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鼎甲，是指科举时代殿试的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

进士的等级。唐时每科录取仅二三十人，也不分级。北宋开始，录取名额渐广，动辄数百。太平兴国八年（983）始分三甲，淳化三年（992）起分为五等，南宋孝宗时第一、二等为一甲，第三、四等为二甲，第五等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元代开始固定为三等三甲。一甲人数起初并无定额，苏洵曾说：“一甲无定额，不止三人，而以三人为贵。”颇为搞笑的是，就在淳化三年，大廷唱名时，后宫传来生下皇子的消息，太宗一高兴，说一甲可多放几名。待读到三百名时，才恍然记起，等到下旨截止，一甲已有302人。结果这一届的一甲人数空前绝后。（赵翼《陔余丛考·状元榜眼探花》）元明清三朝，科举趋于规范，一甲才限于三名，如鼎足而三，遂有三鼎甲之名。

三鼎甲处于科举名次的顶端，荣耀之极，风光无限。传胪唱名时各被连唱三次，其余进士只唱一次。沿御驾才能走的午门丹陛中石而出，簪花游街，万人耸观，其余进士则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恩荣宴（宋代称琼林宴或闻喜宴）时状元单独一席，榜眼、探花一席，其余进士则四人一席。

三鼎甲状况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地的教育和人才状况。本文就东阳三鼎甲情况作一梳理。

东 阳 武 状 元

状元之称始于汉代。其时实行察举征辟制，征辟时需举状，状上有名者皆称状元。唐制，举人赴礼部试者，皆须投状，类似于今日的投寄履历表或报名表；“元”者，首、头之意，即第一之谓。举人应礼部试投状居首者便称“状头”或“状元”。唐武后天授元年（690），武则天亲试考生于洛阳宫，得首席者便呼之“状元”，始将状元与考试第一名联系起来。此外，状元因系殿试一甲第一名，又称“殿元”。元顺帝时，始有鼎甲之称，状元为鼎甲之首，故又别称“鼎元”。两宋时，状元并非专指殿试第一名，一甲进士均得泛指，元代开始，才专指第一名。

自古及今，考试的第一名总是引人瞩目的，状元尤其如此。科举时代，要经历重重关隘，方得金榜题名。——因为难能，所以可贵。而漫长的一千三百年科举史上，有姓或姓名可考的文武状元合计仅964人（其中文状元682人，武状元282人），全国平均两三个县才拥有一名状元。——因为稀有，所以珍贵。因此，某地若出了状元，是极为荣耀之事，要立牌坊旌表。若是出了首位文状元，还要捅掉县衙前的影壁，以示文气的畅直及对文状元的尊崇。

东阳建县一千八百多年来，没有出过文状元，邑人引为憾事，于是有了“东阳出过半个文状元”之说。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状元申时行，系东阳徐氏的养子。而申时行何以为徐氏养子，又是依据弹词《玉蜻蜓》及据弹词改编的婺剧折子戏《庵堂认母》。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教授吴仁安在其所著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此事，题为《明代“状元宰相”申时行其人其事与弹词〈玉蜻蜓〉禁演的前前后后》。洋洋七千言，将申时行与徐氏的关系及《玉蜻蜓》产生的原因论述得一清二楚。

吴教授综合《明史》、《列朝诗集小传》、《弇山堂别集》、《罪惟录》、《嘉靖以来首辅传》、《召对录》、《眉公见闻录》、崇祯《吴县志》卷四十《申时行传》及《申氏世谱》等资料，理出申时行的身世。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苏州府长洲县人，明嘉靖十四年乙未出生于苏州平江路混堂弄徐家。祖父徐乾，原姓申，因幼年过继舅家才改姓徐。父亲徐士章，字俊民，号古愚，系苏州府长洲县庠生，生于明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享年43。徐时行生母在他12岁时去世，继母为黄氏。徐时行20岁入庠，24岁时其父去世，27岁中状元，28岁时因祖父徐乾病故回乡守制。30岁起复，即要求恢复本姓。次年，即万历十三年（1585）获准“复姓归宗”。此事轰动苏州城乡，街头巷尾传为美谈。

