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热爱和平》（图62）是《人民日报》编辑阙文在北海公园拍摄的。《烙刻：记忆中的影像》^[1]一书中，记载了阙文对拍摄经过的回忆：

图62　我们热爱和平

那是1952年的儿童节前夕，当时我负责《人民日报》里“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图片栏目。根据周恩来总理“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精神，我们的总编辑邓拓找到我说：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前的形势是要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保卫和平，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制止战争，才能保卫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主题很抽象，不太好表现，又不允许搞“客里空”^[2]。我一夜没睡好，后来就想到了毕加索的和平鸽，又值儿童节，我就决定用儿童和鸽子来表现。

我和北京北海幼儿园联系，了解到他们那里养了一批鸽子，儿童们还经常到北海公园放鸽子，我就在5月31日到了这里，同时来的还有其他一些摄影记者，有青年报的，健康报的，体育报的。我一吆喝，大家就都去了。幼儿园的园长于陆琳带了一大帮孩子到了公园，每个人还抱了一只鸽子，真是欢天喜地！

最初我拍了几张觉得非常一般，因为只是在人物和鸽子的形式上、构图上作了些安排，看不出儿童内心对鸽子的热爱，缺少内在的联系。于是，我看看男孩又看看女孩，摸了一下他们的鸽子问：你们两个的鸽子谁的好呀？男孩高兴而俏皮地说：我的好！他看了一眼自己的鸽子，又看了一眼女孩的鸽子，然后紧紧地搂住鸽子，侧着脑袋，表现出一副非常得意的神情。他的这种行动使女孩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并立刻转过脸来瞧着男孩赶紧说：我这个也好！在这一瞬间里，两个人物的情绪都达到了饱和点，我就拍下了这幅照片。

第二天正好是儿童节，这张照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时《人民日报》的报头在中间，照片就在左侧的报眼这个位置上，按现在的话讲那叫“黄金地段”，发表后反响果然很大。当年的10月份，这幅照片就被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安靖和邹雅制作成了大幅的招贴画。照片原来背景上有些树枝，经过剪裁和修整，加了点桃花，又上了色，上面用儿童体书写了“我们热爱和平”6个字。第一版就印了500万！应该说，照片的影响力是在印成招贴画之后才成倍地扩展的。

两位儿童所做的动作与表情，若真如阙文所说的在“比鸽子”，倒也不乏纯真的童趣，但也不排除作者对现场进行组织加工的可能。在阙文的回忆中，从摸鸽子、逗孩子，到孩子作出上述动作与表情，再到阙文按下快门，这三个步骤之间的间隔是非常短暂的，作者何以在当时的情景下迅速对这一稍纵即逝的瞬间进行抓取，上述回忆并未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当然，这只是对现场作出的一点推测。即便没有进一步的导演摆布，回忆所述的拍摄过程已能说明很多问题。

第一，北海幼儿园养鸽子、经常带儿童去放鸽子，这的确是事实。但照片中的放鸽子活动，是在记者与幼儿园联系后才发生的。这里又有两种可能，一是幼儿园告知记者，下一次放鸽子是5月31日；另一种可能是，应记者的请求，幼儿园与记者商量了放鸽子的日期。如果是后一种，记者介入社会生活的程度则更为强烈。而除了《人民日报》的其他多家媒体也赶到现场，这应当不是巧合，阙文“一吆喝，大家就都去了”，这种流传至今的集体采访活动，正迎合了上文中杨小彦所说的“整体表达大于个体实践”。(www.daowen.com)

第二，鸽子是一种象征，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对这种修辞手法尚无明确的理解，他们对鸽子的喜爱可否视同为对和平的喜爱，也是值得商榷的。而判断标准也非常鲜明，新闻究竟应该陈述事实，还是表达观念？即便新闻无法脱离主观性，“主观”又是否需要用客观的形式加以表现？

第三，为什么阙文要首先想到儿童，而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人？在人类传播史上，利用儿童来传达和平理念的照片、宣传画、电影、文学作品有很多，这需要从儿童的象征意义中寻找答案。

社会学家陈映芳在《图像中的孩子》一书中，给出了孩子身上所包含的四种意义：一种纯洁的人、成年人生活记忆和精神故乡的象征物、有赖于成年人哺育和培育的生命体和社会成员、人类生命延续愿望的承载体^[3]。这些象征含义本应赋予孩子崇高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看到成年人对孩子的支配，制造出作为父母炫耀资本的孩子、被军事化为“希特勒少年队”的孩子、被戴上“五道杠”的孩子，孩子的社会角色，成为成年人政治、经济、文化、心理诉求的投射对象。在《我们热爱和平》这张照片中，孩子对小动物的喜爱，是具有未成年人的本体意义的，而作者所追认的“和平”主题，则将孩子变成了服务于宣传目标的视觉符号。

【注释】

[1]巴尔义.作家出版社，2006

[2]前苏联于1942年出版的剧本《前线》中的一名战地特派记者角色，他不上前线，不深入部队，每天在总指挥部里闭门造车，弄虚作假，凭空捏造新闻。后来，“客里空”成为新闻造假的代名词。

[3]陈映芳.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