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从香港脱险后，一路风尘仆仆历尽艰辛到达文化名城桂林，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派人迎接到良丰镇，研究所的旧日好友纷纷前来探望，陈氏一家重新感受到人间温情，身心为之舒展。在此休息几日，陈寅恪接到傅斯年寄来的中央研究院专任研究员聘书，本打算去位于四川李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因舟车劳顿身体吃不消，百病转发，精神疲惫不堪，再也难经得起长途汽车颠簸，杭立武出面由中英庚款会出钱，在广西大学为陈寅恪设一讲座，每周上课三小时。于是陈寅恪以清华大学教授的名义任教于广西大学，聘用期为一年，给法商学院政治系的学生讲授“唐代政治史”，并誊抄从香港携来的稿件，借此作为过渡之计，同时将养身体，待身体复原后再定内迁的日期。唐代政治是他新近开辟的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考证详密，结论独到新颖，同时他又授课认真，讲解非常细腻，使许多师生大开眼界，受益非浅。作为名教授，尽管已与广西大学签约，各大学以聘到陈寅恪为荣，聘书仍源源而来，中山大学、贵州大学、武汉大学都希望陈寅恪前往加盟，中央大学两次送来聘书，得知陈寅恪身体状况不佳，还在送来聘书的同时，允许陈寅恪请病假，待身体好转再行履职，可谓求贤若渴。对各大学的盛情邀请，陈寅恪自嘲说，教书已不能解决生活问题，大学教授都改行了，要不怎么有这么多空缺呢1943年6月，陈寅恪曾到位于广东坪石的中山大学讲学，共讲了五个专题，即《五胡问题》、《清谈问题》、《魏晋南北朝读书方法之“合本事注”》、《南朝民族与文化》、《宇文泰及唐朝种族问题》。他每天讲一个专题，每个专题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富有启发性，受到师生的欢迎。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到中山大学讲学，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一生的最后时光会在中山大学度过。本年度陈寅恪和吴宓、汤用彤等八人不用评选，就被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作为堂堂的部聘教授，可以享受每月一担的米贴以及补助金，实际上是对资深名望学者在战争时期的体恤和照顾。由于物价飞涨，陈寅恪的生活依然窘迫，他每月入不付出，生活异常节省。为了节省开支，家中帮佣的女工也辞退了，全家人一齐劳作，唐筼终日烧火煮饭，再也顾不上帮助陈寅恪著书论文，陈寅恪在忙于著书立说的同时，也亲自提水劈柴。过了几天，陈氏夫妇心脏病复发，结果打针吃药就花费千元，没有办法只好再花钱雇佣工人。陈寅恪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曾开玩笑说，他自己“所患为穷病，非有钱不能愈也”

1943年夏天，日军逼近湖南，长沙等地吃紧，桂林也不安全。陈寅恪一家只好再度奔波，从八月开始启程，一直到11月才到达重庆，借住在俞大维家里。当时已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原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蒋天枢、蓝孟博闻讯后，从离市区60多公里远的夏坝专程前来看望陈寅恪。蓝孟博还倾囊购买了奶粉三罐，进门一看，陈寅恪全家都病到在床上。陈寅恪见到两位弟子，心情非常高兴，他指着奶粉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学富五车的名教授如此落魄，两位弟子闻言黯然为之神伤。

陈寅恪一家在重庆调养了几天，待身体稍有好转，又启程开赴成都，12月底到达成都，以清华大学教授的名义在燕京大学开课。在燕京大学周末校会上，校长梅贻宝先生曾喜不自胜地说：“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吴宓听说后，也马上电告梅校长，要求到燕京授课。梅校长马上回电，极表欢迎，其薪金待遇与陈寅恪相同。1944年10月27日，这两个患难之交终于在成都会面。1944年春陈寅恪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歌研究”。秋天又开设“唐史研究”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当陈寅恪初次授课时，燕京大学的师生都有“三生有幸”的感觉，一时慕名前来听讲者，足有100多人，整个讲堂座无虚席，门窗两旁也坐满了人，几乎没有插足之地。据唐振常先生回忆，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高文教授始终端坐听讲，从没有缺过一次课，比学生还认真；陈寅恪先生的父执林山腴先生（著名诗人，陈散原的诗友）时年已70，也来听讲，陈寅恪急忙起立，逊谢不敢。

陈寅恪授课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每一讲都有新的创获，发前人未发之覆。据说他在讲授白居易的《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这个“汉”，就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讲了四节课的时间，但他所讲授的内容泛滥无涯，广博无边，既专又深，一般大学生很难听懂，只有具备相当知识储备的大学教师才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据时为燕京大学讲师的王钟翰回忆，陈寅恪开设的课，内容既专又深，难度很大，“我亦不甚了了，自然更难为一般大学生所接受。”能够听懂并始终跟随听讲的不过20个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成为文史研究领域学有专长的权威学者了。

