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课程中最基本的要素当然包括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学生通过学习有计划地掌握一定的系统知识技能，并在解决各种问题的同时，养成一定的良好习惯并由此发展起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人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累起来的知识技能所涉及的面是极其广泛的，因此学校是不可能全盘教授的，学生的精力和能力也是不可能全面达到的。这就需要对系统的知识和技能作出界限，选择必须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并据此构建成某一课程的核心。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早在欧洲中世纪如古希腊、罗马的学校中，就开设了包括文法在内的七门课程称之为“七艺”。文法在那时就受到特别的重视，凌驾于逻辑学、修辞学等六门课程之上。因为那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文法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书面表达的技巧和在公众面前雄辩的能力，而且是提高儿童智力的有效手段。

这样的好传统一直坚持到现在。如今的法国小学特别重视母语教学，特设写法、读法、法语语法三门课，而且这三门课竟占了每周总课时的半数。法国小学就是通过强化语法教学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为他们确信，逻辑思维能力离不开语言的严密和规范。

日本的中小学也非常重视国语语法的教授，他们同样认为，发展语言能力是发展每一个学生思考能力的根本，而发展学生语言能力强有力的杠杆之一便是语法。这样的认识和实践无疑是切中了语言教学的中心之的。

这自然又使我想起，在《最后一课》中，都德特意让韩麦尓先生上了最后一节法语语法课。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特别感怀于连“文法的错误都一一订正”。这样的描述难道纯属偶然的巧合而没有历史的渊源？给予人的难道仅仅是艺术性的笔触而没有学术的启思？

值得令今人深思的是，《史记》中记载着我国古代“孔子以六艺教人”的史料，“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决没有西方的文法、修辞、逻辑（合称三艺）。西方的“三艺”即使在《程氏家族千日读书目》中也无法找到。

由于历史和民族的原因，有数千年历史的汉语的语法系统研究仅仅是半个世纪的事。所以历来的旧式学校，几乎完全依靠语感训练去完成思维训练。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便是这方面经验总结的典范。

我们并不轻视语感训练，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语感是学习、理解和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必备的能力，是语文学习的基本功之一，也是一个人语文素养的重要体现。然而这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认识到，语感的直觉性自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就是“不落言筌”的语感训练难涉思维王国的理路，因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感觉它。”况且，社会进步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允许我们的学生摇头晃脑地读百遍书，甚至连十遍也难得（少数要求背诵的除外）。就此而言，语法是沟通阅读和理解的桥梁和催化剂，也就是说，只有得助于语法训练基础上的语感训练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片面地强调语感而忽视语法训练，或者片面地强调语法而轻视语感训练，都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我们经常听到“古人不学语法”之类的论调，言下之意就是语法无足轻重，有语感训练足矣。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古人的语言实践重不重“法”，仅以“三味书屋”中那位教学有方的老先生来说事，“对课也渐渐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这古已有之的对对子，不就是不提语法术语的行之有效的语法训练吗？中国近当代最富盛名的文学巨匠出于这位老先生的门下，难道是偶然的吗！推而论之，古人在对联的创作撰写过程中，不也包含着词法句法的思维实践吗？

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宗旨而说古、举洋、论今，无非是要让古人洋人的经验作为我们今天攻玉的他山之石。所幸的是，S版发达地区版新教材大大突破了老教材语法知识编排的保守性。笔者前年暑期参加了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语文阅卷工作，发现绝大多数小学毕业生对副词的有关知识都掌握得很好。而老教材要在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才提名词之类的知识，老教材在这方面的保守性是显而易见的。语法语法，即是语言之法，凡是规范正确的语言实践，无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遵守语言法规的结果。作为新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胜于他们父辈的，就应该更好地具备这样的“自觉”性。就此而言，初中语文教学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语法教学不是淡不淡化的问题，而是怎么教更科学的问题。

党和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学校的语法教学，早在建国之初，《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痛恨文理不通的现象，因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內容完备的语法课程。”（参见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

上述社论中所强调的语法、修辞和逻辑与欧洲中世纪学校有关“三艺”的提法如出一辙，这绝不是鹦鹉学舌，实乃“英雄所见略同”。这篇社论历来被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视为纲领性文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只要我们如实联系工作实际认真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时至今日，社论依然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指导意义，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当然，工作中的进步和成绩还是应该肯定的。上海市教委辖下的“语文中考命题组”在其《九八中考语文命题意图说明》一文中指出：“试题还要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注意修饰语的作用和语序的安排……对语序安排的认识，要借助语法、修辞知识，但是，更为主要的是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毫无疑问，这个意见是合乎科学的正确导向，完全切合实际。

我们热情赞同“语文教学要回归到读背的传统上去”的口号，但我们同时又认为，不能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而忽视语法教学。当然，这里所说的语法并非完全是借鉴西方语法构建而成的汉语语法体系，而是指具有汉语组词成句特色的合乎语法规范的为教学所用的语法知识技能的综合。(www.daowen.com)

著名学者施蛰存针对中小学语文教学难以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现状曾大声疾呼：“我以为，在初中结业以前，必须完成现代汉语的教学。”他还强调指出，“即便是朗读，无论白话文或文言文，都必须依照每句的语法结构诵读。一般人常说读文言文有腔调，这所谓的腔调，其实就是语法结构的节奏。”（参见1991年11月18日青年报）施老的话明确指出，语感训练和语法训练不仅没有冲突，而且完全可以有机结合起来。

