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高等教育学科建制的摄影，正面临严重的身份焦虑，它虽不失为新兴的“朝阳学科”，也显示出建构学科体系的理论诉求，但短暂的发展历程、强烈的工具属性、固化的技术思维及自我标签的艺术身份，造成了外界的严重误读。在当前的批评界，也存在着僵化的学科等级意识，摄影正处在这个等级的底层，地位的低下，研究资源的匮乏，学术建树的先天不力与后天不足，联手强化了摄影学科发展的困境。此外，摄影的研究队伍、资料积累、学术平台均呈现弱势状态，在弥漫功利主义的摄影界，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理论工作者的地位都未得到应有的待见，摄影圈内部对于理论的偏见，甚至不亚于社会对于摄影的歧视或误解。

作为一个相对狭窄的学术领域，摄影需要在多学科的碰撞中迸发出新的学术生长点。不过，此间不涉及对于技术的任何偏见，而只是对于理论阐释、文化批判的兴趣使然。摄影是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和文化现象，与人文、社会、历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摄影学者所积累的各类理论观点和学术叙述，皆以此为出发点。

摄影学科的发展不仅有赖于丰富的实践，也需要摄影理论的有力支撑，而摄影史的研究，则是摄影理论建树中的当务之急。

一、当代摄影史的书写困境

在中国摄影史研究中，当代摄影史的书写一直面临两个困境。

其一，在全体史学界，“当代”都是学者难于下笔的范畴，久之则积淀为“盛世修史”让位于“隔代修史”的不成文惯例，“当代”的制度性敏感，凸显出“权力”与“真相”之间的某种联系。

摄影史研究既是史料之发掘，也是观点的突破，由于涉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历史观，这种“突破”自然会受到掣肘。舒宗侨曾指出：“现在有少数青年摄影工作者，还在盲目崇拜三十年代的摄影艺术，有的人盲目模仿西方摄影作品，要是我们对摄影史有了科学的历史的认识，就不会再走弯路，就会加强警惕。”^[1]其实，无论从史学意义还是现实意义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沙龙摄影和西方的摄影作品都有其可取之处，论者体现出的显而易见的偏颇，未免不是取自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却也足以显示出为权力代言的学术姿态。

时至今日，舒宗侨式的学术表达已极度弱化，但相似的思维仍在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隐存。例如，普见于各类教材中的艺术“民族性”与“时代性”论述，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艺术所应承担的“普世价值”让位于“时代精神”，贬抑了普世价值在艺术精神内核中的连贯性，既开脱了“左”的文艺，又为当下文艺提供颂词，借文化繁荣、文艺复兴讴歌盛世。而“民族性”借力弘扬本土文化传统，客观上辅助了民族主义建构，亦可供部分人士有意凸显西方艺术之“水土不服”而行文化保守主义。这类史学研究中的权力魅影，构成了当代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制度限制。

其二，外部学术生态的限制，并不足以构成史学盲区的全部原因，在逼仄的史学研究环境中，《炎黄春秋》等刊物的奋力维持及其启蒙贡献，是知识分子批判性格的典范标本。南京大学已故历史学教授高华的现代史写作，虽然尚未得到主流的认可，但已借助互联网及海外出版平台广为流传。作为一个具有知识分子良心的史学研究者，他的沙飞研究亦为摄影界所不及，这是值得摄影界自省的学术现象。

学术探索的不力，折射出摄影界学术意愿的薄弱，这将在下面的第二点中加以详述，但客观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干扰也不容忽视。在我国摄影理论整体匮乏的背景下，摄影史的研究队伍面临着较大挑战，复旦大学顾铮教授将其概括为“教育背景的局限，传统学科观念的拘束，研究视野、观念及研究方法的保守，研究环境的恶劣，国外研究资讯的匮乏”^[2]，如何对当代摄影史上的诸多问题作出科学、中肯的评价，使之既能在学术上丰满摄影史这一学科，又能在实践中反哺于当下的摄影实践，都考验着摄影史学界的学术勇气与研究能力。

二、技术思维的反证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技术思维对中国摄影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开展当代摄影史书写工作，实现学术研究中的“去技术化”，也是对技术主导的摄影思维的一种反制。

