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外国文学史”教材比较研究字数：2545 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11期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学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文学阅读视野，“外国文学史”课程也在中国高校中文系逐渐普及。伴随几代学人的努力，我国的“外国文学史”类教材逐渐完善，更加深入和广泛地为国内介绍外国文学。而一本文学系教材其实是一种知识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从几个时代“外国文学史”教材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一个时期，研究者和其背后的权威所想要传达出的话语形式是怎样的。 

　　【关键词】周作人；杨周翰；石璞；郑克鲁；外国文学史教材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一本通行的教材就是撰写者或教育组织试图建立的一种知识规范。在这种规范之内所涵盖的知识，就是教育者认为国民应该知道或者可以知道的知识；反而言之，教材所没有涵盖的知识，可能是教育者并不希望让学生知道的，也可能是限于篇幅、知识储备、编写体例、意识形态等原因没有提及的。所以，一本教材的编订，可能就体现出一种甚至几种话语权力对学术的掌控或失控。同时，对于人文科学，小到任何一个概念的处理，大到一个思潮在历史中的地位、一条脉络在历史演进中的明晰程度，在不同的编写者眼中都会不同。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说：“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这样的取舍与判断如果身处于不同的时代，又会形成很大的反差。这会体现出撰写者（研究者）在不同时代的整体面貌，以及学科的研究现状。甚而言之，会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为了把握近代至今，中国学术界对于“外国文学史”这个极其庞大且繁复的体系之态度的变化过程，本文选取了四本分别来自四个不同时期的“外国文学史”类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书中内容选择和概念定义的异同，从而透析出这条变化的脉络和国内文学史教材的演进情况。这四本教材分别是： 

　　1918年，周作人根据自己的外国文学课程讲稿撰写的《欧洲文学史》； 

　　1964年，杨周翰等一批学者撰写的《欧洲文学史》； 

　　1980年，四川大学石璞主编的《欧美文学史》； 

　　1999年，郑克鲁主编的高教版《外国文学史》。 (www.daowen.com)

　　总的来说，选择这四本教材是因为它们是在各个时间段比较有代表性的四本书。 

　　一、综合观感 

　　民国时期的教材还属于作者的个人作品，并非像建国以后几位优秀学者的集成之作，故仍带有比较鲜明的个人风格；同时，时代的烙印也很明显。周作人的这本教材，首先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其次，在全书前面并没有一个综括欧洲文学的绪论或概述；而且，在编写体例上，基本上是“综论—国别—作家论”的模式，但其作家论比例不会如今日其他教材这样大，综论的部分却很细致入微；而且，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其他教材根本涉及不到的知识，可见老一辈学者的水准，也能够借此推断出五四一代学者在知识点取舍时的态度。如写到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是“始计值以作”。这位诗人在后来的文学史教材中都未提及，而周作人这本书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如写到古希腊散文部分，“Historie一语，今但以指历史，原义则云学问。本其所指，笔之于书，无论历史地理，博物哲学，皆得以Historie称之。” 这算是词源学的小引，然又应该是学习外国文学应该知道的一点文化常识，而其他文学史几乎均为提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这本书很具有民国时期所特有的文化启蒙色彩。其想要借全书表达西方的文化品格与中国截然不同，这就必然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走向。借此一种文学史的统观与中国文学的对照，以达其文化启蒙和文化改造的目的。 

　　其次，建国以后杨周翰等一批学者编著的《欧洲文学史》，这是一本很标准的“外国文学史”类教材。其标准在于编写的体例上，他的作家论部分并没有过分突出，基本上是按照“综论—国别—作家论”的模式来书写的。其标准更在于其分析方法和意识形态上，全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标准来划分文学的分类。但仍能看出几位学者的用心之处：在相对严肃的政治环境中，无法避免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作品的同时，仍尽可能客观全面地评述西方文学的全貌。这样的精神是相当可贵的。例如在谈到17世纪法国贵族文学：“贵族阶级对法兰西语言和文学活动很感兴趣。他们在贵妇人的沙龙里讨论文学问题，朗诵诗歌、戏剧。贵族作家写得最多的是小说，其中有的长达数百万言，其特征是缅怀中古，描写狩猎和战争故事，歌颂贵族爱情和田园式的生活。他们精心制造的沙龙语言矫揉造作，晦涩难解，表现出他们自命风雅的、但实际上是庸俗无聊的贵族趣味。他们脱离现实，追求华丽的辞藻，受到进步作家的讽刺和抨击。”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把此时期贵族文学的基本形态较精准地概括了。但限于这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干扰，也就不得不加上后面这些明显具有阶级偏见的评价了。 

　　石璞的教材出现在1980年，文革刚刚结束，然而这本书似乎是完成于文革结束之前，所以它的整个书写都显得比杨周翰本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更符合中国文革前后的价值观。如评述古希腊文学：“三位悲剧家和一位喜剧家的作品反映了整个奴隶主民主制时期的三个时期的三个阶段的社会生活。这时由于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社会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这样的纯粹以意识形态为评价标准的话语在书中俯拾皆是。 

