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列强环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渐露机芽，古老中华帝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西方文化开始纳入中国精英阶层的视野，他们耳闻目睹身感同受到中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层面的冲突和事事不如人的感情煎熬，这种煎熬也是痛苦的思想反思过程，同时产生了远赴重洋，到中华文化圈以外去看一看的冲动，这种冲动到清末就演变成到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真经的自觉行动，从而汇成尉为壮观的留学潮，留日热，留美热，留欧热，留学路上人头攒动，热浪翻滚，如火如荼。陈氏子弟包括陈寅恪也在这种熙熙攘攘的留学人流中，走出了国门，踏上了汲取西学之路。

陈三立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却并非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力促自己的几个儿子出国深造，去接受与传统文化迥异的西学，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士大夫对社会潮流的变通与应对。1902年，年仅13岁的陈寅恪随同其兄陈衡恪东渡扶桑，开始了留学生涯的第一站。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海运方便，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中国有识之士借镜西洋吸纳西学的最佳窗口，所以日本就成为中国学子留学海外的首选之地。当然年纪尚幼的陈寅恪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掌握十几门外语的传奇人生从此拉开了序幕。1904年考取官费后，已基本掌握日语的陈寅恪开始留意日本文化。当时正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创立时期，那珂通世博士的《支那通史》、市村瓒次郎博士的《东洋史要》等学术名著在日本随处发卖，这些渗透近代西方史学理念的著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毫无疑问，陈寅恪从中受到启迪。后来他曾对日本史界有一番精确的评介，他说，“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核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可见陈寅恪不虚此行。

日本可以说是中国留学生的海外集散地，不少留学生在这里初窥西学门径拿准西学脉搏后，确立自己的治学方向，进而奔赴世界各地，陈寅恪也是如此，他于1905年从日本归国，在国内完成中学学业，1909年在亲友的资助下，再次远赴重洋，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著名印度学权威吕德斯（Heinrich Lueders）、东方古文字学家米勒（Kari Mueller）等学者，学习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留德期间曾到挪威游历，并拜谒了文学家易卜生的坟墓。1911年秋天，陈寅恪到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饱览了瑞士的湖光山色。1912年回国筹措学费。1913年春天转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为期一年有余，1914年回国。此后战火弥漫欧洲大陆，陈寅恪的留学生涯暂时中断。滞留国内期间，学养日渐丰厚的陈寅恪晋谒学术名家，切磋学问，同时继续攻读传统文化典籍。1918年冬天，陈寅恪再萌留学德国之意，因德国社会秩序尚未恢复，旋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著名梵文学家兰曼（Charles Rockwoll 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希腊文。同时追随兰曼门下的还有俞大维、汤用彤等后来在中国学术界声名显赫的人物。此时陈寅恪29岁，已精通多国语言文字，西学素养已深，国学根基也相当丰厚。在哈佛陈寅恪认识了他的终生挚友吴宓，此时吴宓是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教授的高足，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两人倾谈之下，吴宓马上就被陈寅恪的学问所倾倒，认为陈氏是全中国最博学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吾侪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留学哈佛期间，陈寅恪与吴宓、汤用彤被称许为“哈佛三杰”。1921年，陈寅恪再次来到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一待就是5年，直到1926年回国执教为止，此时他已是37岁了。

检索陈寅恪的留学轨迹，可以看出他游骑无踪，足迹遍及欧陆，在国外多所著名学府深造过，尤以在柏林大学逗留的时间最长。当时的柏林大学名师荟萃，拥有一批在欧洲乃至世界学术界都有广泛影响的大师级学者，尤其是柏林大学的印度学专业，学术声誉之高，执世界东方学界之牛耳。这种学术地位的获得，首先在于它历史悠久，人才济济，如开创印度学研究新领域的皮舍尔（Richard Pischel）教授，土火罗语的发现和解读者西克林（Wilhelm Siegling）教授，博学的吠陀语文学导师吕德斯（Heinrich Lueders）教授，东方语言学专家米勒（Karl Mueller）教授，著名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教授，蒙古史专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教授，满洲学专家豪尔（Erich Hauer）教授等，都在此执教，他们在东方学领域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和专攻术业，培养了一大批重量级学术人才。其次，当时正处于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时代”，一些西方的探险者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西北边陲寻宝，中国文物宝藏如吐鲁番文献、敦煌经卷佛像文书等稀世之宝重见天日，震动了欧洲学界，从而掀起了东方学热，柏林大学东方学原来就非常雄厚，这次得风气之先，更是如虎添翼，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镇。

