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花2014年4期

　　在世界各国的文学史中，优秀作家与经典作品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批评家的审阅，最终沉淀下来。王国维曾在《宋元戏曲史》序言中写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关于这一观点，学术界虽有争议，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读者眼中可称经典的作品并不相同。这就必然涉及评判标准的设定，以及审美趣味的历史嬗变等复杂的问题。但千载之下，虽历经大浪淘洗，却总有一些作品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被公认为代表了最高的文学创作成就。 

　　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四大名著的中国文学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没有《哈姆莱特》的英国文学又会如何？当作家完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之后，很大程度上，这部作品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进而升华为传世不朽的经典作品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主要可以分为催生某一文学作品趋向经典化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包法利夫人》国外研究情况梳理 

　　“经过普通读者的阅读，受过批评家的质疑，经历了时间大浪淘沙式的筛选，却依然活跃在读者、批评界视野里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经典。”作为一部小说，《包法利夫人》最早发表于1856年，这部小说迅速为作者福楼拜赢得了普通读者和专业评论家的一致肯定。适逢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将福楼拜作为自己文学前进道路指引的左拉对这部小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包法利夫人》问世后，产生了文学上的整整一场革命。现代小说的格式在巴尔扎克的巨型小说中是分散存在的，似乎刚刚经过压缩，明确地在这部400页的小说中提了出来。新艺术的法典写成了。《包法利夫人》具有一种明晰和完美，这种完美使这部小说成为典范小说和小说的最终典范。”将《包法利夫人》与巴尔扎克的小说创作相提并论无疑是对这部小说的最高褒赞，同时，左拉在这部小说中还看到新的文学创作范式，并为之倾倒。 

　　对于新生的文学作品并非只有赞扬，不时会夹杂着很多的批评之声，《包法利夫人》也没能够逃脱来自某些社会人士的批评。在法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是雨果还是巴尔扎克，他们的作品中都暗含着对正直、善良的赞扬，对贪婪、邪恶的贬抑。这无疑是早期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基本模式，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很难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感受作者的价值标准。他对于性爱的暴露、偷窥的描写充斥着整部小说，令当时的舆论界哗然，也让很多追求道德至上的批评家们感到尴尬。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对立面，而爱玛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进而与人通奸、偷情，以换取自己内心所渴望的生活更为批评家们所不能容忍和接受。 

　　一部作品的接受史就是其审美内涵和艺术价值被不断挖掘、升华的历史，这一点在小说《包法利夫人》诞生之后表现得十分明显。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发现针对这一作品发出了不同声音。就前者而言，左拉等人作为福楼拜的崇拜者自然对其作品表现出无限的仰慕之情。若仅仅认为这是崇拜者对伟大作家的单纯景仰，无疑弱化了其内在的审美价值，我们必须认识到左拉等人是从文学范式的创新、小说创作范式的革命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从小说《包法利夫人》分明看到了法国文学发展的新曙光，这正是他们给予极高评价的关键所在。就后者而言，批评家们的观点仍旧停留于单纯的道德审判和伦理评价的层面，没有从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入手，陷入了文学鉴赏的误区。当然没有针对统一文学作品，从不同的审美角度出发，从而获得不同结论，这是极为常见的。我们并不能因为某一种评论方式带来的结果背离了特定时代的审美追求，就彻底否定一种文学批评方法。 

　　在欧洲文学界对于《包法利夫人》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对于这部小说的道德价值观进行批判，以杜朗蒂为代表的批评家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小说的价值观层面，这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外部分析；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以卢卡契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将小说置于广泛的社会层面，同时结合主人公爱玛作为农家女的阶级定位，认为“象征内容是讽刺性的，所以它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真实的艺术手段，达到了相当大的艺术高度”。这一转变预示着批评家在如何看待《包法利夫人》的问题上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开启了小说走向“经典化”的发展道路。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包法利夫人》在欧洲文坛成为经典作品的道路是漫长的。这一方面得力于小说具有的丰富的意义可阐释空间，另一方面也与19世纪末期出现的结构主义、新批评等研究方法的更新有关。正是在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文学研究方法的指引下，对于小说《包法利夫人》的研究逐渐从文学外部转入文学内部，研究视角的转换所带来的不仅是思路的开拓，更是一部作品“经典化”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经过一代又一代批评家艰苦卓绝的努力，诞生之初饱受争议的小说《包法利夫人》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社会、政治信息和小说文本内部的价值内涵得以体现，为其最终凝定为西方文学世界的经典作品创造了契机。 

　　《包法利夫人》经典化的外在动力 

　　当文学成为精神奢侈品的同时，更多的人满足于追求一时的审美愉悦，只有较少的人在自我的内心世界保留着对文学的崇敬之情。正是在这些难能可贵的精神思考中，真正具有潜质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属于它的艺术存在形式。诚如二十年前，路遥倾尽心力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经过二十余年的沉淀和挖掘，这一曾耗尽作者全部生命活力的作品最终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这一过程中，外界较少的干预或许正是《平凡的世界》最终走向经典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于一部小说而言，最终成为经典的道路是漫长的。不仅需要内在因素的催动，也需要外在动力的影响。所谓“外在动力”，我们应从两个维度加以解析。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演进，审美标准是不断变化的。诞生之初被否定的作品或许正是缘于特定时代的审美标准，当审美标准发生转移之后，人们的认识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营造“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同时，也为真正具有深远意义的艺术作品创造了自由的“发酵”空间——当人们能够以平静的心去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它的艺术价值才能真正闪现出夺目的光芒。

