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阳光下驶来的公交车身上，会刷着大幅广告：大皇宫小皇宫也许又有约丹斯的展览了；卢浮宫又借来哪几幅拉斐尔了；鲁本斯的哪个展快要结束了。地铁站闸机上会告诉你：拉斐尔的师傅佩鲁吉诺的展正在进行；弗里达和卡罗的夫妻展正在奥赛博物馆，快来呀。

你到地铁7号线卢浮宫站，往卢浮宫地道里走，会看见右手边是苹果专卖店，巴黎人也会热热闹闹在里面玩iPhone和iPad，但更多人则老老实实在店门口排队，等着验完包，好进卢浮宫。

你也可以去卢浮宫，这三大件前面，也的确是人山人海。它们之间，彼此隔不甚远：你去卢浮宫，老实从老城墙下走过，抬头看见拉美西斯像了，右转到头，就是米洛的维纳斯像；旁边穿个楼梯，阶当中就是胜利女神。

上了楼，是法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大油画厅，去惯的人呼为红厅，里面净是大卫、安格尔、籍里科、德拉克洛瓦们的鸿篇巨制，但游客们还是迫不及待往侧面的意大利廊走。为什么？因为意大利廊和红厅中间，专门有个大房间，是搁《蒙娜丽莎》的——实际上，那也是整个卢浮宫，屈指可数的，会给油画上玻璃、围栏杆、让大家只能隔栏傻看的几幅作品之一。

实际上，全世界人民在这点上，也都差不多：围着维纳斯看的游客，未必有多少肯去分析希腊人的技巧，还是啧啧谈论，“她要是有胳膊，该是什么样啊……”

围着《蒙娜丽莎》看的人，也不是为了欣赏达芬奇的渐隐法如何让那眉梢眼角婉妙动人，大半还是在嘀咕“她的微笑到底是啥意思……”。去惯卢浮宫的人会开玩笑：正因为这三大件吸引了无数游客，给其他的画作敞开了空间，你才有机会看别的。

比如，最明显的例子：卢浮宫里，正对着《蒙娜丽莎》的，是威尼斯大宗师委罗内塞那幅0.99米高、0.66米宽的巨作《加纳的婚礼》；《蒙娜丽莎》侧面的，是提香的名作《照镜子的女人》。满厅都在高举相机、在攒动的人头之上拍《蒙娜丽莎》时，你就可以静心站着，看其他巨作了。

当然，最好还是趁晴天去。因为巴黎有些博物馆，很依赖阳光的明丽，比如卢浮宫的中庭，比如奥赛钟楼，比如大皇宫的穹顶；秋冬多阴雨，室内也晦暗，看展览也让人心情沉郁；夏季则明亮得多；夏季卢浮宫中庭，阳光披拂于大理石古希腊雕像肩膀头发上，真有希腊半岛牧歌之美丽。

在巴黎，找博物馆或古迹，看展览，买画册，这是旅游者的惯例流程，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并不将此看得刻苦严肃，怀抱着卧薪尝胆悬梁刺股的精神，去幽暗到布满蜘蛛网的博物馆去翻故纸堆。

你可以看见姑娘们穿得漂漂亮亮，在奥赛博物馆顶楼印象派厅外，高高兴兴地吃沙拉，看着塞纳河。你可以看见蓬皮杜博物馆里，孩子们坐满一地，老师正指着五彩斑斓的画幅念叨“当时康定斯基这么用色彩，想的是这么回事……”。在吉美博物馆，日本大宗匠北大路鲁山人设计的陶瓷和漆器食具展上，还有光影特效的电子设备，教你如何享用寿司。这一切在欧洲，尤其是在巴黎，格外自然。他们对待逛博物馆，仿佛看电影、购物、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晒太阳，看脑满肠肥的鸽子们散步。

当然，还不只是逛博物馆。(www.daowen.com)

你走到圣日耳曼大道上转悠，就很容易踏上六十年前，阿尔贝·加缪的路程——他喜欢在这里晃荡，然后一直走到花神咖啡馆，去见让·保罗·萨特，或者坐着，给勒内·夏尔写信。在另一个传说里，胡里奥·科塔萨尔，南美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开启马尔克斯和略萨那代人的大师，曾经长居巴黎。他喜欢在卢森堡公园里朗诵小说。哪怕面前的观众是小学生、工人甚至足球运动员，他依然念得激情洋溢。某段时候，他会注意到，一个留着髭须、眉目愤怒的老头儿，会混在人群里注视他。

在传说里，直到多年后，科塔萨尔才知道，那个眉目愤怒的老头儿就是艾兹拉·庞德。

在周六的巴黎，沿着圣日耳曼大道走，走到但丁路，转弯，视力好的人，便能看见巴黎圣母院的侧影，那些被建筑学家反复念叨的、瘦骨嶙嶙的飞扶垛。若是午后，还能看见索邦大学的学生，从左手边的老教学楼里鱼贯而出。你走上但丁路，无视右手边鳞次栉比的日本漫画店，眼看离圣母院只隔一条塞纳河、一座双桥（pont au double）时，不要急，左转，走出十来步，指着布舍列街37号，一间逼仄小巧的店，对身旁的朋友说：“那就是莎士比亚书店。”

出莎士比亚书店右转再右转走一会儿，便是索邦大学。再走过去，就上圣日耳曼大道，离圣米榭勒也不远。1957年时正28岁、在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操碎了心的马尔克斯，就在这一带遇到海明威的。当然，那是另一个传说了。

最初的莎士比亚书店是什么样子呢？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里如是说：“在那条寒风凛冽的街道上，这可是个温暖舒适的去处。冬天生起一只大火炉，屋里摆着桌子、书架……西尔维娅的脸线条分明，表情十分活泼，褐色的两眼像小动物的眼珠似地骨碌碌打转，像小姑娘一样充满笑意……她对人和蔼可亲，性情十分开朗，爱关心别人的事……她说我可以等有钱时再交保证金……说我想借几本书就借几本。”

“钱你方便时候再给，什么时候都行。”当年，西尔维娅对当时穷愁潦倒、家里连个浴室都没有的海明威如是说。“乔伊斯（嗯，就是写《尤利西斯》的那个乔伊斯）大概黄昏时来。”就跟唠家常一样。

近一百年前，海明威刚到巴黎，住在七区，回去家里，对他妻子说“我们可以读到全世界的书了”，他的妻子哈德利，当时还不知道几年后海明威会变心，正温存着与海明威那贫穷、简单又温暖的爱情生活，用这么一句话，总结了那个伍迪·艾伦用一整部《午夜巴黎》来致敬的，那些伟大人物正年轻、贫穷却野心勃勃得很纯正的黄金时代：

“我们能找到这个书店，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这就是属于文艺青年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