陈寅恪在这所著名的学府里畅游书的海洋，聆听各位大师的高深学说。他先后在吕德斯、米勒等人门下受业。吕德斯所涉猎的众多领域及其所体现出的精深造诣，使人叹为观止，以至于人们很难用确切的语言来界定他的治学领域，他是个天才式的人物，既是吠陀语言学领域的权威，又在巴利文、梵文和佛教文献领域成就蜚声世界，同时也是欧洲最有成就的碑铭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用毕生的精力开拓了令后人受用不尽的学术区域，在欧洲东方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陈寅恪跟随他学习了突厥文、回鹘文、巴利文以及艰涩难懂的梵文。米勒是陈寅恪的另一位业师，他毕生致力于东方语言学，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马来语、希伯来语，在吐鲁番佛教文献、犹太教、回鹘等文献与宗教方面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另外，陈寅恪也听过海尼士的“满文语法”课和“蒙文选读”课以及豪尔的“满文语法”和“满文选读”课程，并下了很大的功夫。正是得益于各位大师的言传身教，谆谆教诲，陈寅恪才成为一个掌握十几国文字的学界奇人，除了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等常用语言外，他还研习了希腊语、拉丁语、梵文、巴利文、印地语、藏语、满文、朝鲜语、蒙古语、突厥语、回鹘语、西夏文、匈牙利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吐火罗语、希伯来语、马扎尔语等，其中有些语言是早已在历史上消失的死文字，不再使用并且很少有人解读，连完善的字典和语法都没有，学习起来相当困难，但陈寅恪手不释卷，昼夜攻读，把它们一一学到手中。他对梵文用力尤其勤勉，在上面花费了数年时间，回国以后依然跟随一个叫钢和泰的外国学者学习梵文，以至他的梵文功力之深厚海内独步，罕有其匹。梵文是世界上语法最复杂的语言，变化繁复，名词和形容词有三种性（阳性、阴性、中性）、三种数（单数、双数和复数）、八个格（主格、宾格、工具格、与格、夺格、属格、位格、呼格）。动词用法也千变万化，有时态、语气、语态、数、人称等变化，如同迷魂阵，使人头晕目眩，从学者向来视为畏途，很难进入学习的佳境。据说叔本华为了不让人从他的帐本中看出底细，就用梵文来记帐。被誉为留学生中另一颗读书种子的俞大维也曾在哈佛选修梵文，但由于难度太大，学了半年也毫无进展，最后知难而退，放弃了学习。陈寅恪在语言学领域的嘎然独造，为他剖析历史的本真获得了析疑披雾的利刃。这大概也是陈寅恪所独有，其他史学家所难能的史学特征。

当时出国留学有两条路，一是公费，一是自费。自费花钱比较多，一般平民百姓不敢问津，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官费分全国和地方两种，从留英庚款、留美庚款或从省财政拨款，生活比较舒服，但名额有限，多少人为之望眼欲穿，竞争十分激烈。陈寅恪留学费用多数自筹，所以他的留学生活是相当清苦的，时有断顿之虞，吃饭总是尽量节省，有时一天只带少量的干面包，就在图书馆呆上一天。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他购书成癖，一看到有用的书籍，就倾囊购买，毫不吝惜。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已充橱盈箱，得数百卷。”在德国留学时，当他听说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的消息后，给国内的妹妹写信，吐露了购书之意：“吾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须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由此可以看出陈寅恪购书不惜千金之费，是标准的书痴。

陈寅恪从13岁开始远渡重洋，负笈海外，在国外著名学府徜徉，到37岁方才回国执教杏坛，扣除中间几次回国的时间，在海外长达15年，留学时间之长，国内学者罕见，与唐朝和尚玄奘西天取经时间几乎相等，所以吴宓曾有把陈寅恪留学与玄奘取经相类比的戏谈。有的留学生在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上避难就易，投机取巧，混个博士学位回来装点门面；还有的留学生出身豪门则吃喝玩乐，周游列国风光，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就见到不少这样的纨绔子弟，“每个人都是把眼睛安置在头顶上，上下打磨得耀眼明亮，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念哪一门学科，因为他们很少和学校发生关系。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不紧张。每天一起来就到中国饭馆去，吃完早点，找几个同志下一盘棋，闲谈一下，就到了正午。午饭当然就地解决。吃完又结队出去逛马路看电影。晚饭再回中国饭馆，吃完又出去看戏、坐咖啡馆或到其他他们想去的地方。每人都少不了三机：照相机、无线电收音机和野鸡。”有的留学多年，竟然连一句外语都不会说。可以说当时的留学队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心直口快、性情开朗的杨步伟曾开玩笑说，中国留学生中，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日趋式微之际，也有不少留学生胸怀大志，以振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对西方文化旁征侧挈，大面积多领域地浏览猎取搜求。正如罗家伦所说的，“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其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如俞大维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从历史、政法到音乐，甚至弹道学、战略战术等领域都广泛涉猎，每一行都能触手成春，有所斩获；毛子水数学成绩颇佳，到德国留学地理，在柏林大学特有的古典文学空气中，又爱上了希腊文；傅斯年素来争强好胜，在这种空气下，更是不甘示弱，忽而研究中国文学，忽而研究实验心理学，忽而研究物理数学，忽而又成为历史语言学的权威。陈寅恪的博约最受这帮朋友的叹服，他是一个纯粹的学人，他的留学生活紧张而又充实，心无旁骛，潜心攻读，一心向学，纯然象牙塔中人，只求获取知识，从来不以获取学位为意，一切以获得知识为转移，合意则留，不合意则去，留学海外多年也没有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