传统积淀之三是语文教学活动几乎都局限在课堂内。

课程不应只是单纯的知识技能的堆积，它还应当包括教师组织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类活动。对此，教育大辞典作这样的诠释，“课程就是为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的总和。包括学校所教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我们的初中语文课程正是缺少了教师组织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种实践活动这个重要环节。比如，与语文教学有关的新闻采访、社会调查、观察考察、演讲论辩、宣传演出等等，即使有也是偶尔为之。就是明文规定的语文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一般也仅仅是跳出小课堂而难以冲出学校的围墙。这方面与国外的差异也许就更大。

在瑞典，学校教学不只在学校中进行，常常与社区结成一体，积极推行相互合作的协同学习活动。在韩国，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內推行自由学习日活动。在德国慕尼黑有一座儿童城，那里的市民都不满十五岁，每位小市民到那里都可以得到一份诸如记者、文艺、广播、印刷等工作。在美国，想要进斯坦福、柏克莱加州大学、西点军校等名牌大学的学生，申请就读时必须先出示自己为他人或社区服务的真实材料。如果证明材料丰富而有说服力，入读这些名校的机会将大大增加。美国的许多名牌大学甚至还有这样的规定，“不为社区服务就不能毕业”。美国有关方面的官员表示，“中学生参加社区服务活动的基本宗旨是让学生在课余时间接触社会，了解实际国情和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从而培养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参见1998年12月28日《家庭教育报》）

我们虽然还没有威尔逊倡导的那种开放式课程全国规模或一省一市的群体实践的范例，却也能到处采集到零星分布的成功的实例。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的任宇翔，在父母和老师的引导下，自幼善于观察并喜欢旅游，课余爱好拉小提琴，在紧张攻读高等数学和物理之际，还选修《西方音乐史》，他在读小学时担任过小主人报的记者，有过许多次成功的采访经历……正是广泛的兴趣爱好和有益的实践活动奠定了他成才的基础。为此，他父亲不止一次感慨地说：“任宇翔现在没有当记者，但这段经历培养了他的实践能力和活动能力，这是终身受用的。”

这“终身受用”四个字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让学生多参加一些校外的实践活动，多接触一些课本外、课堂外的东西，将知识与实际，动脑与动手尽可能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培养学生不畏困难、灵活自主、视野宽广、善于交往等等对创新发展有益的个性品质和能力。经常参加课外的实践活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钻研精神，有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的敏感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并可有效地将学生潜在的创造素质转化为现实的创造能力。上海中学生杜冰蟾研究编制成《汉字全息编码》、广西中学生吴晓燕发明“国际型钟表”，使百国时间一目了然等等事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因为这样，使越来越多的家长和老师产生了新的共识，读书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学习，而且是互补的，应该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视作为三个不可偏废的组合要素。学生完美人格的培养离不开牢固的知识、扎实的技能、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体魄和一定的社区经历综合而成的总和。

关于语文课程中的传统积淀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如重智商轻情商，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而轻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培养等等，本文暂且不作讨论。钟启泉教授说：“没有科学化的课程和科学的课程论，便不会有科学的教学。”（参见《现代课程论》）正是上述这些传统积淀严重制约着语文教学科学化的进程，我们决不可小视初中语文课程中的传统积淀问题。

完全告别旧教材至今已将近三个年头。眼下，素质教育还处于初创阶段，语文教学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新教材的颁布使用之所以远未能彻底解决转轨问题，是因为教材建设虽占据课程论的核心位置，然而再先进的教材也不可能全面反映相关课程的全部内涵，更何况如何使用新教材必然要受制于教育观念、招考制度、评估体系等项关键因素。

早在语文新教材使用之初，不少语文老师就曾预言，语文教学如果不从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招生考试制度、评估体系等方面有整体性的突破而建立一个立体化的崭新的课程体系，单靠新教材一朵“锦上之花”独撑门面，语文教学改革就难免会新瓶装陈酒，穿着新鞋走老路。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大家的意见并不是无稽之谈。近有消息说，“由北京众多资深专家学者耗费数年精力编写而成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素质教育系列高中教材》的使用在中学校园里遇到了不少阻力”，再次引发校园内外有识之士的深思：素质教育呼唤科学的课程论。

作为教育战线普通一兵的我辈认为，科学的课程论，当要求各门学科的教学都应该把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统一起来，将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活动课优化组合起来，把动脑与动手结合起来，把学校、家庭和社区联系起来，让德智体美与知情意行的发展和谐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处事，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创造，学会做人。

如果没有科学的课程论的介入，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难以设想的。柳斌同志曾在一九九七年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上强调指出：“转变教育观念，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改革课程教材与优化教育教学过程，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改革考试和评价制度，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加强校长与教师队伍建设，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保证。”将柳斌的话高度概括起来说就是，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亟需科学课程论来规范指导。也是好风凭借力，一九九九年将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将全面贯彻执行《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的核心工程之一就是将构建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为此，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中国，高度重视课程论建设的崭新一页终于揭开了。

（本文写于一九九五年，改定于一九九九年三月，相继获区中语会论文评比一等奖和首届全国教育教学论文大赛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