对于弹词《玉蜻蜓》的产生，吴教授认为，申时行为官多年，宦囊颇丰，在苏州的邸宅就有八大处，后裔也赫赫扬扬，成为苏州望族，不免遭人嫉恨。于是采用“擒贼先擒王”、“砍树先挖根”的方法，以影射附会的手段抹黑申氏祖宗，达到动摇申氏望族地位以宣泄不满之目的。

由此可见，申时行为东阳徐氏养子之说缺乏史实依据，戏曲小说的想象虚构也全然当不得真，所谓的东阳半个文状元只是邑人的良好愿望。

另外，也有人认为冯宿是状元。但冯宿登第的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壬申那一科自有状元，其人为贾棱（异体字作“”），《状元史话》、《科举史话》及各种版本的《历代状元录》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在《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一书中还载有贾棱的应试作品《明水赋》及《御沟新柳诗》。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冯宿列该榜第六（或云李博非第四名，则冯宿为第五名）。第二名、第三名分别为陈羽和欧阳詹，第四名为李博，第五名为李观，韩愈排在第十四名。因此，对“冯宿状元说”也不予采信。

东阳虽然没有出过文状元，但出过5位武状元。依次为厉仲祥、周师锐、杜幼节、俞葵、俞仲鳌。

厉仲祥（1159～1212），字约甫，初名仲方，后改仲祥，横店夏厉墅人，东阳第一位文进士厉文才的十九世孙。宋绍熙元年（1190）庚戌科武状元。

厉仲祥早年师从哲学家、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叶适赞其品学兼优、文武双全。中状元后，被授予侍卫步兵司计议官，召试 门舍人。庆元五年，渭河决口，上疏请求赈灾。嘉泰年间，出知安丰军。

当时韩侂胄欲兴兵北伐以建功立业。此时，南宋的谍报人员妄言金国有衰落内乱之象，恰好厉仲祥又奏报淮北饥民叩关请求接应。韩侂胄据此两事作为北伐依据，重开边衅。朝中言官归咎厉仲祥，于是厉仲祥被召回门。旋出知和州，权知庐州。其间曾以贺生辰副使身份出使金国。回朝后，又知安丰军。北伐用人之际，厉仲祥以才能获选，任左领卫中郎将。时值金人南侵，又调任京兆尹，防守建康。

他颇有将才，多谋善断，料敌机先。任职安丰时，金兵十余万盘踞定山，厉仲祥招募石斌贤、夏侯成，两次击败敌人，迫使金兵退走。金兵滞留六合城下，时任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的其师叶适，令其前往解围。厉仲祥认为不必劳师，敌人将很快撤退。没过几天，金兵见无隙可乘，果然退兵了。练武之余，他又严令军队垦荒植桑，补充军需。不久，复 任左领卫中郎将。

厉仲祥颇善机巧。宋军用他设计的九牛弩，于城下射杀金国骁將。又用他设计的战车，在清水打败金兵。韩侂胄仓促北伐失败后，凡与此有关联者均遭贬黜。厉仲祥被贬邵州，死于任所，终年54。叶适为其撰写祭文和墓志铭。

厉仲祥为人慷慨自许，留意事功之说，于任职之所均有建树。但身处孱弱王朝，抱负未能施展即赍志而殁，令人叹惋。

陈亮对厉仲祥颇为赏识，以幼女妻之。翁婿状元，一文一武，也属科举佳话。

周师锐（1174～1231），字仲祺，号仪父，东阳玉峰临泽（玉山林宅，现属磐安）人。宋嘉定元年（1208）戊辰科武状元。

周师锐自幼博闻强记，潜心于经籍。少年即工词赋，时有佳作，为士林所称，但屡试不第。于是弃文习武，研兵家之学，练弓马之术。临试时不仅兵法晓畅，而且弓马娴熟。当廷对策又口吐锦绣，笔落珠玑，洋洋洒洒万余言。主考官真德秀得周师锐文稿甚喜，说道：“此文何独可冠右科，在文章亦当为首选。”意为不仅武科可夺魁，放到文进士的对策文中也当名列前茅。