摄影术自晚清传入中国后，以宫廷摄影和民间实用摄影为发轫，经历了根据地红色摄影与国统区摄影之分野，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定为一尊。若抛开意识形态分歧，仅从本体角度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摄影界并未产生独立、系统的理论阐释或行动准则，无论是醉心于画意摄影的郎静山，还是沙飞、吴印咸等红色摄影家，关心的都是用技艺来完成美的创造或革命的宏大叙事，而忽略了摄影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摄影语言的独立性、摄影的本体性与主体意识等关涉价值判断的重要命题。这种由技艺所主宰的创作思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对中国当代摄影产生着重大的影响。(www.daowen.com)

摄影史是摄影理论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对当下摄影现状的考察与评判，必须在历史脉络中寻找线索。颇为遗憾的是，上文所述的技艺决定论造成的影响，在摄影史研究中直接体现为某种误解和偏见——在可见的摄影史著作中，不乏这样一些倾向，如将技术发展史作为摄影史书写的主体、将美学流派发展史等同于摄影史本身，而摄影与社会、文化、思想、政治的互动，却在一定程度上缺席了。在一次以摄影史书写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某学者提出的“摄影史应当包括器材维修史”，即是技术思维在学术领域的鲜明表达。

摄影史研究需要确保涵盖面的广泛，技术视角是无可厚非的。但摄影的发生与发展，毕竟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类更深层面的史学问题加以详考、分析和论证，才能体现出史学研究在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追寻。在这一意义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似可为摄影史研究提供新的思维，它所追求的批判立场、自由主义倾向、跨学科甚至破学科的研究方式，与上述将摄影放置在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学术路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在有限的摄影史论叙述中，不乏非摄影专业人士的贡献。我们没有看到过苏珊•桑塔格、本雅明等人的摄影作品；陈卫星、高华两位学者分别来自新闻学和历史学；胡武功、鲍昆、杨晓彦、顾铮等人均有一定的摄影技术功底，但近年来主要沉浸于史论研究，丰富的摄影活动经历，也为他们的学术拓展提供了直接经验。这一学术状况表明，在新闻摄影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存在诸多重叠的背景下，将多学科视角引入新闻摄影理论研究，或将成为开拓、深化摄影理论格局的一种路径。

三、摄影史学的制度空间

中国摄影史研究是体制内的理论诉求，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学术空间的相对宽松，赋予摄影史论研究以一定的可行性。

学者李树峰指出，新中国成立至今，摄影界一共有三次正式提及修史。其一是1956年的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上，蒋齐生希望“学会能把过去的资料加以汇集、整理和研究”，但随着不断到来的政治运动，这一工作未能顺利开展；其二是1982年的《中国摄影史》编委会第一次会议，直接指向特定的学术成果，并在三年后完成了预定的编写计划，形成了《中国摄影史（1840—1937）》和《中国摄影史（1937—1949）》两部著作^[3]。显然，上述两次修史活动都并未以当代摄影史为主题，其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极为浓郁，体现出摄影史研究者对于革命史观的自觉靠拢。2007年的第八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将摄影史建设作为会议主题，指出了摄影史建设在摄影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会议并未将研究对象限定在近代与现代，这给当代摄影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自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降，学术界、摄影界共形成以“当代”为研究范畴的摄影史著作十余部。《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史（1949—1986）》、《中国新闻摄影史》、《中国摄影史略》、《新中国摄影60年》、《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史》、《中国影像革命：当代新闻摄影与纪实摄影》等著作，在较长的历史跨度上，对当代摄影历程进行了各具特色的考察与表述，其间不乏体例的创新和史料的挖掘，更有对“极左”思潮的反思与批判。不过，在现有各类以“中国摄影史”为题材的著作中，“当代”的份额仍不及近代与现代。另外，部分当代摄影史论著的质量，依然能够显现前述的当代“困境”。在有限的篇幅中，器材、技术、机制、作品的描述占据了较大篇幅，部分涉及反思的内容套用了主流的历史观念，却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探索，仍旧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框定。可见，当代摄影史学理论的丰富，一方面有赖于制度本身不断放宽其限制，另一方面也需要学界主动在现有的学术秩序之外，作出一些大胆的突破。

【注释】

[1]舒宗侨.开展《中国摄影史》的编写工作——我国摄影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J］.新闻大学，1983（01）：95-96

[2]顾铮.作为新学科的摄影史：历史、现状与反思［J］.文艺研究，2010（08）：5-15

[3]李树峰.“中国摄影史”写作：历史与当下的反思［J］.文艺研究，2010（08）：2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