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克莱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总体战”思维之前，人类就开展了类似的战争实践。随着近现代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且显示出全球性、远距离的趋势，介入国民的物质、精神生活，动员全民族力量参与战争，逐渐成为大多数国家在参战时期的惯用手段。《总体战》的作者、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则认为，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1]，而严格的新闻审查，掌握新闻、广播、电影、各种出版物及其他可利用的手段来进行精神动员，则是鲁登道夫针对加强精神团结而提出的特别措施，这在二战期间戈培尔所进行的战争宣传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可见，战争的主导者为了获取人民的支持、粉饰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巩固自身的合法地位，以及按照自身意图树立民众的历史观，必然会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一切战争史料进行删减、筛选、改造与整合，这样的例子在战争摄影史上也比比皆是，正如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所说：战争中最先牺牲的是真相。

正义或反正义，是参战双方或中立方对于战争的主观评价。尽管目前有众多学派的经典论述及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但世界各国、各民族对于战争正义性的阐释仍然呈现出多样性的格局。朱学勤先生在其《访美五题》里就有对访问佐治亚州的一段记述：

那个教堂坐落在亚特兰大一座著名的山下……如山上有缆车通道，缆车一上一下，会经过一座刻在山体上的巨大浮雕，浮雕上有三个人物，三人都挎着上一个世纪的老式手枪，骑着高头大马，等等。问题就出在这三个人物上，尤其是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叛军的总司令——李将军（General Robert E.Lee），按照30年前中国人的说法，是个历史反革命，按照30年后中国人的说法，至少也是一个历史罪人……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美国人怎么会纪念这么反动的南部头领？即使美国出版的历史书，只要说到南北战争，不也都是说北方代表着正义，南方代表着反动？难道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还允许被战败的一方保留着他们自己的记忆？^[2]

而朱学勤的疑问，在林达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中得到了答案：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为什么能有不同的记忆版本？

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是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它没有教育部，因此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利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

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统一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要第二次从北方分裂出去的关键原因。^[3]

美国战争史的“自然而然”状态，也体现出官方“历史重构”的缺位。在历史观的建构与历史研究中，重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历史的“真相”是单一的，而作为对“真相”的主观叙述，各种关于历史的文本则丰富而多元。重构所指的，即是历史叙述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偏离关系，究其原因，一是受到史料、研究能力、学术制度的限制，文本或许只能作为对真相的不断“逼近”，“偏离”状态成为一种无奈的必然。第二种情况则更值得我们警惕，即权力介入历史研究后，刻意地对历史真相进行扭曲，以服从于权力建构的需要。

就战争史而论，学者吴逸飞认为：“一场战争的正义与否，或许在硝烟散尽之前没有明确的答案。甚至在某种状况下会出现所有参与方都具有自身正义性的情况——对战争正义性原则本身的内部争论构成了这一问题的自反性，这也使得战争各方得以充分建构自身正义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4]在这一观点的框架下，正义性建构与历史重构实现了合流，在延续战争的迫切需要下，新闻的真实性让位于宣传的煽动性，重要的是利用战争摄影强化自身“受害者”的形象，掀起“同仇敌忾”的复仇性舆论氛围，赋予战争以自我防卫、人权保护、主持公道等色彩。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与《动物庄园》里，都有统治者利用仇恨加强极权政治的描写，权力为被统治者设定共同的仇恨对象，往往可以转嫁内部矛盾，奥威尔的描述体现出仇恨的工具属性。战争图像呈现方式的直接、对情绪的强烈渲染，都强化了它在激发仇恨方面的优势。

苏珊•桑塔格在其《关于他人的痛苦》^[5]（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图27）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图27　关于他人的痛苦

因而战斗必须继续下去的人士来说，重要的恰恰是何人被杀和被何人所杀，而不是残酷的屠杀行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对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来说，一张有关耶路撒冷市中心某意大利餐厅袭击事件中几名儿童被炸碎的照片，首先是一名犹太儿童死于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的照片。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一名在加沙被坦克炮弹炸碎的照片，首先是一名巴勒斯坦儿童死于以色列炮火的照片。对好战分子来说，身份即是一切^[6]。

在这段论述中，“何人被杀与被何人所杀”所秉承的是敌我双方的对立，体现出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战争观，其功能是激发并利用公众仇恨；而“残酷的屠杀行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所立足的则是人道主义的立场，战争被定义为“人类的灾难”而非“我们的灾难”，罪行不仅仅是与“敌人”联系在一起，“我们”也有可能成为罪行的实施者。犹太民族在二战中遭遇的苦难之所以能够得到人类的持续关注和反思，是因为它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受难”的色彩，被上升到“人类苦难”的高度，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www.daowen.com)

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利用摄影对战争原貌进行的重新组合，令远离巴以战场的普通读者难以从中分辨真实与虚构、正义与邪恶。敌与我、正与邪这一二元对立结构的强化，使得战争摄影在历史重构中变得可行，而摄影图像的多义性、易于篡改的特点以及把关人对图片传播渠道的控制，也赋予重构以更多的可能性。

照片呈现的是瞬间，快门割裂了这一瞬间与其环境的联系，瞬间的前奏、后续、原因、本质，都因此变得模糊，模糊衍生的多义性需要文字的界定，和苏珊•桑塔格所述的“身份强化”一样，“界定”也给重构留足了操作空间。这种文字界定所造成的重构有两种可能，其一，受到专业素养欠缺的影响，有些新闻摄影记者强调自身的视觉属性，对光影、构图、色彩、瞬间保持高度敏感，却忽略了对视觉之外各因素的采集，造成了文字说明的不完整甚至歪曲，轰动一时的《挟尸要价》事件就是一个例子，照片的批判性是不容置疑的，但作者编撰的文字说明却与事实有出入，真实性的欠缺导致了批判力的削弱，更成为备受质疑的靶子；其二，战争摄影的把关人从“动员”角度出发，从主观上放弃真实性原则，秉承宣传立场，这一做法造成的结果，有时完全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

图28　1937年，戈培尔被从与希特勒的合影中抹去

在匈牙利反苏运动期间，苏联派遣坦克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对于一张照片中所示的停在街道上的苏联坦克，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西方国家的文字说明是“苏联政府无视人民的自决权，把几个装甲师派往布达佩斯镇压起义”；而苏联的说明则是“匈牙利人民请求苏联援助，苏联已派坦克前往保护工人并整顿秩序”。对这类文字说明的真伪判断，虽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道德立场的宏观视角加以推测和探究，但图像的多义性的出现，却也多少冲淡了历史研究的严谨性。

文字说明的参与并未改变照片的画面结构，摆拍、暗房和Photoshop软件的出现，却令文字说明的重构功能显得逊色了，动用导演摆布、移花接木等手法，真相可以被裁切、抹去，新的“事实”得以塑造。法西斯时期的德国与意大利的暗房技术堪称世界前茅，显示出极权国家迫切地需要掌控包括真相在内的一切（图28）。照片中法西斯将士的高大神武以及铁蹄所及之处的井然有序，向国内民众展示出一幅正义之战的图景。而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的“随军记者”制度、诸多国家通行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则有力地控制了战争摄影的传播渠道，对于那些于己不利的战争图像，干脆从源头上切断它们的传播渠道。

【注释】

[1]鲁登道夫.总体战.解放军出版社，2005：13

[2]朱学勤.访美五题.收录《书斋里的革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6

[3]朱学勤.访美五题.收录《书斋里的革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9

[4]吴逸飞.战争影像与战争正义性建构［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62-69

[5]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