及第后，授职门舍人，知滁州。未行，留为御带器械兼干办皇城。后出知英德府，又被召还归班。绍定年间出知封州，卒于任所。

周师锐在朝，以国事为重，不趋炎附势。从戎四载，能综览全局，不从浮议。宁宗命他赴北边御敌，敌不能支，窜徙河南。此时朝中士大夫提出乘势北伐，倡言“（ 敌）运气既衰，机会勿失”。而周师锐力排众议：“吾根本不充，岂容轻举，开禧前轨可鉴也。”其后兵端渐开，后患难收，果如其言。自英德府被召还时，周师锐提出：“今日事势可虑者不专在此，而在岭南之摧锋军士，江西汀赣等处必且铤为盗。”赴封州时又向理宗进言：“古今激盗贼之变者非一端，有以力役劳民而致变者，有以科罚横敛而致变者，有以轻佻妄作公肆立刻而致变者。今岁不登，求宁无益，而弭之之术，则在乎去贪酷而择循良耳。”后汀、赣、两广“寇贼鸱张”，都如周师锐所预言，时任宰执的邑人乔行简称赞周师锐“其识虑之精如此，岂不学孙吴者所能至哉”。

周师锐平生安贫乐义，为官清廉。两次以副使身份出使岭南，归装不 带南方物品。平素每论郡政是非，前后郡守对其且敬且畏。他外貌宽和，与物无竞，居官律己，凛不可犯，性好孝友，乐于助人。祖居重建改造，让侄儿居住，乡邦称道。卒后，被追封为观文殿大学士，护国金紫光禄大夫，又转为奉议大夫。左丞相乔行简为其撰墓志铭。

杜幼节（1206～1273），字季坚，西门外人。宋嘉定十六年（1223）癸未科武状元。

杜幼节自幼颖悟过人，14岁即以《春秋》试右庠，列优等。宋嘉定十六年（1223）癸未科武状元。中武状元后，授训武郎，阶门舍人。其时权相史弥远卧病久不理朝政，杜幼节上疏抨击，闻者缩颈。九年后参加礼部的绍定壬辰科文进士试，考官恶其刚直，抑置第六。这是目前所知一千三百年科举史上惟一的中了武状元后经礼部科试又中文进士的人，《东阳县志》中的文武进士均列其名。他被召试馆职，被授校书郎兼庄文府教授，畅言时政，名动天下。朝议大举北伐，杜幼节上书纵论天下形势利害，宰相不悦，后来军队覆没如其言。

殿帅赵胜徒有虚名，且失人心。杜幼节请宰相将其撤换，宰相不从。不久军中变乱，反诿过杜幼节。杜幼节不得已，求补外差，知常德府。不久，又改知吉州，无意仕进，辞归，于白云洞侧造精舍读书。端平三年（1236）转朝奉郎，任郡守。骄军肆掠，幼节严惩之。幼节因正直而多谤，又与御史钱相不睦，再度辞归。嘉熙元年（1237）主持云台观，授尚左郎官，未赴。嘉熙三年，差知瑞州。淳祐四年（1244）转任朝奉大夫、将作大监兼玉牒所检校，上疏言范钟、杜范两丞相不懂军事，皇上深以为然。察院刘应起认为元军不可能进入广西，杜幼节用前代事例批驳，说从思州、播州可入沅湘，由大理可扰邕州、宜州，刘应起很不服气，后来果如杜幼节所料。

