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遗忘作斗争是人类诞生以来永恒的困境”^[1]，人类记忆的传播史历经结绳记事、仓颉造字、竹简玉帛、造纸术和印刷术等以符号为载体的方式，终于在摄影术诞生之后遭遇历史性的改观。文字的传播固然拥有逻辑的严整性，但作为一种符号化的传播方式，它受到诸多传播环节的限制，对文字符号的阅读、识别、书写，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人们接受文字信息将其转译为生活信息，需要接受者自身具备一定的生活知识和理解能力^[2]。而摄影对于历史书写的介入，使得历史叙述从文字的静默跃进为图像的鲜活，审视历史的方式亦从逻辑的推测进化为直观的注视。历史的记录功能，是摄影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20世纪记忆的保存与解读，与视觉图像有莫大的关系。当历史进入21世纪，其脚印日趋瞬息万变，摄影的记史功能也愈发值得关注。

苏珊•桑塔格认为，摄影“意味着把你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3]，即便是作为私人成长记录的肖像摄影，一旦被镶嵌在社会发展史的维度中进行解读，就有可能超越单一的私人记忆而上升为国家记忆。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策划的《一个中国人的六十二年影像史》，通过主人公叶景吕（1881—1968）自1901年至1968年拍摄的62张肖像照片，为观众提供了一份独特的历史文本。叶景吕为了避免图像记忆的单一性，还在每张肖像下面做了亲笔记录，如拍摄日期、当年的年龄、家庭或国家的主要大事等，这就使得不断累积的照片具备了自发的年鉴属性。在1952年的肖像下面，叶先生这样记录道：

一九五二年在余为污浊之年，故特用黑纸剪影以资警惕，并致悔过不忘之意耳。生辰年虚度七十有二。一为长子加入老母道，余被牵连受取缔；二是五反时被长孙检举，曾代亲友售金。以上两事虽经登记坦白免究，然总以生本无作恶贪污而蒙不洁之罪名，殊为憾事。^[4]

在这段类似于心灵告白的文字里，仿佛能读到新生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对于普通人的强大压力。李公明指出：

“牵连”是与个人权利与责任观念相违背的，“检举”则是与传统人伦相违背，而“坦白免究”更是与法治观念不相符，但是当事人丝毫没有感到这些事情本身存在的问题，相反是反躬自省、极度珍惜声名的清浊。在1949年以后，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联系是前所未有的严酷，而最本质的控制是对人的心灵的控制。当事人因此而中断每年一度的正式照相仪式，而改为颇有象征意味的黑纸剪影——以资警惕和悔过之意，这种真诚的自我惩戒竟然可以通过改变个人影像的呈现方式来实现，恐怕在摄影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在这里，影像作为内心忏悔的证据而存在，而一种来自民间的影像手艺无辜地充当了以示惩戒的污点形象。^[5]

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的这次影像策划具有明显的“图像学”性质，“图像学”与形式主义、表现主义共同组成了图像研究的三种方法。对于摄影这一特定的图像范畴而言，形式主义研究的是构图、光影、拍摄技术等关涉形式感创造的议题；表现主义则研究照片的拍摄者如何注入自己的情感，在光怪陆离的实验摄影、后现代摄影、行为摄影中，表现主义呈现得尤为普遍；图像学原为绘画研究中的概念，20世纪前半叶，图像学迅速发展为国际艺术史研究中具有统治地位的学科之一，现在已衍生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史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在摄影研究中，图像学表现为对图像内容的解读与阐释，它不仅要分析照片本身（如其中的人物、现象、事件），也要在照片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中找寻新的涵义。

专事图像与历史关系研究的图像学领域叫做图像史学，这一学科把照片视作历史的见证，例如，以某场战役为题材的照片，可以给关于这场战役的历史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材料；同时，图像史学也将照片视作历史的产物，一张虚假照片显然无法提供直接的真实信息，但造假原因、造假模式、虚假照片的传播流程与传播效果等，都可以间接地反映出历史，但前提必须是照片已经被证实为虚假。当然，照片本身只是较为单一的视觉信息，它可以作为文字的佐证，也同样需要文字来佐证自己。《一个中国人的六十二年影像史》之所以能够成为比较出色的图像史范本，与叶景吕先生在照片上标注的文字信息是分不开的。

史学的政治意义令图像史分裂为权力叙事与民间叙事两种方式。官方图像史学力图在照片中注入权力意志；民间叙事则着力于对真相的还原，凸显影像的人本意义。2003—2004年度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展览就是民间影像历史叙事的典型范本，作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纪实摄影展，通过250位摄影师的600余幅照片，凝聚起“人性化中国，个性化中国”的主题，其图像史学的意义主要呈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展览所挑选的照片，在时间维度上横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史，却并未有意对“当代”作出时间上的切割、划分，而是用质朴的纪实摄影语言和凝练的文字说明，用胡武功的话说，它“自然而然地带我们跨越了国民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段，进入了国民不同时段的心灵苦旅，折映出中国社会生活摄影的演替历程”^[6]。

其二，在文本特征上，展览照片超越了具有主流色彩的沙龙摄影风格，走的是朴实无华的记录路线。(www.daowen.com)

其三，在价值观念上，游离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刻意凸显政治主导的历史变迁，而是紧扣“人”的生活，从生活本身展示当代社会历史进程，从而赋予民间私人叙事影像以公共性内涵。

【注释】

[1]肖同庆.影像史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2

[2]吕萌.影像资料的历史文化价值探析.档案学通讯，2002（4）：25-27

[3]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论摄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

[4]李公明.摄影的政治叙事：作为证据与记忆的图像.美术馆，2009（1）

[5]李公明.摄影的政治叙事：作为证据与记忆的图像.美术馆，2009（1）

[6]胡武功.影像中的人文中国.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策展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