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名闻海内的大儒，陈三立的后半生有过多次杏坛传灯的机会。1905年，与陈三立并无深交的宋恕出任山东学务处议员，他推荐了汤寿潜、蔡元培、孙诒让、俞明震、严复等社会名流出任国文学堂监督，陈三立名列其中。1906年8月，学部大臣保举才识久著的学界大儒为学部咨议官，陈三立与陈宝琛、张謇、郑孝胥、汤寿潜、梁鼎芬、严复、夏曾佑、罗振玉等人入选。1912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专门讲治旧学，再次想到了国学功底深厚的陈三立，殷殷致意，想请陈氏出山担任学科监督，求贤若渴之意昭然纸上。同年9月，马相伯、章炳麟、严复、梁起超发起组建“函夏考文苑”，培养专门国学人才，为此精心确定了各门学科的人选：法学沈家本、金石学杨守敬、文辞王闿运、陈三立、小学黄侃、经学刘师培、算学华蘅芳、佛学孙毓筠、目录学沈曾植，这些人都是各个治学领域的一流学者，久负时望，可谓名师云集。但自从宦海风波后，陈三立神州袖手，焚琴煮字，抱扑守愚，寂处声气之外，对学界各种邀请淡然处之，一概婉言谢绝。

萧然物外的陈三立对子女的启蒙教育却是萦绕于心，极为重视。居住南京时，他就在散原精舍设置私塾，延聘名师，“两三间屋小如舟，唤取诸雏诵九流”。延聘塾师、读线装书是当时封建大家族对子女进行教育的共同特色，作为时发亡国之兴叹且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陈三立，自然依照传统的授学模式来规划子女的授课内容，四书五经成为陈氏家族培育子女的必修课。同时他聘请塾师的礼节也周到隆重，古色古香。先后在陈氏私塾执掌教鞭的有周大烈、王景沂、陶宾南、王伯沆、柳诒徵等人，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传统文化的造诣极深，周大烈是许地山的岳丈，柳诒徵后来成为名重天下的国学大师。陈氏子女跟随他们执经问业，接受了严格的朴学训练，初窥旧学门径。陈寅恪在塾师的俯仰提挈口薅舌耕下，初步领略了传统文化的宏富妙意和博大精深。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的书香，使年幼的陈寅恪潜心向学，以读书为人生之乐。不管是在国内还是留学海外，陈寅恪一头扎入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诂经谭史，熔史铸子，昼夜攻读，甘之如饴，不以为苦，打下了深不可测的国学根基。

陈寅恪秉承家学渊源，从幼年开始就嗜书如命，坐拥书城，陶醉其中，浑然忘我，博涉兼采，无书不观，一生博览群书，阅读量之大在中国学界罕有其匹。《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谓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经理论深奥，书帙浩繁，一向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研读经书是传统学子的必修功课。陈寅恪在业师的指点下，晨诵午习，孜孜不倦，对十三经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便在母亲生病，他辍学侍侯母亲期间，也经常挑灯夜读。当时的版本是巾箱本，印刷纸张粗劣，字体又小，加之灯光如豆，光线昏暗，看起来很费眼力，而他读书如痴，经常通宵达旦，这种嗜学如命的精神严重损伤了他的视力，可以说他中年失明即与幼年的苦读有很大的关系。他读书认真精审，对经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求得真正的理解，颇具乾嘉学者治学的风韵，也就是他常挂在嘴边的治学名言：读书必先识字，以文字学为基点，从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方面精研儒家经典著作，所以他阅读了乾嘉学者大量音韵训诂著作以及释经的著作，如王念孙的《广雅疏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用力尤勤。阮元汇编的《皇清经解》、王先谦汇编的《续皇清经解》都是大部头的丛书，收录了乾嘉学者训释经学的著述，陈寅恪把它们放在枕边，经常翻阅，精心研读揣摩，甚至在负笈海外时，也带在身边，攻读不辍。因此他对乾嘉学术流变可以说烂熟于心，虽说他一生的学术专攻并不在经学方面，但吸纳了考据学的精义，独得考据学那种广搜博引、注重实证、溯源达流、缜密推求的治史法门和神韵，为其以后纵横史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史学一向是中国传统学人爬梳的重大学术领域，是传统学问的四大重镇之一，历朝历代的正史、野史、百家谱录、墓志碑碣、私家撰述、治史著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陈寅恪利用家族丰富的藏书，徜徉于书海中，广泛涉猎，把二十四史翻了个遍。他尤其注重史书中的志，如《史记》中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的《艺文志》、《晋书》的《天文志》、《刑法志》，《隋书》的《天文志》、《经籍志》，《新唐书》的《地理志》等等，都下了相当功夫。这些史料的熟悉，使陈寅恪在翻检考证其它史料时，如同秉烛探幽，洞若观火，任何纰漏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是他的真功夫。古代各种政论文章及史家研究著作也烂熟于心，史家名著《通考》、《通志》、《通典》是他常看的书，三通的序文他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他对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极为佩服。刘知己的史学名著《史通》提出史家“三长”论，即“才”、“学”、“识”得到了后世史家的公认，无不视为治史的圭臬，陈寅恪从中汲取了营养，受益良多。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不但褪去了蒙在经学上的圣灵神光，而且开辟六经注史的新思路，这对陈寅恪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因为对史料的精熟，才使他即便中年失明后，依然能够依靠惊人的记忆力聚徒讲学，勤于著述，构筑学术名山，开展学术研究，成为学术界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师，为时人所津津乐道。