杜幼节宦途多舛。淳祐十二年差知饶州，不久又改任衡州，阶为朝议大夫，爵为东阳开国男，食邑300户。改知潭州后去世。著有《史论》267篇。

有人也将周梦雷列为状元。周梦雷（1212～1264），字云之。宋淳化四年（1244）甲辰科武状元。玉山（现属磐安县）人。及第后累官至襄阳刺史。余事不详。其兄周自强，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进士，官刑部侍郎。

此科之武状元有异说，《平阳县志》载为平阳项桥人项桂发，而《广信府志》载为江西永丰人吕廷彦。重文轻武环境下武举的不受重视及由此 引起的武状元资料匮乏，导致一科三状元的情况发生，《中国历代武状元》一书只得将三人并列介绍。

万历《金华府志》“（ 东阳）状元坊”条下有“为宋武会及第周梦雷等六人立”的注释，但不知所据。道光《东阳县志·卷二十七·广闻志五·质疑》对此存疑。民国壬申重修的《东阳周氏宗谱》并未提及周梦雷为状元，仅载“宋理宗淳祐甲辰科留梦炎榜进士，任襄阳刺史。墓在三十一都张孟湖（而宗谱《世传》中却说周梦雷葬于襄阳任所）”，则其为文进士，不属武科。

俞葵（1226～1275），字朝阳，东阳城南（城内东南隅上梓城巷一带）人。宋景定三年（1262）壬戌科武状元。

谱载俞葵7岁读书，过目成诵，经史百家，旁通曲畅。兼习韬略，文武具才。12岁入右庠，26岁入太学上舍，因经学不第，弃文就武。中宋景定三年（1262）壬戌科武状元。俞葵及第后，初授秉义郎，咸淳六年（1270）授门舍人，历官清慎，转静江府通判。甲戌（1274），敕建状元坊。受知于文天祥，筮授刑部郎中。文天祥的荐词赞扬他“文气甚高，风范端凝，可占远业”。

俞仲鳌（1235～1292），字孟连，东阳城南（城内东南隅上梓城巷附近）人。谱载其“天资颖悟，博涉群书，兼习韬略，入右庠”。宋咸淳四年（1268）戊辰科武状元。任建康府知事，时元寇作乱，俞仲鳌下车伊始，政教有度，严饬要道，乡井得御，黎庶安息，封中宪大夫。俞仲鳌系俞葵兄长俞兰长子。叔侄武状元，也属武举佳话。

东阳自南宋绍熙元年至咸淳四年的78年间，厉仲祥、周师锐、杜幼节、俞葵、俞仲鳌5人相继武状元及第，在县学前（黉门前）为他们建有状元坊。明代卢洪春万历癸卯（1603）所作的《重修状元坊记》也说：“东阳赵宋南渡后，甲第特盛。无论纡青拖紫、正色立朝者若而人，即才雄海内、胪传第一者，亦有五人焉。”

另据《官桥陈氏宗谱》光绪癸卯重修本卷一《天台陈状元谒祖引》，清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武状元陈桂芬（1848～1882）系东阳路西陈氏之裔。

东阳有武状元5人，虽不能和平阳的14名武状元并驾齐驱，但也可紧步平阳后尘，睥睨天下县市。究其原因，东阳地土硗薄，生存环境相对艰 难，向外谋求发展自是必然。因此，科举求仕和做手艺是东阳人向外发展的两大途径，不难想见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和工艺美术之乡其来有自。与此有关的是，由于环境和谋生的需要，“其民朴而勤劳，勇决而尚气”（隆庆《东阳县志》）。耕读、尚武、学艺构成东阳民风的根柢。综合这些因素，就不难解读东阳何以有5名武状元了。——当然，这还要和南宋建都临安，北方的士子处于金国和蒙元的统治区域无法南下应试的特定政治环境相联系。另外，武状元与文化水平的测试密切相关。宋代武举，既考武艺，又考文艺——先考策问，后考《武经七书》——所谓“武状元文点”。武艺以考弓马为主，分“步射”、“骑射”两场。弓马合格，再参加文化水平测试。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文化水平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东阳武状元的人数之多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南宋时期东阳教育的发达。

