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形式是无情的暴力。

二战结束后，现代文明国家纷纷开展对暴力的反思，时代的演进制止了身体和欲望的放纵，政治权力所赋予暴力的合法性开始屡受质疑。“暴力美学”的出现，意味着暴力开始了由“现实空间”向“想象空间”的转换，商业逻辑的引入，则构成了促进“暴力美学”泛滥的最大力量。

“暴力美学”概念衍生于电影界，吴宇森电影中翩翩起舞的白鸽和身穿黑衣的现代枪侠，借助影视美学的参与及正反两派人物的构建，抽离了赤裸残酷的血腥成分，避免了受众可能产生的心理不适。同时，情节的发展脉络还要赋予反面人物彻底的残暴，从而显示其肉体灭亡是“罪有应得”，对反面人物的施暴因此成为必须，其过程也跌宕起伏，十分具有观赏性，这就是好莱坞动作电影里通行的“暴力美学”模式。

不过，以渲染暴力为特征的影片常常成为一种反讽。以《谍影重重》为例，制作人员用三部曲的鸿篇巨制描述了一个名为杰森•伯恩的失忆特工在寻找身份的过程中遭遇暗杀又继而复仇的故事。在影片的末尾，伯恩击垮了“黑烟斗”组织，对前来暗杀他的特工抛下一句“我再也不杀人了”便从楼顶纵身跳入下面的一条河流。这似乎是在标榜“暴力是丑恶”的、“人性的复苏”等崇高的主题，但这样的主题为什么要用整整三部篇幅的暴力来引导？换句话说，《谍影重重》标榜“非暴力”，但它吸引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对特工暴力活动的逼真刻画，这难道不是一种反讽么？

战争的本质是人类对资源的掠夺，其形式是残酷、无情的暴力，面对“淋漓的鲜血”，战争摄影师和战争图像的传播者应当如何处理画面风格？是采用自然主义的直呈其事，还是要从形式层面入手，运用摄影造型技巧强化画面的感染力，并屏蔽那些容易引发不良情绪的血腥元素？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战争的残酷需要用鲜血加以证明，但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却往往有碍照片的传播力，在图像爆炸的年代，如果不能从画面形式这一翼引发受众的注意，感染又从何谈起？

摄影图像有其自身的独立性，构图、光影以及瞬间的把握与评价，是摄影师及受众无法回避的，尤其是在强调“注意力”的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摄影图像传播主渠道的背景下，“造型”愈发凸显自身的重要。战争摄影的纪实性与电影的虚构性和娱乐化毕竟有本质区别，内容的暴力与形式的美感在这里理应呈断裂状态，对暴力的渲染、美化，无疑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但部分受众对于此类图片的偏好，以及媒体从这类图片中发掘的商业利益，却又令二者再次统一。举世闻名的战争摄影师们，典型者如罗伯特•卡帕，其成名史也不乏媒体的参与和支持，这些“目击明星”以他们的勇敢、执著和精湛的摄影技艺而闻名。尤金•斯密斯这位不愿意遵循《生活》画报商业化报道思路的特立独行者，最终只能和杂志分道扬镳。

目击明星的塑造和战争摄影的广泛传播，毕竟让生活在和平中的人了解到地球上还有如此多的丑恶，故而在广义上成为一种善。战争摄影的画面美感，也令其成为媒体增加发行量、收视率的绝佳素材。颇为讽刺的是，经过对近期发现的卡帕遗留胶片的分析，卡帕的代表作《共和国战士之死》的真实性竟然遭受质疑。因为胶片显示，在拍摄那位悲壮战士的现场，卡帕居然以同样的构图拍摄了另一位士兵的倒下，举世闻名的经典战地之作，有可能是卡帕在两幅甚至多幅摆拍照片中挑选出来的结果。这一案例也亟待受众加以反思——面对战争图像，我们究竟是在欣赏其形式之美，还是审视战争之恶？作为一种独立的传播介质，画面的形式感是摄影之不可或缺，那么旨在引发窥视欲的“猎奇”，则需要从道德立场上进行批判。(www.daowen.com)

