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的艺术传播层面，有一种红歌（如《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东方红》等）因脱胎于民歌，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未冲淡形式层面的艺术感，红歌的经久不衰，除了因制度化因素的不断推动，也往往是拜这一形式感所赐。出自山东的《沂蒙山小调》和《沂蒙颂》，就是这一类红歌的代表之作，它们着意刻画沂蒙的青山绿水和革命年代的鱼水情深，曲调和唱腔中不无北方山区的苍凉感，若单论艺术形式，确可谓当代音乐史之佳品。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其实并非一座名曰“沂蒙”的山脉，民间所谓的，乃是“人文地理”的概念——一个由蒙山和沂水环绕的区域，涵盖山东临沂境内的蒙阴、沂源、沂水等数县，与江苏北部连云港境内诸山脉亦有牵连。这一地域在政治话语中叫做“沂蒙老区”，抗战及解放战争均有大役发生于此，且传达着“红嫂”、“六姐妹”、“孟良崮”等诸多革命符号，论影响，虽不及江西瑞金、陕西延安，却也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老区。

2009年起，以艺术“采风”的名义，我已积累了三次沂蒙之行。所谓“采风”，通常的理解是艺术中人走进生活、激发灵感的创作方式。有些新结识的朋友获知我的专业后，第一反应就是“是否经常出去采风”？——看来此二字和光头、长发、辫子、山羊胡子一般，仿佛成为摄影家的标签了。而且，普罗大众心目中的采风圣地，无非是幽幽山谷、小桥流水或茫茫草原之类，能够赋予摄影以批判色彩者可谓寥寥无几——当下社会对艺术的一般认识，不就是等同于美么？或者，勿论社会之误解、偏见，即便是摄影圈内的“深刻”也颇为稀缺。翻开摄影界的几份报纸，普见“呼伦贝尔”、“坝上”、“云阳梯田”创作采风团之广告，大量的碎片影像充斥报端、美术馆以及网站，试图宣示摄影的繁荣格局。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摄影？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的纪实、反思、批判、不合作的摄影风格，是余温尚存，还是苟延残喘？

恕我未经考证就在此大放厥词——“采风”之“风”，或与《诗经》中的“国风”有关。“风”即民谣，如果把“风”之采集作为艺术家深入生活的理想状态，那么，摄影中人所应关注和记录的，当为硕鼠之丑、静女之羞、弃妇之怨，手法是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人文主义的，作为形式感的美自然是必需，但真实地反映生活、批判现实，应该成为摄影家的更高追求。

不过，我们是如何做的呢？

苏珊•桑塔格曾把摄影比喻为强暴——因为镜头与男性性器的外形相似，更重要的，是摄影师近乎暴力的拍摄方式。不知从何时起，“侵犯肖像权”成为被摄者表达抗议的最常见理由。我所关注的却不是这一基于民法的指责，而是更广义层面上的“合法性”问题。附生于照相机这一现代文明成果之上的拍摄权究竟是谁赋予的，在未经对方同意的前提下按下快门是否存在道德缺陷？当然，我们在沂蒙拍摄的照片中，绝大多数都是采用摆拍手法获得。“摆”是摄影师对现实的干预，这说明被摄对象已经同意并且配合了我们的拍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道德层面已经无懈可击。(www.daowen.com)

显然，沂蒙山民的配合，是在明显的权力不对称状态下进行的。我们拍摄的一位沂蒙老妇姓甚名谁（涉及肖像权问题，照片不予公开），我们没问，当初选择这位老人作为拍摄对象，只是因为镰刀、篮子、头巾和皱纹这些山区特色的具象，摄影人在临战状态下首先关注的便是形象和形式感，这本无可厚非，它们构成了传播力的一部分。于是，我拦住了她，憋出一句山东话：“大娘，你上山砍柴啊？”大娘点头（事后证明并未听懂，其实她是上山采草药的），我立马对同学们说：“跟大娘上山！”到了半山腰，发现一棵柿子树，顿时萌生“丰收叙事”思维，要求大娘作采柿子状，还有位小姑娘不时请大娘“喜一喜”（笑一笑）。就这样，大娘面对九点多钟的太阳，足足笑了半个多钟头，还要不停地变换手势，以达到摄影人追求的那个最完美的形象，直到她呛出了眼泪，我们还没有满足，又请大娘把柿子捧在手心，意在取手部特写。阵阵咔嚓过后，大娘得到的回报只是几句“谢谢”和“再见”。

每想到这个场景，我都有愧疚之心，愧疚久了，虽然隐痛仍存，但已极为淡薄，耻感的逐渐丧失，比上述行为更显可耻。很显然，封闭、落后、未经现代工业文明大面积污染的沂蒙山人，其善良淳朴非都市人所及，想在都市找到如此“配合”的被摄者绝非易事。记得经过某农宅，坐在门口晒太阳的大娘起身邀请我们进去喝水，这在缺水的山区可谓高级别礼遇，我们的谢绝是必然的，如果是在都市，这样的邀请会被作何种解读，又有谁敢贸然接受呢？

在拍完采柿子的大娘之后，我们议论最多的，便是“淳朴”二字。但有谁想到，大娘的淳朴被我们利用了，那样无情，那样霸道，又是那样吝啬，为的只是一张照片，一本证书，一份虚荣。都市人的“精明”，是凌驾于沂蒙山人的“淳朴”之上的，当我们以“淳朴”评价他人时，其实已把“淳朴”当成了消费品，在淳朴者之间，怎会用这个词互相评价呢。所以，“淳朴”对“精明”的配合，虽然是自愿，但前提是“精明”闯入了“淳朴”的生活，主观地、巧妙地、带有胁迫性地制造了这一起拍摄事件，其暴力、强制色彩不容忽视和回避。

对拍摄行为的合法性判断，还应考虑到“利己”与“利他”的问题。这是道德判断的基本范畴——谎言总是不值得鼓励的，但利他的谎言，至少可以被视作善意；摄影师放大、渲染一场车祸中的鲜血，因不具有强烈的利他性而被批评为“二次伤害”，暴露残酷的战争摄影，却因具有“公共性”、能够激发对和平的渴望而得到媒介和社会的欢迎……而我们所进行的沂蒙创作，依附于一个崇尚“唯美”、“积极”、“健康”的摄影文化环境，它以美的创造、影展影赛为价值导向，自然会将美的形象从贫困、苍老、荒凉、封闭中抽离出来，进而赋予这些形象以新的、与现实脱节的意义，这类照片极易成为沙龙摄影活动的宠儿，虽然有人试图评价它的积极意义，即所谓传统美学主题的抽离与新型美学模式的建立，但它在革除“左倾”意识形态的同时，其实是创造了“犬儒”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对农村贫困的漠不关心。所谓新型美学模式，无非是想在沙龙摄影活动中获奖而已，利益驱动的摄影创作，和传统的政治驱动模式同样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