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铁林被誉为中国当代“新纪实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用“参与式观察”方法拍摄了大量的“性工作者”(赵铁林使用的是“女孩”这个称谓)照片,并逐步通过新闻媒体、出版社得以面世。1997年10月,《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们》在《新周刊》发表;1998年9月18日,《阿V的日子》发表于《南方周末》;1999年3月,《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9月,《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3月,《聚焦生存——赵铁林“另类人生”拍摄手记》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镜头里的社会》大量使用了赵铁林的女孩照片;2005年、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赵铁林的《看不见的人》和《她们》。
出版界的积极介入,使得赵铁林一时间声名大振。2000年,赵铁林被《摄影之友》评选为2000年中国最重要摄影人物之一。2007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他“建国以来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坊间亦不乏极力赞美,例如:
王焱《浮世之绘》:与底层民间那些幸与不幸的女性哀乐相通、休戚与共的一个知识人,一位以浮世绘的手法工笔重彩勾画出社会生活长卷的画者。
黄明芳《赵铁林:曾被热议的他悄悄走了》:一直聚焦、关注底层社会边缘人群的摄影师,中国纪实摄影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中国摄影报,2009年5月26日)
单光鼐《另类人生•序》:赵铁林的书也因其客观和直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文献性,书中流露出的作者的弱势群体关怀亦值得张扬和宣泄。
韩杨《赵铁林:追问的力量》:用记者的行动去记录,以学者的眼光去反思[1]。
但同时,对赵铁林的批评之声也在逐渐增加。那日松的《真实的背后——赵铁林访谈录》、黄盈盈的《边缘社会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赵铁林的“她们”》、夏丽娟的《赵铁林:关怀还是伤害?》等从不同角度对赵铁林的拍摄活动和媒体的传播行为提出了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www.daowen.com)
第一,拍摄过程中是否存在欺骗和诱导,从事特殊行业的“女孩”,为什么会同意成为被摄者。第二,作为纪实文本,照片有可能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但在特定的时空中,这些照片极有可能损害被摄者的利益。我们能否在“历史性贡献”的宏大口号下,要求“女孩”作出个体牺牲?第三,赵铁林因照片而成名,但“女孩”的生活却没有改变,这是否可以引发对拍摄初衷的质疑?第四,有不少女孩从事按摩、陪唱行业,一旦照片进入公共传播领域并统以“女孩”之名,公众对其职业认知就有可能发生偏差。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在整个新闻摄影伦理领域其实都有明显的覆盖。
第一点属于“过程中的道德”,指向摄影图片如何被生产、被建构。苏珊•桑塔格曾把摄影比喻为强奸——因为镜头与男性性器的外形相似,更重要的,是摄影师近乎暴力的拍摄方式。“侵犯肖像权”是民间对未经允许的拍摄行为表达抗议的最常见理由,超越这一具体的基于民法的指责,我们也应该关注更广义层面上的“合法性”问题,附生于照相机这一现代文明成果之上的拍摄权究竟是谁赋予的,在未经对方同意的前提下按下快门是否存在道德缺陷?对此,纪录电影评论家卡尔文•普莱拉克认为,拍摄行为只有在下列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不存在任何强制和欺骗、拍摄对象对程序和可能的后果有充分的了解、拍摄对象有能力同意。
第二点和第三点属于前述“功利主义”与“绝对个人权利”的冲突问题,但是,“功利主义”的伦理立场,在赵铁林案例中也是非常模棱两可的,照片所能带来的社会关注是无法论证的,而且,在传媒娱乐化的时代,有多少受众是出于“窥视”的欲望而阅读这类照片,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而这种窥视的后果,显然不可能是基于人性的道德关怀。
最后一点则属于“意义中的道德”范畴,也是赵铁林摄影活动的硬伤所在。从真实性层面判断,“女孩”不是一个基于社会学的严肃概念,在《镜头里的社会》和《她们》这本书里,还出现了“站街的姑娘”、“黄色娘子军”、“卖春”这样的定性,这种确定的职业称谓,与被摄者从事职业的多样性之间是冲突的,更不用说清晰呈现的女孩面孔会给她们及其家人带来多大的舆论压力了。
【注释】
[1]四条评价摘自千证.纪实摄影:来自道德伦理的挑战.天涯,2009(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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