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悲剧题材的摄影，因直面人类与残酷的自然及自身弱点的搏斗，故而比其他任何一种摄影门类都更加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图46是萨姆•诺斯拉拍摄的《南斯拉夫地震灾难》，这是全体人类都可能面临的生存困境。徐忠民先生认为：“悲剧摄影对不幸事件信息的传播，是基于人类生存的清醒、自觉的态度。喜事令人振奋鼓舞，而忧事使人警惕清醒。新闻照片用记录形象向社会公布悲剧，把忧的信息传播于众，旨在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而形成一种注意与解决的气氛，使人类在共同的灾难面前联合成‘天下一家’。”^[1]

图46　南斯拉夫地震灾难

灾难摄影不等于救灾摄影，救灾是组织化的行为，对救灾行为的摄影报道，不可避免地也可以体现人性，但毕竟不如灾难摄影那般更加直接地关注人的命运。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美国普利策新闻奖新闻摄影类奖项，每年都将大量荣誉授予那些专事拍摄战争、灾难、疾病题材的摄影师，这一格局显示出灾难摄影在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巨大意义。

图47　流民母子

从人文价值的层面加以探讨，灾难摄影大致有这样几种功能：真实地记录悲剧，真实地展示灾难的破坏性与残酷性，尤其是对那些身为“人祸”的灾难进行摄影报道，更加能够表明对灾难制造者的警告与受难者的警醒；有助于唤起人们的主体意识，激发人的生存意志和抗争勇气，折射在灾难中闪光、升华的人性。正如美国的FSA^[2]摄影家兰格（图47）所说：“我力图为这些被看不起的、被挤垮的、陷于绝境的人说点什么。”

灾难摄影的这些人文功能，印证了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所定义的传递信息、监视环境、适应环境等媒介社会功能。灾难在瞬间状态下毫无征兆地突发，令毫无思想、物质准备的人类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对周遭世界的确定性大幅降低，需要通过信息的接受来强化安全感和生存的勇气，而身处灾难以外的人，基于“人类一分子”的人文观念，以及类似的对于未知灾难的担忧，也对灾难报道产生了急迫的诉求。因此，在合乎视觉伦理的范畴内，悲剧本身应当得到凸显而非回避，以抵制权力可能试图进行的掩盖。但学界亦有不同的声音，温军在《新闻摄影与传统文化——从灾难、环保事件的新闻摄影中看中西方人文价值观的差异》一文中提出：

平衡，是灾难中人们普遍的观念。当摄影者把灾难的原生态赤裸裸地表现在受众面前时，图片的纪实性就会打上折扣。比如，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的洪水，媒体上并没有大肆渲染个人的痛苦，主流媒体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战胜洪水上。在摄影报道中，看不到滔滔洪水痛苦场面。中国传统观念中，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尽力避免描述灾难细节，而着力挖掘人与自然和谐，把现实的苦难升华为精神上的力量。

《史记》所记载的大禹治水，也只用“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这样寥寥数语形容洪水的肆虐，但对大禹却多有溢美之词，如“劳身焦思”、“薄衣食”、“卑宫室”、“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使大禹治水成为千古美谈，其事迹成为历代中国人与大自然斗争的精神典范。

……在1998年两个多月的抢险救灾宣传报道中，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纵观全国大大小小报刊，对这次洪灾抱以极大的关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灾害中涌现的人物进行了高度赞美，对抗洪抢险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给予大力赞扬……

……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之一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长期的新闻实践证实，在同一新闻题材的选择上，因为受到党性、阶级性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作用，包括摄影个体文化素质、民族意识的差异，在新闻发生现场选择事实的角度绝不会相同。往往是同样一个事件，中国的摄影记者与外国的摄影记者会拍出截然不同的照片来。^[3](www.daowen.com)

作者的观点颇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第一，作者认为中西方的人文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于“人文”的不同表述，但“人文”的真正价值却是唯一的，即对“人”的关怀和尊重。这里的人具有普遍意义，而不存在国家、民族、肤色、种族包括文化的差别。

第二，作者在挖掘人与自然和谐与回避灾难细节之间建立因果联系，这在逻辑上令人十分费解。这里的“挖掘”说明“和谐”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又如何解释作为“不和谐”的自然灾害？如果“和谐”仅被作为一种理念而非客观存在，那么，想要实践这一“理念”，是否应以正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为必要的前提，并从中反思人类在制造“不和谐”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如果灾难报道可被定性为“大肆渲染”，则显然是一种新闻伦理的误区，对这种“渲染”的评价，也应当从伦理层面着手并实施规制。而作者并未对“大肆渲染”作出清晰的伦理界定，故而使得这一贬义性的判断显得轻率，作者所表现出的，仍然是重“救灾”而轻“灾难”的传统宣传思维，“大禹治水”案例的引入，也给作者的观点蒙上了鲜明的政治教化色彩。

第四，刻意回避对灾难与痛苦的摄影目击，有可能由作者定义的文化考虑，发展至被重新定性为“负面报道”并受到更多规制。所谓“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思路，在实践过程中也涵盖了对自然灾害报道的限定。作者从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谐统一等多个角度开展思考，却忽略了“回避痛苦”在制造“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可能性。所谓文化，也可能成为权力在掩盖真相时所采用的理论依据。

【注释】

[1]毛家武.灾难新闻摄影与人文关怀.新闻传播，2008（11）：66

[2]美国持续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中部农业地区的大干旱，造成严重饥荒。农民不得不往西迁移，为此美国设立了一个“迁居管理处”，去帮助这些不幸的人。1935年改名为“农业安全局”，简称FSA，该机构先后雇佣了30名摄影家，专门拍摄农村贫民窟的悲惨情况，同时还拍摄了一些有钱的美国人在迈阿密度假的情况，作为两种生活方式的鲜明对比。这就是美国摄影史上著名的FSA摄影纪实运动，也使得农业安全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因社会纪实摄影成名的社会机构。

[3]温军.新闻摄影与传统文化——从灾难、环保事件的新闻摄影中看中西方人文价值观的差异.新闻前哨，2004（12）：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