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是摄影批判属性的隐喻，准确曝光只是它在形式层面的贡献，光线所指，即是丑恶的藏身地。照相机不仅是记录和见证的工具，更可成为介入社会的武器。当各种社会问题被纳入镜头并付诸传播，就脱离了潜伏、暗藏的状态，而被置入与社会之间的某种关系中，受到公众的审视与评价。

早在新闻摄影发展的早期，揭露与批判就已经呈现出人性的光芒，英美的一批社会改革家为资本主义上升期的各类社会问题所触动，利用照相机为工具，投入到对这些问题的拍摄记录当中，唤起了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这在摄影史上被称作“社会问题摄影”，又称为“关怀摄影”。

出身“四五摄影运动”的摄影家李晓斌，以独立批判的意识形态为摄影创作活动的底线要求，其代表作《上访者》成为批判现实主义宣言中的最强音。1977年11月，22岁的李晓斌在北京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柏油马路上，拍摄了这幅具有鲜明时代特色而又关注平民生活的照片，一个被“极左”政治路线摧残扭曲的悲剧性人物，在作者运用摄影手段瞬间抓取时，视觉冲击力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1]。或许正是因为照片直揭那个年代的阴暗面，竟深藏十年才在1986年的《十年一瞬间》影展上得以发表，这也凸显出在特殊历史时期，人文与批判所遭遇的困境。

在当代新闻摄影史上，李晓斌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摄影家。2006年，他在宋庄美术馆的影展后记上，写下了三句话：不依附意识形态，不迎合西方文化口味，不以艺术和影像为目的。这里的“不迎合西方文化口味”或许还有商榷的余地，如果西方文化口味代表的是影像的普世价值，“不迎合”则会成为所谓“民族风格”的固步自封。而“不依附意识形态”和“不以艺术和影像为目的”这两种摄影观念，早已成为西方摄影文化领域的主流价值观之一。李晓斌的三句话之间呈现出的矛盾关系，体现出一个视觉工作者面临的价值冲突，既期望超越中国摄影中的陈规陋习，又习惯以国人的身份维护摄影的民族风格。其实，把“西方口味”提升至价值层面，恰是对于摄影本体意识的抛弃，真正的判断标准，还是影像能否服务于人性关怀，促进人的自由和幸福。普遍意义上的人，而非哪一国、哪一民族的人，才是人文关怀的终极指向。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的深刻转型期，摄影的社会关注尤显重要。姜鑫元在《试论社会的大变革需要摄影的大记录》一文中指出：

日新月异，神州巨变，腾飞，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等等，这些具有强烈肯定、颂扬色彩的，把时间和空间融为一体的语句常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在中国大地上这十三年来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再多的类似语言来形容也是贴切的，是为世人所承认的……这十三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伴随着社会大变革而展开而实现的，而且这社会大变革最具体的体现，落实到实处就是城乡巨变，也就是说，本文所提出的社会的大变革需要摄影的大记录，她所落实的对象就是城乡巨变。那么，作为这十三年来为历史留存的手段之一：摄影，其对这十三年来的巨变所反映的深度和广度是否能够在“总体上”和这十三年的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相吻合、相衔接、相对应呢？而本文所要提出的：社会的大变革需要摄影的大记录即全面记录就是笔者试图要阐述清楚的命题。^[2](www.daowen.com)

应当承认，摄影人从来不应该忽视或回避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成就”与“问题”构成了“真实”的两个方面，忽略前者显然有失偏颇。但姜鑫元在这篇文章中，为“摄影的大记录”设定了唯一的主题，即十三年来的“巨变”。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政治语汇和媒介语言体系中，“巨变”是针对建设成就的浪漫主义概括，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与“成就”相生相伴的弱势群体、环境污染、贫富分化、人口流动、教育医疗等诸多社会问题，并不在“巨变”之列，姜的摄影思维呈现出的自然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偏颇。

尽管姜鑫元此文的发表距今已有多年，但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下的摄影界仍有广泛的市场。各类社会问题是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制度性、结构性弊病，且往往绑定着既得利益，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需要用包括新闻摄影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介和文艺门类来释放舆论压力，促进民众启蒙，敦促主导者开展反思和行动，激发更强大的改革活力，以实现社会问题的解决。

【注释】

[1]邓登登.李晓斌：他的摄影很批判.数码摄影，2009：27

[2]姜鑫元.试论社会的大变革需要摄影的大记录.中国摄影在线，http：//www.cphoto.net/article-443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