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家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战争是人类记忆中不可割舍的组成部分,用战争摄影图像凸显战争的残酷,观照和平的价值、生命的可贵,对于净化今人的道德情感、反观自身的苦难历程、树立正确的生存观和世界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简约地说,战争摄影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构建人类的创伤记忆。
学者徐贲认为,思考群体认同问题,一般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乌托邦模式,权力设定某个崇高的理想,并不惜一切代价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试图将理想变成现实;其二是汲取教训的模式,“尽量地避免发生人在经验中已知道的错误,尤其是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的灾难,它对任何自称为最先进的制度都有一种本能的戒备,它要实行的只是一种像民主那样不坏的制度”[1]。战争摄影所提供的创伤记忆,对于后面这种“汲取教训”的模式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战争是一个群体经历的最可怕创伤,其动机多为生存、发展资源的掠夺。虽然有一些战争是以维护正义的名义开展的,但也同样无法抹杀战争本身的绝对暴力色彩,“正义”不能赋予个人创伤与家庭悲痛以正当性。很显然,以任何形式回忆创伤,都会带来心理的不适感,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用戏谑方式复制战争的人,常常招来他人的强烈指责。而人类对创伤记忆的保存,有的是权力出于民族主义建构的需要,有的是商业力量作出的利益选择,而其最为合理、正当的动机,应该是一种对战争的警示,旨在唤醒群体成员担负共同的职责,敦促个体思考自己作为人类一分子的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当灾难再次来袭时,自己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于4月28日刊登了阿布莱格监狱中的美军虐囚照片。事件暴露后,驻伊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美军3月已宣布驻巴格达的美军第800宪兵旅6名成员因虐待大约20名伊战俘将面临军事法庭审判,美军协助管理战俘的7名军官也将受到纪律处分,包括第800旅最高长官等人。而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拜登、美军在伊拉克负责监狱事务的少将杰夫里•米勒、美国总统布什等高级官员都对事件作出了道歉或谴责。媒体在事件面前并未表现出对政府的维护,而是继承了“水门事件”报道的传统,对白宫及驻伊美军“穷追猛打”,这说明,即使是面对“他人”的创伤,媒体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
当前全球性的几大摄影比赛,如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美国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等,都对战争摄影进行了高度密切的持续性关注。新的战争的不断出现,是新闻摄影界将其作为重要题材的原因之一,通过影像不断对战争暴力作出揭示和预警,则是新闻摄影界自觉的责任担当。(www.daowen.com)
有一点却不容忽视,即历史本身是客观而单一的,而人们对历史的叙述和评价,总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史料掌握的广度与深度、认识能力的局限和叙述立场的更迭而变化,奉行“有闻必录”的史家,其人为选择和主观判断的注入也是必然,历史叙述的接受者有可能在主观的注入过程中不断逼近真相,也可能与历史的原貌渐行渐远。作为摄影图像,其生产流程中的构思、拍摄和传播,都大量掺杂着摄影师和传播机构的主观因素。对此,学者张舒予认为:“影像乃是‘符号式的仿像’,意即影像并非真实存在的物,而是通过不同形式描摹事物的符号。”[2]摄影能否对历史进行百分之百的还原,需要受到质疑,这迫切地要求我们探寻摄影与历史之间可能出现的断裂。
【注释】
[1]徐贲.公共传媒和创伤记忆.引自《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200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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