当时大多数留学生都选学工程技术、医学、化学、数学、农学等实用学科，有的选学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以便归国后在政界有一个好的前程。陈寅恪所攻读的专业领域却是当时公认的冷门，冷僻深奥，这种专业选择决定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注定和功名富贵无缘，只能终生献身学术，坐冷板凳。对此，陈寅恪曾向自己的密友吴宓吐露心曲：“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能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由此可见，陈寅恪孜孜于精神之学问，有着济世匡时扶正纲维振兴中华文化的苦心，为传统文化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救中国文化之缺失。

季羡林曾说过，现代中国的几位国学大师，凡是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通中西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烙、陈垣。而陈寅恪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多年的域外求学，使具备深厚国学功底和家学渊源的陈寅恪，受到西方先进治学理念的熏陶和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造就了一个治学领域广博、纵横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诗词研究诸领域，而又慧眼独具，深得治史神韵，掌握先进治史工具的大师；成为一个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沟通中外文化畛域，评点东西方文明是非，有能力和资格与西方一流学者对话和交流的超级学者；而且他撷英取粹，融会贯通，把西方学理与传统文化熔铸于一炉，如同盐溶于水，了无痕迹可寻，显示了吞吐中西的能力。他的盖世绝学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极力推崇乃至顶礼膜拜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的。(www.daowen.com)

在中国现代著名学人中，学术风格与旨趣往往有博约之分，人生有涯而学术无涯，以有生之涯追无涯之知，多领域的耕耘、大面积的收获是学术们的理想和追求。但能博则难以作到约，作到约则难顾及博。以博学而论，梁启超、胡适都是比较典型的学者，喜欢在学术上追新求异，泛滥无涯，站立在学术的潮头，勇于开风气之先，起到学术领头羊的作用，但也有在多领域浅尝辙止、见林不见木的弊病；王国维、陈垣等人倾向于求约、求深，往往在某一领域工笔重彩，细细描画，追根求源，不断深化，但又有不能自拔、见木不见林的缺陷。正如严复所言，“通之失在肤，微之失在狭，故爝火可炀室而不可以觇敌；明月利望远而不可以细书。”陈寅恪兼得博约之长，彼此救弊，相得益彰。所以与他两代姻亲、七年同学的俞大维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人。

著名学人傅斯年慨叹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风雨故人”吴宓先生对陈氏的学问至为心折，“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并以师视之，终生不渝。

学贯中西名满士林的胡适博士也在日记中吐露心曲：“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与他有一面之缘的康乐园同事贝司先生对陈寅恪的记忆力尤为惊佩，他说，“（陈寅恪）因双目失明，施教全凭耳听和口授。涉及到的书籍、文章、作者、各种统计数字，可说是古今中外、三教九流、政经史地，无所不包，先生都能凭记忆一一道来，如数家常。先生学识之博大精深，令人不得不为之折服。”

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中，也表露同上述诸人同样的评价，他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这些学人的追忆凸显了人们对陈寅恪那难以超越的学术名山的由衷敬意，其中既有他的学生，也有他的朋友，还有学术地位与他相当的学者。我们倘若一味地强调这一点，则不免贻人以故意造玄之嫌，难逃盲目崇拜之讥。其实除了家世背景等各种机缘的辐辏以及治学天分外，陈寅恪的盖世绝学是他用勤奋获得的。他长年致力于学，从不以家室为念，以至38岁才与曾经出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的孙女唐筼女士结为连理。长年的伏案攻读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他又不注意体育锻炼，肠胃消化功能不好，身体很弱，终生饱受疾病折磨，真是天妒其才，他的许多友人和学生都为之惋惜和难过。更使人伤感的是，陈寅恪中年视网膜脱落，以至双目失明，即与长年苦读有关。他曾对他的学生王钟翰坦然相告：“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这段自我描述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位学界奇才的理解。

1926年，满腹经纶、集深厚国学与异域绝学于一身的陈寅恪接到国内最高学府的邀请，回国执教，开始了传薪杏坛、构架名山大业的精彩学术人生，时年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