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家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战争是人类记忆中不可割舍的组成部分，用战争摄影图像凸显战争的残酷，观照和平的价值、生命的可贵，对于净化今人的道德情感、反观自身的苦难历程、树立正确的生存观和世界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简约地说，战争摄影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构建人类的创伤记忆。

学者徐贲认为，思考群体认同问题，一般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乌托邦模式，权力设定某个崇高的理想，并不惜一切代价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试图将理想变成现实；其二是汲取教训的模式，“尽量地避免发生人在经验中已知道的错误，尤其是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的灾难，它对任何自称为最先进的制度都有一种本能的戒备，它要实行的只是一种像民主那样不坏的制度”^[1]。战争摄影所提供的创伤记忆，对于后面这种“汲取教训”的模式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战争是一个群体经历的最可怕创伤，其动机多为生存、发展资源的掠夺。虽然有一些战争是以维护正义的名义开展的，但也同样无法抹杀战争本身的绝对暴力色彩，“正义”不能赋予个人创伤与家庭悲痛以正当性。很显然，以任何形式回忆创伤，都会带来心理的不适感，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用戏谑方式复制战争的人，常常招来他人的强烈指责。而人类对创伤记忆的保存，有的是权力出于民族主义建构的需要，有的是商业力量作出的利益选择，而其最为合理、正当的动机，应该是一种对战争的警示，旨在唤醒群体成员担负共同的职责，敦促个体思考自己作为人类一分子的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当灾难再次来袭时，自己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于4月28日刊登了阿布莱格监狱中的美军虐囚照片。事件暴露后，驻伊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美军3月已宣布驻巴格达的美军第800宪兵旅6名成员因虐待大约20名伊战俘将面临军事法庭审判，美军协助管理战俘的7名军官也将受到纪律处分，包括第800旅最高长官等人。而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拜登、美军在伊拉克负责监狱事务的少将杰夫里•米勒、美国总统布什等高级官员都对事件作出了道歉或谴责。媒体在事件面前并未表现出对政府的维护，而是继承了“水门事件”报道的传统，对白宫及驻伊美军“穷追猛打”，这说明，即使是面对“他人”的创伤，媒体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

当前全球性的几大摄影比赛，如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美国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等，都对战争摄影进行了高度密切的持续性关注。新的战争的不断出现，是新闻摄影界将其作为重要题材的原因之一，通过影像不断对战争暴力作出揭示和预警，则是新闻摄影界自觉的责任担当。(www.daowen.com)

有一点却不容忽视，即历史本身是客观而单一的，而人们对历史的叙述和评价，总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史料掌握的广度与深度、认识能力的局限和叙述立场的更迭而变化，奉行“有闻必录”的史家，其人为选择和主观判断的注入也是必然，历史叙述的接受者有可能在主观的注入过程中不断逼近真相，也可能与历史的原貌渐行渐远。作为摄影图像，其生产流程中的构思、拍摄和传播，都大量掺杂着摄影师和传播机构的主观因素。对此，学者张舒予认为：“影像乃是‘符号式的仿像’，意即影像并非真实存在的物，而是通过不同形式描摹事物的符号。”^[2]摄影能否对历史进行百分之百的还原，需要受到质疑，这迫切地要求我们探寻摄影与历史之间可能出现的断裂。

【注释】

[1]徐贲.公共传媒和创伤记忆.引自《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2008：276

[2]吴逸飞.战争影像与战争正义性建构［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