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养贤，就是培养读书人、鼓励其出仕。因为在昔人心目中，有文化有地位的读书做官者才称得上“贤”。

养贤的目的，在于增强宗族的实力，提升宗族的地位。因为一个人的读书成就，不仅仅属于个人和家庭，也被认为是整个家族和宗族的荣耀。所谓光耀门楣、光宗耀祖。《义房天坵宗187名下养贤条例》的序言中说：“窃念子孙读书，有志成名，可为宗族光宠。虽角艺争长在临时，而平常实赖祖宗之培植。”寥寥数语，将养贤的宗旨说得明明白白。

养贤习俗的形成，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外部而言，一是科举制度的发展，取士制度的逐渐完善，为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开辟了通道——姑不论该通道的宽窄顺滞；二是对知识及文化人的尊重，及由此形成的浓郁向学氛围，对养贤习俗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上述两者是养贤习俗形成的外部推动力。内部而言，宗族的繁盛，使得公常拥有田地房产，有了租谷赁金收入，具备养贤的物质基础。——养贤离不开物质资助和激励，因为这“养”字主要体现在物质上。因此，如果从科举制度的兴盛和完备、登第举子的数量、向学风气的浓郁、世家大族的形成等因素综合考察，东阳养贤习俗的形成不早于南宋。而南岑吴氏由于进入明代以后始人丁兴旺，拥有一定的公常财产，其养贤措施应该自那时开始。但由于修谱时资料的新陈代谢，明代养贤文献已难觅片言，目前所见的都是清代文献。

从清代文献看，公常财产的构成除宗祠外，便是田地、山林、房屋及族人的捐赠。用于祭祀及宗祠修葺的称为“祀产”，用于养贤的称为“贤产”，管理贤产的公常称为“贤常”。但祀产与贤产之间并无明确的界线，《天坵邑庠生宗211祀田贤田记》中就说“祭祀所余，培植书香”。不过只有祀产向贤产的单向弥补，贤产很少用来弥补祀产。《大宗祠贤常条例》第一条就说：“贤产为专培合族书香，别样公项不得开销。”《南岑吴氏宗谱》丁巳续修本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详细记载了宗族的财产。而对于捐献田地房产的族人，均特别标明，或专文介绍。如崇918义房吴承泮捐田50亩，并定下条规： 应童子试给400文，乡试3000文，会试20000文。贤1969义房吴应芳捐给大宗南街门面房两间及后面楼屋5间天井一处，建立“培风常”——培植读书风气的公常。此类重要的捐献就有专文。数额相对较小的捐献也有记载。宗族本就拥有田地房产的租谷赁金收入，再加上族人的不断捐献，使得宗族财产能够保持在一定水平而且不断增加，除满足重大祭祀修缮活动及日常开支外，绰有余裕地支持族人读书求仕。

养贤若按过程分，读书求仕阶段为“助考”，资助笔墨纸砚及赶考的路费寓费；取得不同阶段功名（如入庠、中举、成进士、点翰林）时为“奖考”；做官以后则为“养廉”，公常每年给予一定数额的租谷（提供至该官员去世，提供此类租谷的田称为“养廉田”），敦促族人之为官者清廉自守。(www.daowen.com)

养贤钱物的支付方式，除个别将祀田归其家耕种，以应纳之租谷抵充养贤资金外，绝大多数以现金方式给付。如助考和奖考，宗谱首卷用了整整14页篇幅详列了自童试入学、入泮、五贡、发科、发甲、文武解会状直至钦点钦赐翰林，由宗族公常资助的卷资、考费、衣衿费、发甲闻报费、旗匾费、进京费、路费、留寓费、出仕荣归谢祖酬恩费等养贤费用，数额十分明确。而且这资助不仅大宗祠有，贤常有，培风常有，各公常分祠也有。宗族为鼓励族中子弟奋发求学，还规定对于未经正规考试选拔而获钦赐的翰林科甲减半给付，凡捐纳得功名者不享受待遇。

儒童参加府试和院试，庠生参加乡试，为时往往需十天半月，在金华府城和杭州省城得有停歇之所——“考寓”。宗谱中有《郡省考寓》一章。族人为这两处考寓的建设维修不遗余力。卷二十九“祀产”载，义房吴承连等购得金华东市街枣槐庙大营门口7间楼屋、4间后披、4间小屋、天井1个，全部出助大宗“贤常”作金华考寓。贞房吴仲坚则将新置的金华旌孝门内一幢房子（楼屋3间、披屋1间、井1口）出助小宗祠，供贞房子孙到金华考试时寓居。光绪年间，贞房考寓年久失修，钦1704吴嘉愈捐资120千文作修理资金。至于杭城的考寓，则由南岑吴氏与卢、李、杜、韦、徐、张、陈8姓9个族在杭城贡院西平安桥侧合购地皮建造。

以上为金钱物质方面的养贤，至于祭祀时分得的胙肉倍于或数倍于宗族普通成员，其意义首在精神鼓励。精神鼓励除了多分胙肉外，取得功名者，宗谱上都加以标注（庠生、贡生、监生、举人、进士共545人，其中2人被点为翰林），连续数代功名在贡生以上者，大宗祠内立有牌匾。科举既废，凡取得高小毕业及以上学历者，均予注明。甚至未取得功名的参与祭孔的“佾生”和“祀生”（实则儒童）也被大书一笔。

概言之，南岑吴氏的养贤，对读书子弟，宗族均给予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激励。养贤之举形成强大而持久的推动力，促使宗族子弟一心向学，对宗族子弟文化素养的提高、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