人都具有的民族情感。陈寅恪是华夏子孙，故国园林、祖宗坟茔产生的吸引力远远大于世俗政治对华夏子孙的吸纳或者排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陈寅恪也是不会走的。况且，陈寅恪一生不象胡适那样对政治难以忘情，从没有卷入政治旋涡，从来没有引人注目的过激行动，是政治彩色比较淡的学者。所以说把陈寅恪南迁一事归于任何一端都是牵强和没有说服力的。

最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横向比较，作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评判。陈寅恪是否有着历史学家的先知先觉，并经过周密考虑而做出南迁的决定，现在已经无法判断。但是现在看来，陈寅恪离开生活了10多年的清华，偏离了中国的学术重镇和原来的学术圈子，尽管会对他的学术人生有所影响，但从后来的人生际遇来看，应该是明智的选择。建国后清华大学历史系被合并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担纲主持，一直处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多次卷入各种政治风云中，包括翦伯赞在内的不少著名史界传统学人都饱受政治烈焰的炙烤，经历了阴冷刺骨的政治风暴和沉重的心灵磨难，造成了痛苦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人格分离。还有一些学人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其中不凡治史名家，如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明史专家吴晗以及陈寅恪的弟子汪篯教授等。相对说来，广州僻处岭南，政治气氛就淡薄一些，同时中山大学有陈寅恪的朋友及学生，陈寅恪在这里更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人间温情，使陈寅恪在建国初期教少受到政治冲击，在其他学人正在经历心灵挣扎时，陈寅恪度过了一段安静详和的黄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