东阳地方文献中的文状元

东阳没有出过文状元，但武状元数量可傲视天下县市，这毋庸置疑。那么，史上的文状元和东阳有没有因缘呢？譬如说，他们有没有到过东阳；或虽未到过东阳，却留下与东阳有关的诗文之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www.daowen.com)

文状元到过或留寓东阳的，有陈亮、方逢辰等人。

陈亮（1143～1194），初名汝能，字同甫，人称龙川先生。祖居永康龙窟，世居古山前黄。南宋绍熙四年（1193）癸丑科文状元。如果说文状元和东阳扯得上关系的话，陈亮应当居首。因为陈亮属于根溪陈氏后裔。根溪在安文镇的东南郊，在东磐分县以前，历史上一直属于东阳辖境。

陈亮与东阳武状元厉仲祥为翁婿关系外，他未及第前，曾多次到访石洞书院，与朱熹、吕祖谦、叶适等有学术交往，与书院创建人郭钦止颇有交谊，曾为郭钦止从兄、西园书院创办人郭良臣撰《东阳郭德邻哀辞》。

邑人乔行简称陈亮有“特出之才，卓绝之识”，陈亮去世后，为其上疏请谥，有《为永康陈亮请谥疏》存世。

方逢辰（1221～1291），字君锡，一字圣锡，淳安人。南宋淳祐十年（1250）庚戌科文状元。

由于宰相郑清之、贾似道相继擅权弄法，方逢辰力诋其非，称病辞职而归。宋景定二年（1261），东阳横城洗马塘人蒋沐创横城义塾，延聘方逢辰主师席。方逢辰亲订《义塾纲纪》，景定五年撰《横城义塾记》。俗谚“只有状元的学生，没有状元的先生”，意谓做了状元后不可能再去设帐授徒，方逢辰可谓例外。

明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文状元张元忭（1538～1588，明末文学家张岱之曾祖父）赋《登吴宁台吊古二首》。就在中状元的那一年，撰《序东阳何氏家藏石刻兰亭》。

清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文状元吴廷琛，连续两任金华知府，长达十余年。嘉庆年间，东阳大旱，曾亲临视察。

以上为过访留寓的文状元，至于与东阳人有文字来往的就比较多了。如宋宝祐四年（1256）丙辰科文状元文天祥有《谢何枢密（何梦然）启》，为孙德之撰《文昌楼记》。封建时代，同科中进士的“同年”之间关系特别密切，书函笔墨的交往甚多，散见于方志家谱中。如《南岑吴氏宗谱》中，就有南宋状元王十朋和明代状元曾棨、陈循、周旋、商辂的诗文。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

在东阳留有楹联的有王华、石韫玉等人。明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文状元王华（哲学家王阳明之父），撰肃雍堂报捷门楹联“衣冠奕奕范阳第，诗礼千秋缘郡宗”。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廷为张国维赐谥“忠敏”并建祠，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文状元韩城王杰、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文状元吴县石韫玉均作诗记其事。现九如堂门楼联“建祠钦国典，赐谥仰王谟”即摘自石蕴玉诗句，同榜进士、邑人赵睿荣又为主厅集石韫玉句“提戈生白发，云高军府牙幛集；教稼奏黄图，露润河渠漕节通”。至于张国维同榜的天启二年（1622）壬戌科状元、文徵明曾孙文震孟所题的“九如堂”匾，申时行为双泉徐氏所题的“世大夫第”匾，以及邑内许多宗祠的状元手泽，随着岁月流逝已不复存在。

东阳文武榜眼

榜眼之称，源于民间，原包括一甲第二、三名。因这两人处于录取金榜的眼睛位置，故名。北宋后专指第二名，明清时则上升为官方称呼。

榜眼与状元、探花同为三鼎甲，既称之为鼎甲，他们之间的水平自是相差不远。状元的产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阅卷大臣和皇帝的好恶起着决定作用，地域、相貌、文风、书写等都可能影响名次，更有甚者，有时姓名也能一锤定音。