　　所谓的外在动力首先表现为小说能够塑造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众所周知，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首先在于塑造了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在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为世人塑造了爱玛。诚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是造就的。”爱玛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却有渴望享受上流社会生活的女性；在她的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的向往和爱情的追求如炽热的火焰一样一直在燃烧。很多读者将其理解为福楼拜对于特殊时代法国社会女性的描述，其实，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更是无数个女性共同的写照。面对森严的社会等级和悬殊的经济地位，选择超然于其外的女性往往会受到肯定，选择顺应社会“潜规则”的女性则不免受到批评。就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而言，正是由于爱玛的身上凝聚着不同时代的无数个女性的共性，为小说《包法利夫人》成为文学经典创造了可能。在福楼拜完成小说之时，法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容忍《包法利夫人》中对于性的过多描写，也不能接受对于自由的过分追求。这就催生了那场著名的诉讼，或许正是由于这场日后令《包法利夫人》广为传播的官司，让我们意识到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巨大影响力。 

　　《包法利夫人》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初，最早的译本是李劫人先生1925年出版的《马丹波娃利》。其后，又有多位翻译家对这部小说展开过译介工作。由于他们的理解不同，各自翻译的书名也有所差异。其中，1948年李健吾先生翻译的《包法利夫人：外省风俗》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以后这一译名被大家广为接受。 (www.daowen.com)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外在因素，都是发生在一部文学作品完成之后的文学接受环节，作为法语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小说《包法利夫人》译介到中国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早期的译介中，《包法利夫人》是与其他外国小说一起被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一股脑儿”介绍到中国的，初始并未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度。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现代学术研究的崛起，以李健吾、茅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作家开始将《包法利夫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加以挖掘。逐渐认识到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包法利夫人》的研究陷入低谷，这部小说的传播也遭遇了空前的冷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学术氛围的宽松，小说《包法利夫人》又进入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先后由朱维之、郑克鲁编写的《外国文学史》主要采用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原则，将这部小说作为法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代表作。 

　　《包法利夫人》经典化的内在因素 

　　文学作品的存在首先是精神性价值的折射，无论是读者或者批评家，只有真正理解了作者寄予小说文本的内在价值，一部作品才能够从数以万计的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我们了解到，所谓“文学”即是话语蕴藉性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从这一定义出发，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必然是潜藏在小说中不同人物、不同角色的对话、冲突之中的，文学文本蕴藉的艺术价值必然是文学作品走向经典化的基本前提，只有不断挖掘文学文本的艺术价值才能真正提升认知程度。同时，作者的创作也绝非对现实生活的“实录”，往往经过一定的改造和重写。因此，读者和批评家解析文学文本应着重考量文本本身，就某种程度而言，甚至要刻意淡化外来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垄断了文学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摆脱来自外在因素“他律”的束缚成为共识。于是，重视文学文本自我的审美特性，即从文学文本的内在因素出发成为新的话语背景中，人们研究文学作品的首选。一方面，这一局面的出现与特定历史阶段中文学研究模式的转变紧密相关；另一方面，重视文学文本不但是文学作品自身的内在诉求，也将极大地加快文学作品趋向经典化的历史进程。 

　　在网络传媒迅猛发展的21世纪，人们逐渐习惯以“读图”的方式去获取资讯，文学边缘化已经成为无可逆转的时代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在走向经典化的道路上陷入前行的“死胡同”，相反却更加促使我们去思考一部作品怎样才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对此，童庆炳先生曾指出，一部作品经典化必须具备如下几点基本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就此六点而言，“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发现人”属于外在动力；而“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属于内在因素。 

　　文学文本是一部作品得以成为经典的基础和前提，就小说《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没有采用法国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而是更多地加入了对于主人公心理活动的描写，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众所周知，19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占据了文坛。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莫泊桑的“羊脂球”，“性格”与“情节”成为最为正统的叙事模式。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范式，它曾创作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辉煌。在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塑造一位主人公作为小说的核心，所有的事件、线索都围绕主人公展开，“所有的事件的发生都遵循因果律，都有其必然出现的理由，很少有无用的细枝末节。小说按照线性的时间链条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在作者塑造的模仿现实的典型环境中，情节经历了发生、发展、高潮直到结局”。 

　　在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为读者塑造了一位内心情感丰富的女性形象。爱玛虽然生活在“外省”，但她自幼接受了修道院的贵族式教育。在她的内心深处埋下了仰慕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渴望摆脱自我社会阶层的种子。进入读者眼中的爱玛并不是一个低眉顺眼的传统女性：通过阅读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她养成了幻想的习惯；生命中少有的一次旅行为她闭塞的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封闭的生活环境让她的内心世界异常孤独；贫乏的婚姻生活令她无法抵挡情场老手的诱惑。所有的描写都是介于现实与内心之间，福楼拜在创作中大量加入对爱玛内心情感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使得他的创作开始了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向新的小说创作模式转换的进程。 

　　这样一些描写都是促使小说《包法利夫人》走向经典化的内在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层面：首先，描写对象的转换促成了小说主旨的升华；其次，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描写模式中超越出来，开创了小说发展的新篇章；最后，心理活动的描绘也提升了小说的内涵。 

　　参考文献： 

　　[1]王增岩.《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经典化研究[D].湘潭大学，2011：1. 

　　[2]冯寿农.法国文坛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批评管窥[J].法国文学研究.2006：11. 

　　[3]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M].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80：44. 

　　[4]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00. 

　　[5]王增岩.《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经典化研究[D].湘潭大学.2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