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前基地组织最高领导人本•拉登被击毙后，一张关于奥巴马的照片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照片显示，击毙拉登当天，奥巴马及其幕僚正在白宫局势研究室（Situation Room）内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观看卫星实时传送的美国海豹突击队搜捕、击毙本•拉登的视频。国防部长盖茨占据了画面的核心位置，而奥巴马则弯着腰坐在沙发的一角，这种位置布局与某些传播制度下常见的讲求对称、稳定、中心化的政治仪式感几乎是格格不入。

网民对这张照片的热议，一方面源于击毙本•拉登事件的重要新闻价值，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们对这种政治形式的兴趣。其实，在美国媒体的日常报道中，类似的照片屡见不鲜，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威严感、排序文化这类元素，几乎得不到体现，而抓取政治人物的尴尬表情、动作的调侃类照片，同样是媒体的家常便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领导”意识的弱化。现代公共行政学和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提出过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三种模式——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传统型合法性来自历史沿袭的传统风俗与习惯，如世袭君主制国家产生政治领袖的方式；超凡魅力型又称克里斯玛型，常见于社会的过渡期，政治领袖虽然来自某种名义上的民主选举，但作为英雄和圣人，能够具有一呼百应的权威，比较典型的如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等，往往能够保留数十年的总统职位，其本质仍然是一种人治模式；在法理型政治结构中，政治领袖的合法性建立在清晰的规则与制度的基础之上，其职位来自宪政秩序规定的民主选举，当选后仍要受到宪政制度的监督甚至弹劾，这一模式又被称作“常人政治”或“庸人政治”。西方民主国家均采用法理型模式，总统、总理、首相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用吉尔特•霍夫斯塔德的观点来解释，即是一种权力距离较低的民主性文化模式。在这样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模式下，政治领袖极有可能来自草根阶层，在无所不在的民主监督之下，他们也必须收起官僚气，在镜头前更多地呈现亲民色彩。

第二是新闻媒体与政治权力的平等关系。在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之下，被称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拥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权，能够约束媒体的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伦理评价体系，法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媒体的采访报道权，舆论监督、促进信息对称、保障民主是媒体的天职，而让渡隐私权、名誉权，也是掌握了公权力的政治人物的本分，水门事件这一“白宫级别”的政治丑闻，就是在这样的传播制度下被揭露出来的。因此，这些国家的新闻摄影记者在拍摄政治人物时，不必有“过分敏感”的担心，也不惧怕有意无意地造成政治人物形象的丑化。现实情况是，新闻媒体不仅拍摄、发表那些常规拍摄到的新闻图片，也经常通过后期处理的视觉图像，刻意地“丑化”政治领袖。面对媒体的批评与指责，这些政治领袖除了尴尬、恼火之外，并没有行政权力对媒体作出惩戒。

当然，在西方民主国家，也不乏政治人物利用摄影手段来提升视觉形象的案例，尤其是在竞选时期，作为常见的宣传形式，摄影海报频繁出现于街头、报端。这类海报都以获取选民青睐为目标，致力于塑造参选人的正面形象。但它并未形成政治与摄影之间的单向度、强迫性的一元模式，所以不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种视觉控制。

西方时政摄影的具体特点是：(www.daowen.com)

第一，形式感。摄影师非常善于运用构图与光影来塑造画面的形式趣味，在这一类的时政图片中，新闻事件被淡化了，媒体往往通过文字说明来弥补画面在叙事层面的不足。形式感的丰富，一方面体现出摄影师的视觉创造力，另一方面也是媒体应对“读图时代”图像爆炸的举措，在海量图片当中，只有形式感强烈的照片才更加能够脱颖而出。

第二，幽默感（图29）。很多时政图片都具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效果，有的是对政治领袖幽默瞬间的记录，有些幽默感则来自摄影师的主观创造。

第三，日常化。时政图片展示的内容并不一定都是政治人物所进行的政务活动。如前所述，作为政治人物，必须让渡一部分隐私权与名誉权，所以，政治的透明化令摄影师可以接触到政治领袖的日常生活。

图29　里根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