但应当承认，在科举规范公正的情况下，能进入鼎甲者绝非泛泛之辈，只是由于这样的那样的、必然的或偶然的因素决定了他们的名次排列。状元无籍籍名而榜眼探花（以下合称时简称“榜探”）名噪天下的情况并不鲜见。只是由于状元更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榜探自然相对受冷落。因此，榜探的资料就不如状元来得丰富。尤其是武榜探，资料甚少。文榜探的生平材料取自王鸿鹏、王凯贤、林荫堂编著的《中国历代榜眼》和《中国历代探花》两书及宗谱。武榜眼陈炎的材料取自道光《东阳县志》和《官桥陈氏宗谱》。

先了解一下东阳榜探的总体情况。文榜眼有曹冠、乔嚞（“哲”字的古文）。武榜眼则有陈炎。文探花有舒元褒、滕元发、孙礿。但《中国历代榜眼》和《中国历代探花》两书，未列舒元褒之名，徐松《登科记考》则明指其为探花。谱载唐代滕伉登进士第二，因《登科记考》无载，姑置不论。这样说来，东阳的文武榜探应该有6人。

现根据《中国历代榜眼》和《中国历代探花》两书的介绍及道光《东阳县志》等有关记载，罗列曹冠、乔嚞两位文榜眼及武榜眼陈炎情况如下。

曹冠（1128～1208），字宗臣，一字宗元，号双溪居士，东阳城内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甲戌科张孝祥榜进士第二人。考官本拟定秦桧之孙秦埙为第一，高宗读殿试对策，认为秦埙的议论都源于秦桧，乃将秦埙降为第三，曹冠递补为第二。

及第次年，任平江府府学教授，不久任国子录擢左宣议郎、太常博士，寻兼权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作秦桧馆客，为门下十客之一。任秦埙的塾师，秦桧以诸孙之师待之。秦桧死后数日，为撰谥议，称桧“光弼圣主，绍开中兴。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先天地，勋业冠古今”，右正言张修等上疏罢其官。次年，又被论为秦埙假手驳放科名，被追夺进士出身。孝宗时许再试，复登乾道五年（1169）郑侨榜进士，曹冠也成为两中文进士的邑人。累迁朝奉大夫，绍熙初，知郴州，转朝奉大夫赐金紫致仕，年八十卒。

曹冠博闻强记，著述颇丰，有《经义杂论》、《经世杂论》、《万言书》、《恢复秘略》、《时政救弊》、《裕民政要》、《忠言》、《帝范十赞》、《忠诚堂集》，《双溪集》20卷，《景物类要诗》10卷，词有《燕喜词》1卷。

乔嚞（1175～1245），或误作乔嘉，谱名宗德，东阳城内东南隅孔山人。东阳乔氏峨豸派，乔行简族弟。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壬戌科傅行简榜进士第二人。

乔嚞及第后任文林郎、饶州通判。余事不详。

陈炎（1187～1242），原名梦雷，字中叔，明德路西人。嘉定十六年（1223）壬戌科杜幼节榜武举进士第二。一县之状榜同科，科举罕见。且其时陈炎胞兄宣子（1177～1245）也由太学内舍同年登第，兄弟一文一武，同登进士，也属佳话。任殿步两司，端平年间召试，授门舍人。当时外患日亟，朝廷重视武备，武职人员的地位也有相当提高，其待遇也类于馆职。出任湘西辰州知州，安抚地方军民及少数民族，卒于任上。谱载陈炎：“赋性颖悟，淹贯经传。为文操笔立就，汪洋恣肆，不喜为艰深之辞。累举不第，勉从韬略，入右庠。”徐雄于淳祐三年（1243）所撰陈炎行状甚详。陈炎著有《太平十议》10卷、《罪言》1卷、《退庵杂著》5卷、《浮芷杂著》2卷、《春秋三传集解》10卷、《左传世系本末》4卷、《编次论语》4卷。

