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记录，是摄影的天职。

文字文本的真，来自作者的良知、求实的态度和精密的逻辑，而“纪实”则是摄影固有的技术特性，排除种种人为或偶然的造假，作为图像文本的摄影，其本质是用光学手段记录生活的一瞬，视觉属性令其在逻辑论证上处于劣势，但它却以直观的真实见长。

在摄影中贯彻人文情怀，要求摄影师自觉承担记忆工作者的身份，赋予照相机以视觉记忆装置的属性，培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的意识。而当权力和资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掩盖事实的时候，记录也就显示出更大的人文力量。这就好比知识分子只有在受压迫的边缘状态下，才能更大限度地彰显他们的批判性。事实上，开当代中国摄影史先河的“四五摄影”，就是在真相有可能被掩盖的背景下发生的，那是在逼仄的视觉传播环境下迸发出的纪实光芒，赋予这场摄影运动以莫大的摄影史意义。

记录的结果是“见证”。苏珊•桑塔格说：“一张照片可作为某件发生过的事情的不容置疑的证据。”^[1]这里的见证，具有两个层次上的内涵，其一是一种无意识的、机械的见证，这里所凸显的，是摄影的纪实属性，但拍摄者所进行的记录活动，并不受到特定的价值观的指引。例如，2013年美国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美国热门网络社区Reddit就创建了一个名为“FINDBOSTONBOMBERS”的讨论区，汇总了用户分享的各种最新信息，讨论区中的图片多为手机所摄，显示了炸弹爆炸前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线附近的人群，为锁定嫌疑人提供了重要线索。这里所显示出的见证性，是拍摄者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并未设想到的。

第二种层次上的见证，是作者有意识地把照相机作为一种见证工具，试图赋予照片以“证据”的属性，凸显的仍然是摄影的批判意识。浙江摄影家卢广就是极具批判色彩的视觉见证者之一，他的拍摄题材十分广泛又相对单一，西部淘金、吸毒人群、小煤窑、艾滋病村^[2]、三峡、青藏铁路建设、血吸虫病、环境污染等，分别指向不同的热点、焦点问题，却又共有着黑色的基调。这里的“黑色”，并非指向画面影调的某种风格，而是他所拍摄的题材，可以被归纳为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显示出摄影这一媒介在追求社会促进方面作出的努力，也凸显了“揭露与批判”的重要意义。

社会问题摄影是世界摄影史上的一个“流派”，之所以给“流派”打引号，是因为从事社会问题摄影的摄影师们，既无明确的纲领，也无严密的组织，所谓的社会问题摄影，只是我们给这一摄影题材、摄影风格所做的大致归纳。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滋生了一大批弱势人群，摄影界开始将镜头转向流浪儿童、童工、城市贫民，这是社会问题摄影诞生的历史背景，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雅各布•里斯、路易斯•海因等。

路易斯•海因，1874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奥什科什，1898年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植物学和生物学，1901年任教于纽约道德文化学校^[3]，讲授自然和地理课程，该校校长阿德勒赠送给他的一部教学用相机使他对摄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05年，海因在纽约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来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今人一般都把他视作一位社会学者。与其他摄影艺术家相比，海因在艺术摄影领域的造诣并不大，他的镜头所对准的主要方向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社会问题，他试图通过照片来引发人们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我想要表现应予纠正的事情，我想要表现那些应予赞赏的事情”是他的摄影名言，也是他的摄影宗旨。在海因的摄影生涯中，他始终与底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以揭露底层所经受的苦难为己任（图21、图22）。

图22　高空作业

作为视觉见证的摄影图像，在其被拍下的那一刻，或许具有反见证的色彩，只有当这些照片脱离了原先的权力关系，转而为正义力量所掌握，才会被赋予新的见证意义。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 S－21集中营死囚的肖像照片，就是这类图像的典型。

在红色高棉统治的1975年，Tuol Svay Prey高中被改造为S-21（Security Prison 21，第21号安全监狱）集中营，承担关押、审讯等职能，1975年至1979年间，估计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于此。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S-21囚犯的肖像”，是监狱管理方为了建立犯人档案而拍摄的（图23）。1979年，红色高棉的统治终于瓦解，政权的迅速更迭，令这些未及销毁的照片脱离了曾经的权力控制而得以保留。“S-21”被改造为托斯连种族屠杀博物馆（Tuol Sleng Museum）后，照片作为视觉见证，也被密密麻麻地粘贴在博物馆的几面墙壁上，后来也得到了一些影像工作者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作为摄影史上最特别的作品之一，“S-21囚犯肖像”的意义是多元的，它已经超越了摄影的范畴，而具有丰富的政治、历史、人文的解读空间。

首先，囚犯在肖像中展示的鲜活的生命姿态，与他们即将被处决的事实之间，呈现出撕裂状态。照片展现的是“活”，人文主义者看到的却是生命的消逝，作为视觉行为的“看”与作为图像解读的“看到”之间的意义反差，赋予这组照片以独特的影像本体涵义。在传统意义上，肖像摄影的功能是生命的自我展现、自我审视和自我期许，这组照片则对此进行了颠覆，肖像的观看者并非被摄者本人，而是与这场事件并无直接关联的他者，在解读照片时秉承何种价值观念，也成为评判“他者”人文情怀的一把标尺。

图23　S-21死囚肖像

其次，“见证”属性来自红色高棉政权的瓦解，而照片被拍摄的初始动机，在于提供一种影像的监控，这也是视觉技术赋予人类的困境之一。肖像的监控意义，在于它和被摄者之间的形象一致，它所能够提供的监控功能则包括查证、搜捕以及处决前的“验明正身”，这再次印证了海德格尔和苏珊•桑塔格对技术的判断及忧虑。

