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说过：“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一个人信息灵通和这个人有修养，很可能是互不相容的两件事。要信息灵通，就必须快速阅读大量仅提供信息指南之类的书籍。而要有修养，就必须慢慢去读，细细去品味很少的几本书，那是一些生活、思想和感情都有声有色的人写的书”。然而，现实社会工作压力太大，生活选择太广，物质诱惑太多，潜下心来读书，特别是要养成读经典和思考的习惯，正变得越来越奢侈。正是在 这个被赫胥黎不幸言中的时代， 我有幸读了《100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以下简称“理由”）一书，就此有了种醍醐灌顶似的清醒：富起来后怎样做人，做个怎样的人，实在是头等重要的事，可惜被许多人疏忽了，包括我自己在内。

《理由》说，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其“明治”二字，取自《易经》中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维新”一词出于《诗·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没人能料，这个虔诚的东洋小学生惟“维新”是命，励精图治于文化科技的创新，屡超于我们。举例来说，光是“中国人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约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等“学生”与“老师”的角色互换，不能不令我们感慨万千。因为，新词汇“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达方面的新意，还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由此，我们不能不深刻地意识到，文化的创新对于社会改革和科学技术的革新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不管是谁，凡轻视文化软实力的杠杆作用的，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过，检验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文明，不是看它的人口有多少，也不是看它的诚市有多大，更不是看它的收成有多好，而是看它造就出了什么样的人民，“因为一个民族的强盛，最终来说重要的是要依靠其精神文化的力量”。而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显然是由这个城市所有人的文明意识集合而成的。也就是说，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其精神家园的所在，对于一个个具体的人来说，文化是构筑其灵魂深处精神道德的主要建筑材料。当然，在此有必要强调一下，先进文化与腐朽文化是有天壤之别的，用前者铸成的人的灵魂内核的当量如原子弹，而后者所构成的人的灵魂内核的当量定如臭鸡蛋。因此，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凡无愧于现代人称呼的，其本质就是一个个特定的文化存在。凡是现代人的主体意识里也必将以自觉接受文化熏陶、积极参与各种文化创新活动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

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市场的本质是不会善待深层次的文化的，它往往偏爱娱乐文化。正如恩格斯所说：时代在哪里，美女就在哪里。因而，高雅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不可对市场寄于过多过大的希望。而事实上，形形式式现代版的“为富不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观的冲击已不容我们小觑。从这种意义上去说，《理由》中关于“现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但这个‘富’是不是可以经得起道德的叩问”不可不谓振聋发聩，不能不发人深思。一个人腹有诗书，才能气自横，意自定，神自立！

再以今天的中国和日本比较，《理由》为我们提供了更足以说明问题的对比。如，中国现今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如，“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4，已达到国际警戒水平。”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仅为0.285”；又如，“日本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 再如，“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比较结果充分表明，“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我们实实在在尚处在“初级阶段”！拿国土面积、自然资源、历史机遇、人口等关键要素与日本相比，我们究竟还有多少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www.daowen.com)

无怪乎有个叫小林史郎的日本人在其写的《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一书里认为“日本的唯一的对手是美国”。其实，这不只是小林史郎一个人的想法，无数日本人的胸中涌动着同样的心潮。他们对二战之败因真正耿耿于怀的是美国的原子弹、轰炸机和苏联红军，虽有点武器拜物论的偏激，但日本人的争强好胜却是骨子里头的东西，更何况他们如今又有了傲视我们的足够资本。

凡是骨子里头的东西，必定是文化承继积淀的结果。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两位文化巨匠说过的话。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举凡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日本之所以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不可认为是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鲁迅先生不但持有与胡适相同的认识，而且进一步认为：“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该“拿来”的就得去“拿”，骂几声“小日本”不一定就是 “大中国”的心态。

从“生存消费”到“发展消费”，我们还有不小的一段路要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要让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加有尊严 ，自然不能停留于不食“嗟来之食”一类的基本层面上，与时俱进地突破它，须从建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始，而勤奋读书，这是每个市民可以自主的事。上海这座伟大城市从来不缺有文化自觉的优秀民众，潘光旦教授被誉为中国优生优育的第一人，当年为避日军炮火，母亲带着幼小的他从宝山罗店逃难到市区时，什么细软都不要，，但四担书一本也没少带。受母亲的影响，青年潘光旦学成回国时，为买全《达尔文全集》致使路费短缺而不惜举债。纵观历史发展的脉络，不论是哪一座城市，文化自觉的民众越多，这座城市就越有希望。

《理由》无疑是我近些年来所接触到的最值得一读的一本书。城市有好书是城市之幸，人读到好书是人生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