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最早的摄影活动，是由来华从事军事、商业、宗教、外交、探险等活动的西方人完成的，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于勒•埃迪尔、英国的费利斯•A.比托、德国的厄斯特•奥尔默、英国的约翰•汤姆森等，其中的于勒•埃迪尔是将摄影术带入中国的第一人——这种“第一”、“首位”的定性在历史研究中比较常见，但如果不去探索它在历史进程中的真正意义，就极易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表述，因为在时间次序与价值高低之间，并没有简单的正向联系，判断某位摄影师的重要性，关键是对其影像文本进行分析。

就目前所能掌握的影像文本来看，于勒•埃迪尔拍摄了两广总督耆英的肖像，以及澳门和广州附近的一些风景。费利斯•A.比托记录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战争活动。厄斯特•奥尔默拍摄了圆明园被毁后的残迹（图55）。这三类题材在今天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约翰•汤姆森的摄影活动则与前三位不同，他主动地将镜头对准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向西方观众提供了关于神秘国度的“在场想象”，也具有丰富的人本涵义。

图55　圆明园

在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邹伯奇（图56）、赖阿芳（图57）、罗元佑、梁时泰（图58）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参与。邹伯奇的主要贡献在于器材制造，后三人则为照相馆摄影师，赖阿芳和梁时泰除了从事照相馆的商业人像摄影外，还对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视觉记录。

图56　邹伯奇

图57　手持折扇的广州妇女

在中国近代新闻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摄影术与印刷技术实现了合流，作为办报活动一部分的新闻摄影，开始具备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摄影记者的岗位也得到确立。1901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成功地从国外引进照相制版术，并开始用这种方法制版印刷书报插图。在此之前，上海江南制造局印书处也曾小规模地试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书籍。1902年9月，上海《大陆报》创刊号采用了11幅照片，题材包括国内风光、国外风光和人像摄影。1921年，酷爱摄影的《上海时报》的主人、富商黄承恩开始发展新闻摄影，他为报社购买了多架照相机，所有记者外出采访时都可以领用，并发软片（胶卷）一盒，还设立了一项激励机制，规定只要有两张摄影图片被采用，就可以抵消一盒胶卷。《上海时报》新建的报馆大楼还有设备齐全的摄影部、制版部，摄影部还与业余摄影家建立联系。1926年2月15日，上海《良友》画报创刊，以照片为主，图文并茂，注意报道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动态，是我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摄影画报，1930年起改用影写版，成为当时全国印刷精美、销量最广的画报。

图58　天津法国领事馆　中国官员与外国人(www.daowen.com)

伴随着民族斗争运动的兴起，新闻摄影也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参与。1906年3月17日出版的上海《时报》以及3月29日出版的北京《京话日报》，先后刊出南昌知县江召堂被当地法国传教士杀害后的遗体照片。《时报》发表照片时，有以下说明：

江令尸格咽喉连食气噪有刀伤处，长二寸二分，宽六分，深透。内食气噪破断，刀口两头平，并无转重伤口。下皮有刀割痕，均皮卷血污。

《京话日报》刊出照片时，附有编者按语称：

江西南昌县知县江大令召堂被天主请酒谋杀，凶手便是劝人为善的教士。教士既下毒手，又肆毒口，捏造情形，说是自刎，本馆再四辩白，今特把江大令受伤的照像做成铜板，印入报内，请大众看看，有这样自刎的没有。

需要说明的是，新闻摄影类著作、文论中提及该事件时，普遍地歌颂了照片在民族斗争中的价值，却没有对事件作出更详细的说明。例如，江绍棠被刺后，法国传教士王安之也被“群众”打死，极少有摄影史论述提及这一点，而这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细节性是相悖的。摄影史不是革命史，研究者也不宜过分拔高某一照片的历史意义，在关于摄影参加民族斗争的各类文本资料中，常见“揭露了……”、“激发了……”、“鼓舞了……”这些涉及传播效果的表述，从严格的学术角度判断，它们必须以严肃的调查与分析为前提，在难以对传播效果作出定论的情况下，不妨更加突出照片本身的史料意义而非附加的政治意义。

新闻摄影除了为报社和期刊所广泛采用之外，也逐渐得到了通讯社的重视。1935年“中外新闻社”在天津成立，采编了有关“绥蒙抗战”、“一二九运动”、“华北危机”、“七七事变”等新闻照片，被《良友》、《时代》画报、《生活》周刊、英文《中国呼声》、美国《生活》周刊等不少中外报刊所采用。1938年5月，中央通讯社的摄影部在汉口成立。这些专门从事采集新闻图片的部门的成立，丰富了当时的图片报道面，也扩充了报纸的图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