东 阳 文 探 花

探花一词肇源于唐代，及第庆典活动中挑选两名年轻俊美的进士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沿途采摘鲜花，然后在琼林苑赋诗，并用鲜花迎接状元。初始并非专指第三人，专指第三人始于北宋末年。

舒元褒（793?～833?），舒元舆之弟，三都湶塘人。举宝历元年（809）汤伸榜进士第三人。登进士后，又擢贤良方正。其对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对》长达3800字，《文苑英华》全文收录。登第后，官左拾遗。当时温造任御史中丞，性情刚急，常常凌辱同僚。有一次，温造路遇左补缺李虞，怒其不回避，于是将李虞的随从逮捕起来鞭笞。舒元褒等上疏，说：“依据惯例，天子身边的官员，除丞相外，不应有所回避。可是温造蔑视典礼，无所畏惧。凡辱及天子侍从之臣，如果涉及原则，即使事情再小，也不能放过。如果放过，就会产生变乱。遗补虽然是地位卑微的侍从之臣，中丞虽然是地位高的执法之臣，但侍臣被欺凌则恭谨不能弘扬，法官肆意妄为则法纪败坏。听说元和长庆年间，中丞呵止的距离不会超过半座里坊，现在温造竟然到了两座里坊的距离，应该称作‘笼街’了。温造妄自尊大，有僭拟之嫌，请求判他的罪。”唐敬宗下令，以后台官和供奉官在一条路上，听凭其先后。如果相遇，作揖即可。中丞传呼，不得超过300步。

舒元褒官终司封员外郎，卒于甘露之变前，故未及于难。

宋代的两位文探花，《宋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九十一》有《滕元发传》，因此，滕元发的资料较为丰富，孙礿的材料则相对缺乏。

滕元发（1020～1090，按谱载为1017～1091），初名甫，字元发，后避高太后之父高遵甫讳，以字为名，改字达道。吴宁镇滕宅街（现陈宅街）人，东阳滕氏十五世祖。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癸巳科郑獬榜进士第三人。

滕元发祖上为唐宋名臣，世代官宦。其祖母为范仲淹之大姐。滕元发性格慷慨豪爽，不拘小节，9岁能赋诗。范仲淹见后连连称奇，将滕元发接到家中，与其子范纯仁一道师从当时的名师胡瑗。与范纯仁一同举进士，主试官宋祁奇其文，擢置第三。可是宋仁宗认为滕元发考卷中的一诗不合程式，于是将滕元发罢黜。但他没有悲观失望，反而加倍用功研读，终于在八年后再次高中第三名。两中探花，也是一千三百年科举史上的惟一。

及第后授大理评事，通判湖州。孙沔时任杭州太守，惊为奇才，以治政守边的方略授他。后以孙沔的知己之交，滕元发撰《孙威敏征南录》，表暴其征讨侬智高的功绩。此书收入《四库全书》。英宗很器重滕元发，曾将他的名字写下来放在身边以备重用。神宗朝，历任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神宗向大臣询问治乱之道，滕元发说：“治乱之道有如黑白东西，黑白不分、东西易位的原因在于朋党扰乱。若无朋党，君王只要有中人之资，即能治理。否则，英明过人的君王也面临危险。”神宗认为是至理名言，揣摩叹息久之。苏东坡挽诗云：“先帝知君早，虚怀第一人。”

京师地震，滕元发上疏陈述其原因，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被排挤出京，任秦州知州。河北大地震，元发被任命为安抚使。他在危房里办公，对下属官员和百姓说：“灾民寄望我这个政府官员，如果房屋倒塌，我会跟灾民死在一起。”他殓葬死者，救济饥民，蠲免田赋，修筑堤坝，查察贪残，督捕盗贼，日夜操劳，使灾区秩序渐趋正常。后任开封知府，断案如神。但因敢于冒犯皇亲国戚，曾两次被免，继而又复任，十年之间，三莅开封府，一次任推官，两次任府尹。

