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是中国特色政治教育与政治传播的重要环节，它不是简单的时事传播，而是对新闻事件的政治化解读与重构，是以新闻传播、学校教育为外在形式的宣教工作。时政摄影，是对于政治人物的政治活动所进行的摄影报道，它具有三层含义：其一，时政摄影是一种视觉化的传播方式；其二，时政摄影的主体是政治人物；其三，时政摄影的内容是政治人物的政治性活动而非私人活动。可见，时政摄影是对政治人物政治形象的公开展示，比文字报道更具直接性和现场感，故而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新闻传播领域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若以上述时政语境加以考察，时政摄影报道是以摄影的外壳、视觉的方式，用以构建政治人物形象、政府形象乃至国家政治形象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我国的时政摄影报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改革趋势，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是“自选动作”的比重在不断增加。“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是跳水、体操比赛中令人耳熟能详的专业术语，其实，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这两个词早已超越体育比赛这一领域。譬如，有的单位在撰写工作总结时说“规定动作不走样，自主动作求新意”。“规定动作”意即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布置的一系列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还要遵照规定的行为方式，它不仅规定了“可以”如何，也界定了“不可以”如何，即一种禁忌。“自选动作”是行为主体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意愿制定的任务及行动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自选动作”并非对于“规定动作”的颠覆，而是要在“规定动作”默许的范围内进行，“自选动作”一旦突破了“规定动作”所暗指的疆界，就有可能造成媒介事件甚至政治事件，这在当代新闻摄影史上不乏先例。

摄影评论家鲍昆先生在《不好说的王文澜》^[1]一文中就较为隐晦地提及了某次摄影事件：“在9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个圈内人知悉的‘事件’。这个‘事件’一方面影响了他继续进行新闻摄影探索深化的进程，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在挑战新闻摄影禁忌方面所作的贡献。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王文澜在采访重要新闻任务时试图捕捉更丰富的人物性格表情，以求新闻摄影的人性化表现。中国以往的新闻摄影观念，是简单的任务式的宣传规范。在这种观念下的新闻摄影样态，无非是一幕幕例行公事的‘场景’，新闻人物也基本属于构成‘场景’元素的政治木乃伊，并非有血有肉的‘人间’人物。王文澜希望通过自己的摄影让政治人物走下神坛，是他多年来的梦想。”

过去的时政摄影报道主要着力于从宏观叙事角度对领导人加以展现，其身份、动作、表情均处于传统的固定式政治框架之中，抹杀了政治人物的个性与性格。长期以来，这样的框架已经固化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2011年发生的“五道杠少年”事件所涉及的多幅照片，显然都来源于对这种传统摄影框架的刻意模仿。时政摄影报道在近年来的进步，可以归结为“自选动作”在“规定动作不走样”的前提下实现了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较多报道都转向细节的表现，呈现出花絮式报道的特征。较为典型的是《中国日报》记者杨世忠拍摄的《面向和谐未来》（《人民摄影报》在第15届新闻摄影作品评选中摘得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入选“影响2006CCTV年度十大新闻图片”）。图片内容为2006年11月5日，参与中非合作论坛的胡锦涛与非洲国家领导人拍完合影后将离场的轻松瞬间，展示的却是和传统合影完全不同的“和谐”世界。

《中国青年报》视觉总监贺延光在胡锦涛与连战即将握手的一瞬拍摄的《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也是一张影响较大的照片，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在画面构思上，作者突破了传统的“正面+握手+特写”形式，而是选取了两人伸手相握、迈步相靠的全身画面，如果将画面的形式感（类似于文字报道的可读性）称作“意思”，传播价值称作“意义”，那么，传统的模式是有“意义”而无“意思”的，而《两》则是“意义”和“意思”兼备的；其次，用定格的瞬间赋予画面以政治意义——“一小步”与“一大步”；第三，这张“自选动作”的照片被发表在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上，翻开了机关报时政摄影的新的一页；第四，这张照片获得了2005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和2005年全国新闻摄影年度最佳照片奖，标志着“自选动作”的照片能够赢得主流认可。