从陈寅恪身负异域绝学回国授徒，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止，陈寅恪的书斋生涯是适意的。当时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收入也比较丰厚，许多从旧时代过来的学人都非常怀念那个衣食无虞的黄金时代。作为高等学府的名教授，陈寅恪的生活更是不成问题。朱自清曾在写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说：“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先生薪金已逾四百元，曾于二十三年援用有特殊成绩一条规定加薪二十元。迄今已历三年。呈当续聘之期，拟仍援用该项规定，请转商梅校长于二十六年度加薪二十元。陈先生工作极为精勤，其著述散见本校《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组《集刊》者，质量皆可称述，当为君所熟知，乞向梅先生转述，为幸。”朱自清要求为陈寅恪加薪的信，使我们了解到陈寅恪的经济状况是比较好的，当时教授的收入为300－400元，最高可达到500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员30－100元，工人9－25元。所以陈寅恪的待遇是很高的，只须他一人工作就可以解决全家的生活问题，唐筼根本不需要出来工作。有的教授家中都有专门的车夫，陈家就雇佣两个仆人。而且由于陈寅恪身体较弱，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经常购买滋补品，所以陈寅恪一家的生活水平是比较高的。抗战爆发后，陈氏一家的生活水平陡然下降，战前的优裕生活不复存在，经济问题成为陈寅恪最头痛的问题，象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窘迫的经济状况严重损害了陈寅恪的健康。他在1944年春节给傅斯年的信中说道：“家人大半以御寒之具不足生病，所谓‘饥寒’之‘寒’，其滋味今领略也。到此安置一新家，数万元一瞬便完，大约每月非过万之收入，无以生存。”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陈寅恪卖文为生。他自己规定，每一篇文章收取稿费一万元，每进行一次学术演讲，也要收费一万元，并把规定遍告学界的朋友。曾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北京大学图书馆长袁守和先生主编学术刊物，想请陈寅恪赐稿，开出的稿酬是300字一千元，这样的稿酬已属破例，因为当时的稿件报酬是千字150元，可是陈寅恪仍不答应，并请傅斯年代为解释。类似的事还发生过一次，四川大学想请陈寅恪作一次学术演讲，因开出的报酬过低，也被陈寅恪拒绝。卖文疗饥是当时大学教授们的共同状况，对陈寅恪来说实属无奈之举。

由于陈寅恪从小就嗜书如命，无书不观，夜以继日，严重损伤了他的眼睛。从1937年开始，他的右眼就已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开始模糊，但他不以为意，仍然读书不辍。其后到处奔波，营养跟不上，眼病越来越严重，在西南联大授课时，就出现过背对着学生讲课的情形。来到成都后，物价飞涨，生活极为艰辛，日本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当时成都电力供应不足，灯光昏黄，还时常停电。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寅恪用他唯一可以看东西的左眼，每天晚上都紧张地从事学术研究和一丝不苟地备课。后来连在成绩单上填写学生分数也看不清表格，只能让女儿帮忙。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后，惟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1944年11月23日陈寅恪致函中央研究院李济、傅斯年二先生，谈到：“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视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太苦，则生不如死矣。”流露出对双目失明的忧心。吴宓在1944年12月12日记中写道：“宓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不能赴宴。”1944年12月的一个早晨，陈寅恪忽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楚，经医院检查，陈寅恪左眼睛视网膜脱落。友人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至此，一代宗师双目完全失明。陈寅恪双目失明的悲剧，除了个人方面的原因外，与半个多世纪前外敌入侵我国紧密相关，为此而颠沛流离、生计困窘、营养匮乏，这些均促使悲剧过早发生。(www.daowen.com)

正当学术盛年，陈寅恪就遭到双目失明的命运打击，给这位著名学人的坎坷一生染上了浓重苍凉的悲剧色彩。陈寅恪的学术秉赋是超人的。然而命运对他的摧残也是异乎寻常的。他一生超人的禀赋与命途的坎坷多难形成强烈反差，让人禁不住联想起为陈氏喜爱的清代文人汪中在其《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序》中的凄凉感喟：“奈何天地钟美于斯，而摧辱至于斯极哉！”从此，陈寅恪不能再在书海中随意徜徉，只能在助手帮助下，以耳代目，以口代笔，靠吃老本来延续学术人生了，这对一生献身学术以传播学术圣火为己任的大师来说，无疑是命运与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因此他很长时间情绪低落，曾无奈地发出“天其废我”的慨叹。在1945年他56岁生日时，对目盲犹不能释怀，从他的诗作中可以察知其痛苦的心情：“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学术界同仁也为之惋惜不已，胡适把陈寅恪的失明比喻为“灭了的光”，言下有不胜感叹之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但陈寅恪这个“万古书虫”在以后的20多年里，仍依靠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惊人的记忆力，继续在学术上“扶病披寻强不休，灯前对坐读书楼”，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创造了辉煌的学术人生。

