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影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曾提出过三个命题：摄影人是否是知识分子、摄影人是否需要成为知识分子、摄影人怎样成为知识分子。

将“摄影”引入“知识分子”范畴进行思考，是基于对摄影界的理论建设、人文精神、公共情怀等问题的关注。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找到摄影人与知识分子的契合点，并使其成为当下摄影界人士观照自我的坐标？这是对当代摄影精神的追问，也是对摄影人自身角色定位的探索。

在“摄影”这一职业前提下考察知识分子问题，很容易陷入一种逻辑误区，即将知识分子体制化、专业化、有机化，从而背离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这需要从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定义说起。

“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在19世纪的俄国，有一批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他们不满于俄国社会落后的专制制度，从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这群人并不是一个职业的存在，而是精神的存在，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军官，还有的则无业。知识分子的第二次语用学起源是在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身为上尉的德雷福斯由于犹太人的关系受到诬陷，引发左拉、雨果等一群正义人士的义愤，他们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而他们的敌对者却把“知识分子”作为贬义词对他们进行蔑视和攻击。这批“知识分子”大多是自由职业者，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讨论社会和政治的公共议题。可见，历史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指那种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它不是一个职业性的存在，更没有哪一种职业以“知识分子”命名，它是一个精神上的共同体，而这种精神，则主要是指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感，单纯地掌握知识或技术，只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还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在某项技能或某个领域特别具有优势，堪称顶尖的专门性人才的人，在看待世界时却常常秉持狭隘的专业视角，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所谓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被镶嵌在日益完善的知识体制内部，为体制制造意识形态，其合法性来自知识体制内部，而非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者”。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中国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1979年版《辞海》中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化艺术工作者、教师、医生等。”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中提出：“据以人口普查和职业统计的几组数据综合分析，可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大约有4000万。受过大专教育的人当中，有500万人没有从事知识分子的工作。”他还引用了《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的数据，“2000年国有企事业单位年底专业技术人员数合计21650807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5551098人，农业技术人员670105人，卫生技术人员3371966人，科学研究人员274506人，教学人员11783132人。”这两项较为典型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知识分子联系特定职业群体，以职业特征作为知识分子的完全条件，使得定义过于宽泛，遮蔽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实质。(www.daowen.com)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是精神而非职业上的存在，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郭沫若经历了知识分子到非知识分子的转换，可以否认作家浩然的知识分子属性。显然，以作为职业的“摄影人”为考察对象，已经陷入了逻辑上的陷阱，但这不代表该问题没有研究价值，面对人文精神失落的现实，我们没有理由把责任推给摄影这一职业本身，但不能否认它已经成为摄影界的普遍现象。如果一定要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规范，则可以将摄影的职业意义淡化，而突出其群体意义。

中国的摄影自宫廷摄影起步，历经文人摄影、延安时期到“文革”结束之间的政治挂帅型的摄影、20世纪80年代的解放与辉煌、90年代之后的商业化、犬儒化这几个时期。最值得我们怀念的，是摄影艺术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背景下所进行的回归，刚刚摆脱思想禁锢的摄影人对于政治、文化、社会公共事务有着真诚关切，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的良心、热情和批判精神。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摄影已经从最初单一的画意风格衍变到了所谓的“多元化”局面，其中有陈复礼、连登良、黄贵权威代表的港澳画意派，胡武功、侯登科（已故）发起的陕西纪实帮，一大群不知名者组成的风光迷和人体迷，以及少数前卫派人士发起的观念摄影派，80年代大批出现的摄影团体早已土崩瓦解，如此的所谓派别只是创作习惯上的共同体，而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章程和组织。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符合摄影创作的个人化特征，却也使得摄影人的创作理念较少受到应有的约束，从而在整体上显得缺少鲜明的个人风格。作为领导者的摄影家协会，多年来一直在理念上对各类“主流”话语亦步亦趋，“创新”、“民族文化”及时地出现在各类摄影座谈会或摄影文件上，这类“大词”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指导作用或参考价值，我们可以在数十年来的摄影实践当中找到结果。

要想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特性，摄影人不能缺乏相关理论的支撑。但从中国现代摄影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的兴盛伴随着权力在文艺、宣传领域的无孔不入，摄影的目的、任务已经在领袖的话语中得到不容置疑的确定，摄影人的任务只是实践它，这就造成了中国摄影在理论上的先天不足。这里有一个随手拿来的例子，在某家曾以理论创新著称的摄影类报纸上，刊登过这样一幅照片，一位裸女站在长城烽火台上，给出的短评是——裸女与长城的结合，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交融——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摄影人的理论修养仅止于此，还能用什么来摆脱深受其害的工匠身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