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哲学或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新闻事件的公共性，即是这一事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资以进入公共空间供社会各界关注和探讨的程度。公共性标准在摄影伦理评价中的应用，主要指向拍还是不拍的话题。

西方国家的新闻摄影界有一种共识：当拍下别人的照片时，也拍下了他人匿名的权利。美国视觉文化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哈珀就曾经质疑过媒体发表照片的“伦理道德权力”。美国传媒学家吉夫•格林菲德则认为：“在新闻媒介看来，对每一个处在公共事业下的人来说，他的隐私、他的嗜好、他的尊严也都随之不存在了。”^[1]很显然，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新闻事件，拍与不拍有赖于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而狗仔队的新闻摄影实践，是该问题的最好例证。

图48　电影《狗仔队》海报

狗仔队是指那些以拍摄明星隐私照片为职业的自由摄影师（图48），如果排除一切不符合伦理的因素，他们至少在某一点上值得学习，即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克里斯托夫•莱茨在其《一个狗仔队员的自述和忏悔》一书中写道：

那些喜欢制造新闻的杂志总会接到情报员的电话，他们声称看到了康纳利的糗事。有时甚至还有“女士”自己打电话来讲述她们所谓的一夜风流。然而就算是有关报纸也常常要放弃这类故事，因为很少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比如说照片。毕竟他是公众的宠儿，没有证据地乱泼脏水是会惹恼读者的，因为读者不会轻易地相信像肖恩•康纳利这样的绅士也会与人私通。

可惜的是狗仔队除了这一优点外别无长物，黛安娜逝世之前，和男友从饭店出来后，就遭一批狗仔队员的追踪，他们使用了一些办法，摆脱了一些人，但还是有人尾随。黛安娜的司机后来发誓说：摄影人员是追不上他们的，于是便开快车使时速达100公里以上，因失控撞到墙壁，车毁人亡。有目击者说，车祸发生后，有一些狗仔队员不急于报警救人，而是抢拍王妃惨死的场面，在救护车抵达现场之前已拍下了照片，还有一名拍摄者当场被愤怒的目击者殴打。后这七名狗仔队员均被法国警方拘留，照相器材被没收。数天后负责该案件调查的法国调查官对这七名拍摄者提起诉讼，罪名是在车祸现场未协助生命垂危者。面对指责，一位狗仔队员反唇相讥，说这些指责他们的人是假道学，自命清高，今天谴责这类新闻摄影者的人，必定就是最先购买刊登两个少年在葬礼上哭泣的报章的人，而摄影者只是配合图片社的要求，图片社只是配合报纸杂志的要求，而报纸、杂志只是满足公众的需求……(www.daowen.com)

在公共场合或公共活动中，各类明星（政治人物、商业明星、娱乐明星）的行为，都预设着被拍摄的合法性，作为公众人物，也必须在获得公共权力或经济利益、名声的同时，适当地让渡自身的隐私权与名誉权，但摄影记者或新闻媒体在从事对名人的报道时，仍然应该以公共性为第一准则，尽管某些明星也乐于通过狗仔队的报道来保持自己处于公众视野，但对明星私生活和公共活动的故意混淆仍然是一种错误。

类似的案例还包括2012年的周克华事件。被周克华杀害的市民，以及被击毙的周克华本人，其倒在血泊中的遗体都在网络媒体上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呈现。周克华遗体照片的披露，不乏证明凶手已死的实证价值，对于社会稳定不无意义，但因为发布方没有对鲜血、弹孔进行任何技术处理，故而不能完全逃避“刺激性”维度的伦理评价。而遇害银行储户照片的发表，不仅触犯了这一“刺激性”禁区，还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面对具有公共性的死亡图片，媒体、摄影师也要严肃地考虑它们可能造成的后果，即令那些经历亲人死亡的、痛苦万分的家属感受到更多的痛苦，这指向媒体与当事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于这种备受业界、学界批评的“二次伤害”，“功利主义”和“绝对个人权利”是学界所提供的二维评判标准。功利主义者主张通过照片检测环境变动、引发社会关注，而“绝对个人权利”的主张者则指出死者、家属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两种标准各执一词却都不无道理，在作出具体的评价时，需要借助前述刺激性原则与公共性原则加以共同考察，并在实际操作中把握“度”的衡量与传播效果的预测。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惨剧的视觉呈现有可能引发他人的警觉，从而尽可能避免相似的惨剧发生在自己身上，而部分受害人或受害人家属，也愿意通过媒体传播自己的苦难，这一点在伦理判断中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1]任悦.视觉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