陈寅恪住院后，本来就很少的食量更是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B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为解除他不能观书的寂寞，他的学生们如刘开荣、刘适（石泉）、李涵及同事王钟翰日夜轮流陪护，为他读报纸小说，他很喜欢听张恨水的小说，常常沉浸在小说情节中，随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变化而心情起伏。陈寅恪还把他过去极少对人谈及的家世、家风、父祖逸事等对刘适娓娓道来，兴致所至，海阔天空，无所不及，显示了他对刘适的极端信任。陈寅恪双目失明的消息同样急坏了他的朋友们，傅斯年为之请名医，筹费用，来回奔波。挚友吴宓专程从昆明来到成都看望陈寅恪，几乎每天都到医院探望，两个老朋友朝夕晤谈。听说陈寅恪喜欢张恨水的小说，特意为他借了《天河配》，并留下万元现金帮陈寅恪补贴家用。鉴于陈寅恪的学术声望，“国内外学者途经成都时，亦必躬谒面教，质疑问难者颇不乏人。对来访者提出之问题，不论用英德法语还是汉语，先生多是闭目沉思，然后作答，纵使片言只语，亦深中肯綮，令人信服不置，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1937年到1945年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苦难最为深重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把中国人民抛入战争的血海之中，白骨露野，哀鸿遍地。家国同运，民族在受难，陈寅恪也倍受战争苦难，一代学人被迫离开书斋，身如浮萍，四处漂泊，倍受颠连之苦，疾病、饥饿、贫穷如影随形，时时追逐折磨着他，从无安舒之日，加之双目失明，晚年摈足，使陈寅恪的人生笼罩着浓浓的悲剧色彩，“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邪？”他的门人弟子不禁发出如此的人生追问。“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铁肩担道义的文化使命，使这位学界泰斗不斤斤于境遇，不戚戚于困穷，履险如夷，并把主要精力投入学海之中，孜孜于学理的昌明，学术的复兴，妙手著文，潜心著述。检索他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共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同时发表了两部史学名著，尤其是他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的研究上，剔抉其精义要眇，揭橥史学底蕴，独出胜流，多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连同他前期的史学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魏几南北朝史及隋唐史研究的权威地位。1945年，史学界的耆宿顾颉刚先生以大宗师的身份对史学界进行“华山论剑”，以董狐直笔的史家精神，为各路“学术诸侯”排座次，中肯客观而又令人心服地评点当代史家的史学成就，说了下列一番话：“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向来研究者甚少，荆榛满目。陈先生以谨严的态度，丰赡的知识，作精深的研究，殆为斯学的权威。”“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亦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顾颉刚所列举的陈寅恪的名文如《读洛阳伽蓝记》、《读哀江南赋》、《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氏族条释证及推论》、《连昌宫词笺证》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

抗战胜利后，牛津大学重续前约，邀请陈寅恪去伦敦治疗眼病，希望他治好眼病后能够留在牛津讲学。陈寅恪也对治疗眼病抱有一丝希望。于是由四川省主席张群出面联系飞机，在刘适的陪同下，陈寅恪于1945年9月14日乘坐军用飞机飞往昆明，再由前往伦敦讲学的邵循正教授陪同，飞往英伦。陈寅恪到达昆明后，住在西南联大教师宿舍，原来的朋友如张奚若、叶企荪、汤用彤、向达、冯友兰、陈岱孙、俞大维、姚从吾、毛子水、雷海宗以及学生吴晗、钟道铭、丁则良、汪篯等川流不息，天天前来探访。遇到以前的老友，陈寅恪心情也变得开朗，谈笑风生，精神焕发。陪伴了陈寅恪半年多的吴宓先生也与老友依依惜别，并赋诗两首：（一）“半载清谈接，平生问学心。锦城欣得聚，晚岁重知音。病目神逾朗，裁诗意独深。神州文化系，颐养好园林。（二）学海寰赢汇，儒风世德传。勤修资异禀，博大出精专。三女承欢秀，一妻举案贤。春回龙战息，西土絜家迁。”

谁知到了英伦后，英国名医对陈寅恪的病也为之束手，毫无办法。陈寅恪至此完全失望，不无酸楚地写道：“眼昏到此眼昏旋，辜负西来万里缘。杜老花枝迷雾影，米家图画满云烟，余生所欠为何物，后世相知有别传。”再呆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因此他归心似箭，“风波万里人世间，愿得孤帆及早回。”1946年4月，他置舟转道美国回国。船到纽约，在美国的朋友及学生赵元任夫妇、杨联升、周一良等闻讯来探望他，胡适临时有事脱不开身，但也托人送来两千美金。回国以后，陈寅恪继续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依靠惊人的记忆力来设帐授徒畅发学术神韵的神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