时西夏内乱，元发建议趁机进取，可不劳而定。神宗奇其策而并未采纳。西夏犯境，神宗召对，滕元发直言以告，君臣之间有如家人。后任龙图阁直学士，在郓州、定州、青州、应天府、齐州、邓州、湖州等地任职，迁延地方10年，其间还曾落职安州、筠州。元祐中，调任苏、扬二州。淮南京东饥荒，滕元发虑及灾民将至，难免疾疫流播，乃出城视察废旧营地，命富户出资搭建芦苇、竹篾、茅草等临时住所2500间，井、灶、器用皆备，保全灾民5万多。授龙图阁直学士，复任郓州知州。

滕元发继调真定、太原前线，治边凛然，威行西北，号称名帅。坚守国土，激烈反对皇上将四座边寨赐给西夏人。滕元发以年迈为由请求到淮南任职，朝廷授他为龙图阁学士，又让他知扬州，赴任途中亡故。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章敏”。苏东坡为之撰《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苏氏兄弟均作挽诗悲悼。苏轼连作两首，其一云：

云梦连江雨，樊山落木秋。公方占贾鹏，我正买龚牛。

共有江湖乐，俱怀畎亩忧。荆溪欲归老，浮玉偶同游。

肮脏仪刑在，惊呼岁月遒。回头杂歌哭，挽语不成讴。

滕元发著有《达道文集》20卷。

孙礿（1149～1226），字居敬，号畸庵，虎鹿孙宅人，婺东孙氏八世祖。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科王容榜进士第三人。

据《婺东忠孝世家孙氏宗谱》所载魏了翁所撰《畸庵先生传》及宝祐元年（1253）国子监司业林岊所撰《夏官畸庵孙公行状》，孙礿少时就学于葆和居士刘倩之门，继而受业于沈焕及钱文子。领乡荐入太学，复学于曹冠，“学业日深，搦管摛词，掷地有声”。及第后，任太学正，议论慷慨，词意激切，皇上叹赏，传旨褒论，且命大臣擢用。迁太学博士，寻转监丞。因京兆尹侮辱武学生，孙礿抗论力争，义形于色，于是称疾要求外放。出知汉阳军。知黄州时蠲除前政逋负千百缗，建平籴仓以利民，尤着意教育，亲自授课。加授朝散大夫，调湖南提举使。迁兵部郎官，封通议大夫，条陈时弊，剀切而备。边备之事，屡言不听，遂辞归。

孙礿曾书“真实心地敬简法门”八字于座右，以为警示。遗著有《畸庵集》10卷、奏议3卷、《大学讲义》3卷及诗稿6卷。所著《经义考》已佚。次子孙德之（1191～1274）为嘉熙二年（1238）进士，曾建藏书楼。文天祥为其题匾“文昌阁”，并撰《文昌楼记》，文中提及后学推崇孙德之的“文场元帅”誉词。

东阳鼎甲共11人，其中武状元5人，占有案可稽的武状元282人的1.77%；其中文榜眼2人，占已知的366名文榜眼的0.55%；其中文探花3人，占已知的331名文探花的0.9%。以县为单位（全国有两千多个县）计，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东阳三鼎甲的占比，在全国县市中当处上游。而除滕元发为北宋外，其余鼎甲均出自南宋，东阳在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文风之盛，可见一斑。

试将东阳鼎甲11人与浙江——乃至全国范围——科举最为发达的绍兴地区作一比较。绍兴旧辖山阴、会稽、上虞、诸暨、新昌、嵊县（余姚原隶属绍兴，后划归宁波），共有三鼎甲46人（含寄籍），其中状元27人（文15人，武12人），榜眼10人（文8人，武2人），探花9人（文7人，武2人），平均每县鼎甲7.7人。东阳与之相比，毫不逊色。因此，东阳的三鼎甲足可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