子书方面他也有所涉猎，尤其是涉及到典章制度的子书都进行精读。他喜欢庄子的文章，也读过荀子、抱扑子、列子的书，相对于其它领域而言，诸子书不是他用力的重点。

传统学人都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能够吟诗填词。由于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陈寅恪博览诗书而又博闻强记，唐诗、宋词、八大家的散文无不了然在胸。他喜欢陶渊明、杜甫的诗，白居易的诗他最推崇。这种读书活动从来不辍，人们都记得衣衫不整的陈寅恪在哈佛校园高声吟颂古典诗歌的情景。对于散文，他喜欢读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归有光、曾国藩的文章。陈寅恪全面的知识储备在国内学界罕有其匹，古典文学成为与他的史学平分秋色而又相得益彰的两大学术园地。他在古典文学的高深造诣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和推重，因此他归国执教后，一直担任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教授。文史的打通使陈寅恪在文史两大领域自由驰骋，由此开辟出“文史互证”的新治史途径。

检索老一辈国学大师的成材经历，虽说从阅读量以及旧学修养程度上各有千秋，但是都有“十年寒窗”、“三更灯火”饱读线装书的经历。“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出身的顾颉刚，从小就有“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的宏愿，读书之广博、知识储备之丰厚自然非一般学人能望其项背。自学成才的钱穆30多岁时还是一个小学教员，但他从不放弃学习的机会。他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他从立志治学，10多年来只有3天时间没有读书，一部《史记》就读过10多遍，每读一次都能从这部书中解决一个大问题，中国古史中的许多大问题就是这样得到解决的。吕思勉是中国史学界唯一一个把《二十四史》读过两遍的大学者，四库全书所分类的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集部也读了一半，旧学修养丰厚。从旧学修行上来说，陈寅恪与上述学人相比，毫不逊色，他的深厚功力赢得了不少学人的敬重。与陈寅恪七年同学的俞大维对陈氏的国学功底十分佩服，曾经由衷地赞叹道：“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寅恪先生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www.daowen.com)

对传统学术全景式的扫描，海绵吸水式的全盘接收，使陈寅恪的国学功底既深且厚，有如河汉无涯，“博矣，精矣，几若无涯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没有人能探到他的底。这种深厚的国学修养赢得了学术界的一片赞誉和由衷敬意，正如著名史学家杨树达1942年的赠诗所言，“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当代著名学人吴世昌（子馨）当年与唐兰（立庵）纵论天下学人，曾放言高论，“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以治史而言，各种史料能够如同探囊取物，信手拈来，甚至能清楚地知道史料所在的版本卷数以至页码，这是博闻强记练就的绝活。他在清华的受业弟子吴小如晚年深情地回忆道：“我在最初几次去见寅恪先生时，每次必带去一堆问题。先生听过之后，语调总是那么轻缓，那么从容不迫地对我说，这个人的名字似乎见于《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那个人的材料可能出于某人文集中的某篇文章。特别是有些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先生大都能列举新、旧唐书某卷某传，或某志某条，让我自己去按图索骥。我回来检索时，十之七八都能找到答案。”1959年，广州京剧团六位演员登门拜访了陈寅恪，宾主相谈甚欢。在谈论一些传统戏剧的史实时，陈寅恪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能随口讲出在哪一本书的哪一页，演员们惊奇不已，随即在陈家翻书验证，结果丝毫不差。

中山大学著名图书馆学家周世宽先生常年翻检古籍，对目录学的造诣极为精湛，在校验古籍方面是标准的“一口清”。他曾经协助陈寅恪工作，对陈寅恪史料知识的淹博深为叹服，很多要验证的典籍，陈几乎能指出在哪一本书哪一卷哪一页，是名副其实的一口准。

学海泛舟，最难挣脱各种学说的藩篱，所谓“摩乎唐，则为唐囿，仿乎宋，则为宋域”，沉潜其中而不能自拔。陈寅恪则既能入乎其中，更能出乎其外，既能入其堂奥，又能破其藩篱，而不失其己。孜孜不倦的学海徜徉使陈寅恪完全超越了传统学者一向视为畏途的“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戴震语），冲出了关山重重的学术迷障，到达了“望尽天涯路”的治学胜境，在诸多学术领域自由挥洒，纵横驰骋，扫榛辟莽，洞烛幽微，发覆千年，勘破一个又一个为历史的重重疑云所掩盖的公案，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治学道路，并达到了堪称一流的学术境界，构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名山。

深厚的国学修养也使陈寅恪成为一个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凝聚之人”，这种凝聚是浃肌沦肤深入骨髓的，使他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钟情和关爱。这种钟情和关爱又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并面临价值虚无时，继续支配着他的文化选择，以冷静而又理性的头脑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在近代熙熙攘攘的文化纷争中，终生强调以中国本土文化为立足点，“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站在对等的地位来识别和取舍外来文化，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达到中西文化水乳交融，共荣共生的胜境。同时他又胸怀远大的抱负，“神州文化系一身”，投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文化重建，抉摘利病，发其阃奥，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勾画和追寻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

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使陈寅恪身上饱蘸了传统道德文化的风采，以传统士人的形象现世，不曲学阿世，不侮食自矜，不趋时媚俗，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特立独行，刚介有守，一生保持着内心精神的独立，任时势变迁而壁立千仞，枯守学术于一隅，以孤傲自恃独守“精神之学问”，最后以殉道者的形象走完了自己凄美的学术人生。这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传统士人气节，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震撼。

然而陈寅恪学术名山的奠基并没有到此止步，在海禁大开、西学东渐的近代大潮中，陈寅恪走出国门，负笈海外，汲纳西学，如同长鲸遨游大洋，吞纳呼吸，兼收并蓄，饱揽了异域文化的名山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