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战胜“两个凡是”之后，热烈宣传、实践“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一般被称作“新时期”。作为对“文革”浩劫的反弹，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也迫切地以自发状态开展，成为与官方“改革”话语相对应的“启蒙”话语。就官方与民间的意见路径来看，两种话语既有分歧，亦有合流，共同为社会转型提供了时代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文革”在组织和观念上的终结。政治上，主政者有限地扭转了“极左”年代非正常的民主生活局面，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政治的解冻引发了其他社会领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经济上，除了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定为基本国策外，民间资本开始萌芽，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乡镇集体经济获得逐步发展，宣传、文化、艺术等方面，“极左”年代的“舆论一律”格局有所松动，现代主义思潮、民间话语、个人立场开始展现。

“诗人为时代之触须”（庞特），“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1]，伤痕文学、朦胧诗、星星美展、流行歌曲等文艺活动的启蒙参与，冲破了传统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思维，若不是人为地阻隔与中断，似可成为一场本土化的文艺复兴。在这场对抗、反思“极左”的文艺运动中，1976年的“四五”摄影打下了头阵，其间显示出的摄影媒介的特殊性、摄影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都是耐人寻味的。

据鲍昆《记忆•寻找•重构——中国当代风景中的摄影和摄像艺术》一文介绍，在“极左”年代下，由于庞大的宣传机器对于摄影器材、耗材的需求，中国的摄影工业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相关资料记载，中国照相机工业起步于1956年，1958年开始部分投放市场，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的照相机工业开始形成较具规模的开发和生产能力，国产照相机大规模进入市场，但“文革”阻断了照相机工业发展的良好机遇，直至1973年，全国的照相机行业才开始重建，生产量迅速扩大^[2]。进入“文革”末期，“极左”对民间的控制力开始有所松动，在北京等地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城市民间小知识分子的摄影聚会，这在《七十年代》^[3]一书中有所述及。虽然这种聚会还没有上升到组织层面和理论高度，但毕竟为中国当代民间摄影的萌动创造了条件。在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都具备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新闻以1976年的四五运动为突破口，进入了以改革为号角的新的发展时期。

1976年4月，作为对1月周恩来逝世后群众悼念活动的延续，各地民众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举行对周恩来的悼念，并激变为一场痛斥“文革”灾难的政治运动，民众秉持非暴力立场，以诗歌朗诵、敬献花圈等形式表达哀思，非暴力的群体性运动消解了个体对于权力的恐惧，这也是民间摄影人采用非公开的方式从事摄影记录的动因之一。这场被后人命名为“四五摄影运动”的民间自发性摄影活动，在中国当代新闻摄影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四五运动”的政治意义所赋予的，属于摄影本体意识的关注、记录、人文，都在这场运动中有所展露。

首先，四五摄影运动的“自发性”值得书写。与自发相对的，是“扎堆”型的摄影创作，普见于官方组织的集体采访、摄影机构发动的集体创作等，这种“扎堆”有可能走向摄影的工具化，在预设的仪式中引导视觉认同。在西方摄影界，“独行”是许多知名摄影师的姿态，它意味着不参与，不愿被裏挟，独立判断与冷静思考，可衍生出视觉趣味、社会记录、时代写真、底层立场、影像批判。在四五运动摄影中，尽管有大量摄影人聚集广场，但并非来自有计划的组织，他们各自的拍摄活动仍是个体性的。

其次，在摄影媒介的功能上，四五运动摄影没有让历史留下空白，民众在“文革”十年间所积聚的愤懑，外化为敬献花圈、朗诵诗歌、发表演说等抗议行动，这在当时的新中国历史上确无先例，成为一种奇特的社会景观，而摄影人在现场用快门所表达的积极参与，一方面记录了上述的社会景观，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一种新的景象，摄影与社会运动的默契互动，在1949年后的中国摄影史上还是第一次。

第三，在摄影的题材和语言上，四五摄影运动开拓了除政治宣传摄影外更广阔的领域，它所积累的朴素的纪实意识，日后也被整合、升华为一种崭新的摄影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可见的四五摄影作品中，“摆拍”成为一种极其罕见的拍摄方法，而被广泛使用的抓拍，显示出的不仅是技术含义，更是尊重客观现实的记录观念。用胡武功的话说：“作者在选择角度、捕捉瞬间时都注意了人这个主题，准确、深刻地展现了人在特定环境中的情态、情绪和情感。”^[4]

最后，四五摄影运动也使得一批民间摄影人逐渐浮出水面并相互结识，继而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摄影运动，为20世纪80年代新闻摄影的发展积蓄了人才力量。

与今天不同的是，新闻摄影在80年代的传播及至影响力的发挥，并不是以传统的综合性日报或画报为主要媒介的，在此阶段，以关注市民生活为主要特点的都市类报刊尚未进入兴盛期，党报对于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控制力仍处于垄断状态，响应改革、呼唤启蒙、关注人性的新形态新闻摄影及其理念，主要是通过各类展览、摄影会议、画册等媒介与公众见面的，而这些媒介，在人才、组织、观念层面，都可视作四五摄影的一种传承。(www.daowen.com)

1978年，四五运动获得平反，吴鹏、王志平、高强、王苗、李晓斌、罗小韵等四五摄影运动主力成员在北京举办了四五运动摄影展，同时出版画册《人民的悼念》，展览和画册均由照片拍摄者自行筹划、编辑，在业务操作和理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1979年4月，四五运动摄影人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并连续三年在北京举办“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从这一系列展览的标题即可看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已完全不同于“极左”时期。

1985年，王苗、李晓斌、罗小韵、王文澜、鲍昆、贺延光等人组织现代摄影沙龙，并连续四年举办大型展览。1987年至1988年春，“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在西安举办，随后结集出版的《中国摄影四十年》画册，系统地收集了体现新中国发展历程的摄影作品，其中的“文革”图片和各类虚假照片引起了空前的轰动。这类影展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官办色彩淡化，甚至呈现完整意义上的民间性，这说明，新时期的新闻摄影变革，已将活水注入了组织层面。

【注释】

[1]钱钟书.致胡乔木.1986

[2]鲍昆.记忆•寻找•重构——中国当代风景中的摄影和摄像艺术.载《观看，再观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43-44

[3]北岛，李陀.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4]胡武功.新时期的中国摄影.原载《人民摄影》1994年4月6日，收录胡武功《中国影像革命——当代新闻摄影与纪实摄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