新华社记者姚大伟的《温总理到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听课》一图，采用窥视构图法，用长焦镜头穿越未关严的门缝，抓取到了温家宝微笑听课的瞬间，这样的画面形式在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拍摄的、获第14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总理为农民工讨工钱》，也是以细节取胜的、较为优秀的时政摄影报道。

细节性时政摄影报道的魅力，就在于摄影记者毫不犹豫地摒弃了以往那种以政治观念至上的宏大叙事手段，以朴素的视觉语言和真诚的政治态度，消解了传统时政摄影报道所具有的疏离感和概念化，还原了现场和感性。不过，综观全局，可以发现发表“自选动作”最多的是中央级媒体，出现最多的人物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是领导人的开明之举，而中央与地方的反差却表明“自选动作”的张扬仍然面临制度困境，传统的时政报道定式以及媒体形成的思维惰性尚未消除。在制度困境之外，一些媒体囿于思维惰性，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应对政治报道，追寻高大全和红光亮的遗风，也是时政摄影报道难以广泛突破的原因之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时政摄影报道的改革，始终是在正面报道的框架下进行的，“规定动作”所“默许”的“范围”，仍然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时政摄影将触角延伸至领导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中性的、去塑造化的摄影报道，才标志着时政摄影报道改革的真正成功。(www.daowen.com)

部分媒体对于“规定动作”的坚守，源于“自选动作”所具有的高度敏感性。

针对一幅照片的分析，有形式主义、表现主义和图像学三种视角。时政摄影所依附的新闻事业是国家体制的组成部分，虽然在理想的状态下应当具有某种超前性，但在现实层面，它毕竟要受制于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制约，因此，时政摄影的图像学意义尤为重大，对图像形式与内容的解读甚至具有某种决定意义。譬如，在美国安德鲁空军基地和俄罗斯红场，前任美国总统布什手里的黑色雨伞都曾被风吹翻，摄影记者记录下这两个有趣的瞬间后，照片迅即广泛流传，部分发表这些图片的中国报纸附加了文字说明，大意是这把雨伞就像伊拉克的局势一样，将布什拖进了尴尬的局面。从图像学意义上说，这段文字说明运用了隐喻的手法，雨伞与伊拉克局势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发生的时间接近、事件的中心人物（布什）相同，布什对雨伞的艰难驾驭与他对伊拉克局势的一筹莫展又的确有某种相似之处，这种隐喻的价值判断尚待讨论，但仅从新闻业务的角度看，它虽然采用了非现实主义的修辞术，却也是对时代背景和摄影画面的巧妙融合。而美联社记者刘香成拍摄的《戈尔巴乔夫辞职》，幸运地抓取到了戈尔巴乔夫合上讲话稿的一瞬，隐喻着苏联时代宣告终结，这样的隐喻由于不涉及意识形态宣传和主观论断，可以说是一种更为高明的传播技巧。

图像学上的隐喻虽然是非现实的，但不论中外，媒体上都常见到它的踪迹，因此，我们很难用错与对来评价隐喻这一手法，使用合适与否进行评判也许更为恰当。隐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契合主流观念，传达主流思想，也会刻意或不经意地具有某种非主流的色彩，这就是编辑部时常针对“自选动作”照片进行仔细考量甚至争论的原因所在。因此，优秀的时政摄影报道不仅是智慧的结晶，也得益于媒体人非凡的勇气。不过，时政摄影报道的创新必须以“安全保障”为前提，在瞬间的抓取、图片的选择、文字说明的撰写等环节当中仍然要注意审慎把握，甚至在拍摄时都应当首先确保抓取到“规定动作”的画面之后，再进行拍摄创新价值大的“自选动作”。

【注释】

[1]载于中国摄影家协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