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江青都是当代中国摄影界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她的摄影活动所呈现出的艺术风格、政治隐喻与权力表达，概括了摄影在“文革”十年间的基本风貌，江青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旗手”的身份，彰显、提升了摄影在“文革”政治建构中的功能。而对“江青摄影”的反思，也理应被赋予当代意义。在今天的摄影生态中，权力拥有者的附庸风雅、摄影评奖体制的不公、官方意识形态对摄影的规制，都未必逊色于摄影界为江青所主宰的阶段。

与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相比，摄影技法的习得，无须经过专业、系统训练，也不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前提，而大自然与社会生活内建的美的秩序，为摄影的快速上手提供了素材，正因为如此，它也受到了不少有余暇的公务人员、退休职工和中产阶层的青睐。

江青的摄影之路，初期或为个人艺术爱好、情趣的视觉表达。20世纪50年代末，江青从苏联养病回国后，由于没有繁忙的工作，摄影逐渐成为她排遣闲暇的手段。1959年、1961年，中共中央两次在庐山开会，江青都跟随毛泽东上山并拍摄了不少风景照片。署名李进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庐山仙人洞》都诞生于当时。从两幅照片的原图看，江青在构图方面尚有很大欠缺，犯了松散、主体下坠的毛病。前图经修改后，只占了原图四分之一左右的面积，发表于《中国摄影》1965年第5期。后者则经石少华指点，由中国摄影学会展览部的尚进进行了暗房处理，在原图的天空部分叠放了松树枝作为前景，发表于《中国摄影》1964年第3期。如果不是毛泽东为《庐山仙人洞》所题的那首政治意味颇浓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照片几乎没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温馨玉洁》、《非洲菊》、《春笋》、《紫玉兰》、《大叶吊兰》、《月季》等照片，就更加具备摄影初学者的风格了——静止的植物具有天生的美感，又不存在稍纵即逝的“弊端”，很容易拍出较为成功的作品。

1961年，在毛泽东的亲自介入下，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的石少华成为江青的摄影老师。摄影水平与政治地位的双重提升，共同促发了江青摄影风格与摄影理念的转变。在内容上，她开始更多地把镜头指向政治生活；在观念上，她也从摄影的学习者转变成摄影的主宰者和利用者。在江青摄影创作的后期阶段，其笔名由先前的“李进”、“李云鹤”化身为“峻岭”、“大海”，颇具“人化自然”、“宏大叙事”的特点。1961年到1965年，江青的摄影作品屡屡在全国摄影艺术展（简称“国展”）中获奖，具体获奖作品如表2所示。

表2　1961—1965年江青在“国展”中的获奖情况

在上述五届国展中，除了第9届外（吕相友为9幅，江青为6幅），江青的获奖作品均列单人获奖总数之首。实事求是地说，她拍的那些植物照片并不乏美感，但这样的获奖频率和数量，显然不是出于公平、公正的业务判断。或许是因为摄影界对她捧得太厉害（根据现有的资料，很难说清楚这种“捧”是主动还是被动），江青在摄影艺术领域的权力欲望与名利心态急剧膨胀，1970—1975年间，江青先后筹备了四次个人影展，都因毛泽东的阻止而夭折。(www.daowen.com)

《庐山仙人洞》的成名，很大程度上来自毛泽东的题诗。或许是出于对《庐》的仿照，江青曾准备在1974年复刊后的第2期《中国摄影》上发表一幅庐山汉阳峰的照片（作者署名“琅琊台”），并配诗：“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这首诗难免会被解读出浓厚的政治气息，据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反对，照片最终未能发表。

除了在摄影创作中灌输政治权力，江青还曾在相机制造领域注入革命情怀和民族情结，显示出乌托邦式的荒诞性。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相机制造业还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江青提出中国相机制造的优越性应该在快门速度上重点体现出来，要求能做到千分之一秒，显然超越了当时的国情，也给工厂和工程师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江青在人物题材摄影中展现出的风格，足以说明她本人就是高大全、红光亮的鼎力践行者。其署名“大海”的“名作”《月下哨兵》，实为典型的图解，看不出在摄影艺术方面有什么新的创造；《解放军战士》、《战鹰和飞行员》、《哨兵》、《操练的女民兵》、《女民兵》，尽管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公式化”，也只是泛泛的摆拍或人像照，显示出江青摄影美学的稚嫩状态，但《夕阳下的港口》和《夕阳下的哨兵》却颇值得一提，两张照片都取材于海边，船只、桅杆、礁石、人物均呈剪影，画面虽以红色为基调，但大面积的云彩和阴影，剥夺了“文革”摄影偏爱的“光”和“亮”、简洁与明快。在举国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年代，江青拍摄夕阳，一方面说明她的特殊身份能够置换“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能够体现出江青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存在轻微的挣扎。

颇有戏剧性的是，1977年第1期《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利用摄影反党是江青的一大发明》（作者张书省），则从理念到形式都彻底否定了江青的摄影活动。文章使用了“毒汁四溢”、“假装正经”、“令人作呕”、“老妖婆”、“妖风阵阵”、“臭照片”等词汇，指责江青利用摄影树立个人权威、伙同林彪篡权、公开挑战毛主席、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淫逸腐化花天酒地……文风仍颇具“文革”的味道。应当说，江青是必须遭到否定的，但如果不能在否定的同时建立其新的摄影理念与评判标准，并指出“文革”时期新闻摄影界的体制弊病，则这一否定本身只能被视作人事更迭的附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