第三，肖像的观看形式是“目光的对视”，被摄者的特殊身份，使得在照片的观看过程中，作为观者的主体和作为被摄者的客体之间，有可能发生地位的逆转。人文立场的介入，虚拟出观者才是被凝视者的假象，囚犯们充满恐惧的眼神和表情，似乎释放出强烈的政治谴责、道义指控和人性追问，迫使观者展开反思——苦难记忆如何生产避免苦难的力量；囚犯胸前的数字编号，是否意味着他们被改造成了原子化的、被动的、机器般的客体，而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场域内，我们自身是否也存有被施以改造的可能；尽管S-21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的凝视究竟是为了窥伺还是滋生恻隐之心，是否需要建立“人类一分子”的普世意识，如果没有持续的制度完善和人性自省，他们的灾难会不会终将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中国现代新闻摄影史上的一则体育摄影案例，也可以显示摄影的见证色彩。据马运增《〈时报〉照片引起的风波——中国新闻摄影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载《新闻爱好者》1987年第3期）一文介绍，1931年9月13日，上海市运动会期间，《时报》报道了女子50米决赛的成绩，并配发了一幅运动员到达终点时拍下的大幅照片，照片所显示的先后顺序，与运动会所公布的名次发生了矛盾，在照片上显示为第二个到达终点的马毓芳，却在正式公布的名次中被排在第四名之外。《时报》当时发表的文字报道中写道：“我们还有自己不信自己，回到报馆把终点照片洗出来看，三六六号马姑娘似乎仍在前茅，要说她在四名之外，恐难决定，故特制版如图，请大家都来看看。”而报道的标题则是“女径赛，五十米似乎有冤屈”。(www.daowen.com)

这则报道引发了社会的热议，也给组委会带来了舆论压力，裁判长沈嗣良为了公平起见，决定除第一名外，其余四名接近终点线的运动员重新决赛，最终马毓芳的成绩高于其他人，改写了比赛的名次排序。《时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刊出了摄影记者张有德拍摄的二次决赛终点图。

《时报》在报道过程中，采取了比较稳健的态度，在刊出第一幅照片时，报社并未直接指出比赛评定结果有误，而是颇具策略性地说：“短跑为裁判员视为畏途，赛员成绩优劣，眼光稍一不准，意思稍一犹豫，则前后易为倒置。”又称刊出照片“并非抗议裁判结果，不过提出来研究研究，以见短跑裁判之确属不易也”。二次决赛过后，报社又赞裁判长“俯允群情”，既照顾到了裁判长的情面，又维护了运动员的实际权益。这一事件的意义是多重的，不仅显示出摄影的见证功能，也体现了摄影影响公共事件、促进社会公正的力量，还从一个小的角度折射出了民国的社会风貌。

图24　Firing Squad in Iran

“见证”是摄影批判意义的前提，而在政治史上，却充斥着大量的“反见证”案例，这也说明摄影的“见证”也成为某种权力关系的呈现或象征，官方传播管制机构对照片的控制，就是一种典型的“反见证”。另外，摄影史上的一则案例，也折射出摄影传播活动所面对的“反见证”压力。1979年8月27日，11名库尔德武装分子在伊朗被处决，摄影师拍下了处决现场，把照片投递给伊朗的一份历史最悠久的日报《Ettela’at》。编辑为了保护摄影师免遭政府报复，以匿名方式刊登了这张照片，命名为《Firing Squad in Iran》（图24）。照片随后得到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UPI）的征用，并相继被《纽约时报》、《每日通讯报》发表，仍然标注为匿名。1980年4月14日，照片获得普利策摄影奖，成为当时的第一位普利策奖的匿名获奖者。直到2006年，伊朗摄影师Jahangir Razmi联络《华尔街日报》，承认了他就是此照片的作者，真相终于大白，而这距离照片获奖已有26年了。

最后，还有一种“伪见证”，也值得一说。

据《南方都市报》（2012年10月31日）报道，有网友发现，在云南昭通市政法委主办的“昭通政法网”上，一条讲述昭通威信县公安机关帮助失主追回被盗摩托车、失主赠送锦旗致谢的新闻，其配 图有明显PS痕迹。记者经调查发现，照片的原始出处为“昭通公安网”，文字稿件内容大体一致，但“昭通政法网”一个多月后再次发布这一新闻时，将事发时间延后了2个月，图片也做了PS处理。

图25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图25），2013年4月4日晚间，《内江日报》就一张领导照片引起读者和网友质疑一事，通过其官方微博向读者和网友作出说明和道歉。4月3日晚间，有网友发帖称，四川内江政府网站发布的一则新闻配图图片有明显PS痕迹，图片中间的领导站在自己的影子中间，这位领导在图片各角色中官阶最高，但在原始图片当中，其位置略显靠后，未能显示出其核心地位。很显然，PS修改的目的，就是让照片符合人物的权力关系。

近年来，类似的PS案例层出不穷，其共同的本质，是传统的文宣思维和政绩观在作怪，同时，这种“伪见证”也从反面证明了摄影的见证属性——尽管照片是假的，但传播者的本意，是让它来做个见证，陕西的“正龙拍虎”事件也是如此。围绕摄影的见证功能，忠于历史与试图重构历史的各种力量都在进行争夺，这已经成为摄影文化史上的一个极富研究意义的现象。

【注释】

[1]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论摄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5

[2]组照，获第47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热点新闻组照一等奖

[3]一称伦理文化学校（Ethical Culture School），该学校由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于1877年创办，教育理念强调人的价值、尊严和创造力，海因日后的创作实践，便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孙京涛.纪实摄影——风格与探索.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