苏珊•桑塔格（图50）在她的《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表现出战争摄影的深刻的悲观情绪。她认为摄影预设了面对战争的道德缺陷，“在摄影时代，真实本身可能已经不够吓人，因此必须加强，或者进行更有说服力的重演”，也表达了人性当中幽暗因素的忧思，“大多数有关被折磨、被肢解的描绘，是会引起淫欲兴趣的”，“对痛苦、对他人痛苦的看法，是根源于宗教思想的，这种宗教思想把痛苦与牺牲联系起来，又把牺牲与极度兴奋联系起来”。她更表达了对战争摄影实际功能的质疑，“展览这些照片目的何在？唤起义愤？是我们感到‘不好受’，也即惧怕的悲伤？帮助他们哀悼？真有必要观看这些照片吗，既然照片里的恐惧是很久以前，已过了惩罚期限的过去？看了这些照片，是否意味着我们更善良？他们可有给我们任何实际教训？难道它们不是正好证实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者想知道的）吗？”

图50　苏珊•桑塔格

2003年，伊拉克极端分子通过网络或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公布了人质被斩首的录像及图片，世界范围内的新闻媒体并未因画面过于血腥恐怖而进行抵制，相反，这些录像和图片被当作轰动性的新闻。我国的一些媒体也加入其中，赤裸裸地登出了被砍下的头颅，这已经超过了传媒伦理所能容忍的限度。对于这类图片报道，新闻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议，一致的批判立场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图片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记录了历史，对世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还原。但画面的血腥和恐怖，又使它不可避免地遭遇道德谴责。对于斩首图片这一案例，从目的上看，极端分子急于公布斩首图片，意在增加对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从而使伊拉克战后局势进一步恶化；而媒体对这些照片加以传播，是一种在不经道德考虑情况下作出的错误行为。从后果上看，斩首图片的传播成为不良阅读心态的催化剂，也对部分读者造成了阅读心理上的不适。

鲁迅先生曾在《呐喊•自序》和《药》两篇文章中，把看客与砍头的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新浪网站文化版中曾有一文这样描述砍头：“简单明快，不但易于推行，而且其所带来的视觉与心理冲击也能维持在适当的水准，在让人恶心反胃惊骇震动的同时却不至于使任何一个心脏还算结实、神经还算坚强的观众昏厥休克，或留下任何不良的后遗症。”在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社会到来之前，无论是在包青天的开封府，还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行刑台，这种杀一儆百的方法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搭建了一个充满了好奇、恐怖而又具有震慑力的公共景观。政府企图以此威慑民众，而民众也会不请自来，将法场围个水泄不通，正所谓“行刑于市，与众弃之”。随着媒体在市民中的影响逐步扩大，斩首的实施者开始利用媒体将搭建的斩首景观扩大化、虚拟化。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纷纷制定新闻法或新闻记者职业信条，禁止媒体刊登此类赤裸裸的血腥与恐怖，媒体因此进行了一次革新。可是，在人类高呼所谓“高度文明”、“人权”、“理性”的今天，好奇的看客仍然大有人在。需要注意的是，刑场作为一种实际的公共景观早已关闭，目前能够满足看客嗜血心态的只有媒体。我们可以试着得出一种假设：行刑方式的进步与死刑的不公开使得嗜血者难以满足，而媒体上的血腥成为其“聊以自慰”的工具，媒体为了迎合这部分受众，持续进行着类似的报道……这构成了一个比斩首更可怕的恶性循环。

苏珊•桑塔格认为，对于战争摄影的观看，源自受众内心深处的窥视欲，她同时也反对将表现苦难的摄影用美来表达：“表现苦难的摄影不应该是完美的，就像文字说明不应该带有道德判断”，她还反对将苦难的摄影放在展览馆之类的场合，在那种喧嚣、过于重视社交形式的场合，不应该出现对苦难的展示。对于苏珊•桑塔格的观点，我们需要进行辩证的审视。一方面，就像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探讨的一样，过剩的资讯最终使我们丧失一切对重要或者公共事务的判断，一切以附属于娱乐的形式出现，最终娱乐至死。这听起来有些悲观，然而也是部分事实。另一方面，战争苦难的摄影书写毕竟有它不可忽视、难以替代的作用，它推动了人类对于他者之痛的直观注视，丰富了人类苦难史的文本，继而形成的舆论影响又或许会成为反战的诅咒和停战的推进剂，即便是那些作为误导性宣传的战争摄影图像，其实质一旦得以公开，也能让我们发现世界的荒诞，令战争的主导者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