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幸福生活而披肝沥胆殚精竭虑奋斗一生的邓小平同志尽管早已离我们远去了，然而他的英名和业绩将世世代代铭记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那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光辉的一生就是一部不朽的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无论翻到哪一页，都可以读到他那闪耀着尊重群众、尊重知识、注重实践、实事求是、敢破敢立、勇于创新的唯物主义思想光芒的凝重篇章。这部美轮美奂的巨著，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将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宝库中最有价值的永久的珍藏版之一。我们坚信，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亿万人民群众对邓小平同志的感激怀念之情必将与日倶增，而且愈久愈弥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代伟人邓小平，终止的是呼吸，延续的是思想；失散的是体温，凝聚的是精神；火化的是躯体，树起的是一面时代大旗。

这面大旗，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曾“三落三起”，而正是在这传奇般政治生涯中，邓小平同志以其非凡的经历，获得了亿万人民群众无比的信赖、爱戴和敬仰。这是因为邓小平同志无论在多么纷繁复杂艰苦卓绝的斗争面前，总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拨开迷雾，摒弃迷信，批判错误，始终站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正确方面。今天，我们在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时，重温邓小平同志的光辉一生，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对于我们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思想，进一步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不仅纷繁复杂，而且永远处于无限的发展变化之中。春去秋来，沧海桑田，枯木春华，猿猴成人，万事万物也只有在永恒的运动中不断地吐故纳新，才能得以更新和发展。

因此，如果用孤立的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就必然会产生庸人哲学而导致思想僵化，这样的人，往往满足于原有的本本，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反之，只要坚持“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真理不可穷尽”的科学精神，革命和建设事业则又必然会催生出一派思想解放、开拓进取、锐意创新的新局面。

正因为如此，在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力戒教条主义，不要迷信本本，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正如贝尔纳所说，“一个过于相信自己的理论或设想的人，不仅不适于作出新的发现，而且会做很坏的观察。”在这一问题上，李大钊的话更加直截了当，“革命者必须时时刻刻拿出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扫荡摧清，才能别开一种新局面。”

诚然，万物自身破和立的矛盾运动都各有其固有的规律，对这种规律，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它并深刻认识它，而且完全有可能控制其运动方向和速度；我们更可以用科学的杠杆增强其破的力度，还可以用变革的催化剂加快其立的速度，使之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和要求。这就是说，坚持唯物辩证法其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握好破与立的契机。

纵观数千年的人类发展史，大凡学术理论的创建、科学技术的突破、社会形态的变更，无不都以破为先机，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不破“地心说”，就不会有“日心说”；不革除单晶管的局限，就没有大规模的集成电路；不推翻封建帝制，就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新政。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无不都证明了，革命和建设事业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以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先导，这是历史的结论。如果不破“城市中心论”，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如果不破飞机加坦克的迷信，就不会有小米加步枪的胜利；如果不破超级大国的技术垄断，更难以设想在最为困难的时期独立自主地让蘑菇云升天。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出现了一个转机，但仅仅是一个转机而言。试想，如果不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如果不破除“阶级斗争为纲”的迷信，如果不破除“姓社姓资”的迷信，如果不破除计划经济的迷信，如果不破除“大锅饭”的迷信，中国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空前的大发展吗？改革开放大业能如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吗？这一历史性的大发展能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持续稳定地向前推进吗？

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毋容置疑，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理论建树在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征途上竖起了一块崭新的里程碑，说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新时期又一次挺进大别山，无论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评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将会在黑暗中还要摸索许多年。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领航，中国综合国力如此快速提升不知还要等多少年。(www.daowen.com)

不破不立，但是破决不是盲目的，决不是心血来潮便可成事的，恰恰相反，破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那种缺乏科学分析的不顾客观条件许可与否的破，到头来难免要事与愿违。想大跃进年代要破“老刀牌”——“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要说思想是够解放的了，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精神，破的勇气只绽放了几片绿叶而终不见花朵，更不用说有什么正果了。

决定需要的，当然是敢破。所谓敢破，就是要敢为天下先。敢于想别人想不到的事，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闯别人不敢涉足的禁区。这就要求人具备大气磅礴的胆色勇气，激情澎湃的热血忠贞，胸怀坦荡的大度真诚。敢为天下先关键还在于善破。要善破，就需要人具备睿智潮涌的才思和谋略，运筹帷幄的真才和实学，英姿喁喁的表率和威望。

对此，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数十年来，兢兢业业，忍辱负重，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以其职业革命家的卓越才华和敏锐目光，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发展共性，即是强国之道与闭关自守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谆谆告诫全党：“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是先进的，有价值的，不管其来自何方，都值得拿来，都可以为我所用。”他倾全力率领全党打破了长期来笼罩在思想领域的阴霾，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国门，彻底砸碎了制约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枷锁，由此奠定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一般都是无限发展的，在这个无限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推进的认知过程中，“破”是我们加快由表及里地深化认识的有力武器。进步人类之所以能不断产生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不能不说是入木三分的洞察力窥视到了表象掩盖之下事物的本性本质，才突破了世俗的肤浅。试想，马克思恩格斯如果不穿透世俗的肤浅，目光停留在事物世象的表层，又怎么可能透过亿万人所熟视无睹的一切工业产品的表象，去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等等并由此建立起庞大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谈及“破”与“立”这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法则时就不能不提“香港回归”。因为洗雪百年屈辱，实现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乃是邓小平同志一生的伟大革命实践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也是邓小平同志娴熟处理“破”与“立”矛盾关系的大手笔，更是邓小平同志驾驭历史风云高超艺术的集中反映。

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回归问题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雄才大略，同时又是邓小平同志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处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光辉典范。所谓原则的坚定性就是指处理香港回归问题必须丝毫无损民族的大义大利这个大前提；而策略的灵活性则充分体现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勇于突破陈规陋习，不受传统国家制度和政权观念的束缚。又破又立地处理香港回归问题，充分说明邓小平“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美国前总统布什语）这里所说的“破”就是指勇于打破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常规，“立”是指用“一国两制”圆满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开创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先河。因为按照传统理念，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的内部是决不允许两种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两套政权组织形式长期并存的。

邓小平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在和平建设岁月中几番沉浮又奇功屡建。不论何时何地，也不论身处何种境况，他始终坚定如山，胸襟似海，何以能这样？我想，就因为邓小平同志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当他对客观世界又破又立时，必先自觉地对主观世界进行认真的破和立，破掉的是个人的私利，立的是党和人民的大义。为大义既然头可断，血可流，何惧之有！

邓小平同志“三落”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三起”后更是一往无前，励精图治，鞠躬尽瘁，直至死而后已。我们至今每每想起这位伟人，依然会为之深深动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人民的福星；国力增，香港归，华夏繁荣史无比，邓小平同志同样是中国人民的福分，他的英名必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提倡多“读点鲁迅”，今天，我们在迎接党的十六大的历史性时刻，再多“读点邓小平”，坚持唯物论，不断破除迷信，开创性地做好自己手头的各项工作，可以说是对伟人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