　　郑克鲁的教材出现于1999年。总的来说，这本教材的编写已经比较成熟，显见得是至新世纪，学界对教材的编写已经逐渐得心应手。然而仍有几个小问题。这本书的体例基本上延续以上诸本的规范，然而作品论又特别突出，导致阅读整本教材的最大观感是像一本西方名作家作品导读。虽然这本书在每一章和整本书的前面都有一篇涵盖历史文化背景的综论，这部分综论也写得比较精准，但是无奈篇幅太小。一篇综论，要全部囊括这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文学概观和二三流作家，在如此狭小的篇幅内实难如愿。这导致阅读者对于那些不是列专章讲授却仍然很重要的作家基本忽略。在作家作品的划分、批评方面，则基本上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而按照从“人性”角度考察作品价值的方式。

　　高教版的这本教材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其全书之前的导论部分，将西方文学整体梳理了一番，这是非常有助于读者宏观把握文学史的。同时，这本书也是罕见地一上来就点出西方文学/文化之源在于两希传统的，这对读者在今后的学习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 
　　二、教材中各部分的比例问题 
　　为了更加清晰地看出几本教材在内容选择方面的异同，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这些数据的来源是诸本教材的页码在所占全书页码的比例。为了方便统计，我只选择了诸本教材的上半册，也就是20世纪之前的文学史部分。通过这个表格及其红字部分，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 
　　（一）比例的畸形 
　　出于对文学启蒙的考量，周作人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学的强调最强烈。而高教版教材对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强调最强烈。从中也可看出，除去周作人版教材以外（19世纪部分内容在周作人的另一本《近代欧洲文学史》中），三本书的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比例都是最大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材料多、研究者众、读者感兴趣等原因；另一方面，也和国内的现实主义传统有关。所谓国内的现实主义传统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文学传统自古以来是重诗歌而轻小说，而中国的章回体小说又绝大部分是现实主义的。到了民国时期，因政治和社会原因，小说的地位被人为提高到夸张的程度，其中最重的又是现实主义小说，这种思维不可能不被带进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和传播之中；第二，建国后我国主导的文艺思想，也是最重视现实主义作品，而视西方古典文化和浪漫主义为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 
　　（二）极不重视中世纪和新古典主义时期文学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的两大传统是古希腊罗马和古代希伯来文明。这两者都是重要的，不分孰优孰劣。甚至，希伯来文明所奠定的基督教传统对普通大众的生活和意识形态影响要比前者更大。正是在中世纪，基督教传统逐渐成为西欧人的精神生活中心。除去第一本周作人文学史以外的教材，基本上都是简单地把中世纪归结为受到基督教裹挟的黑暗时代。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中世纪是西欧大陆日耳曼诸民族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的一个过程，是这些民族逐渐摆脱古代愚昧的过程，他们的民族性格当然也在形成。而基督教也正是希伯来传统在西欧结出的硕果。这一点高教版教材做得要好得多，脉络性地总结出了很多中世纪文学之承前启后的特点，但在篇幅和内容上相对其他部分内容依然少的可怜。同样，根据上表，新古典主义也被认为是一个在文学史演进中并不重要的一环，其在各版教材中所占篇幅较小，和后面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形成天壤之别。 
　　三、概念的分别 
　　在人文领域，对于同一个概念的定义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不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在近代中国的学界尤其明显。因为从近代起，中国的学界过多地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干涉，这更是会完全体现在人文领域之中。我们以对“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界定为例，来看看四本教材之中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如何。 
　　（一）周作人本“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发端于意大利，渐及于法德英西诸国。顾其势力在意最盛，前后历十四五世纪，各国则略迟百年。其后岁就消沉，而精神深入人心，造就伟大之文学，至十八世纪后半，始复有变焉。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王摩诃末二世取君士坦丁堡，东罗马之学者，避地于意，挟古文书与俱，是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德人Gutenberg（古腾堡）始作活字板（1435），英意荷兰继之，是为文艺复兴势力流布之始。为此皆已著之事迹，至其发动之精神则仍由国民之自觉，实即对于当时政教之反动也。邦国争长，各以纵横机诈相尚。教会信仰渐失，而威福转加。各国行吟诗人等，对于教徒之不德，久多讥刺之词。且严厉之Asceticism（禁欲主义），厌制人心，久不可堪，而法王教正，复不能为超人间之卓行，作人民模范。则怀疑以生，旧日宗信，渐渐动摇。久蛰之生机，俄忽觉醒，求自表见。终乃于古学研究中得之，则遂竞赴之，而莫可御矣。基督教欲灭体质以救灵魂，导人与自然离绝，或与背驰。而古学研究则导人与自然合，使之爱人生，乐光明，崇美与力。不以体质为灵魂之仇敌，而为其代表。世复乃知人生之乐，竞于古文明中，各求其新生命。此文艺之盛，所由来也。” 
　　在周作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的时间定在约14～16世纪这三个世纪中。起因则有三：第一是印刷术的发明；第二是君士坦丁堡陷落使得古学复归；第三则是人们蕴蓄已久的对于基督教会的反动，这反动也分为对基督教精神的叛逆和对基督教会恶行的不满两类。而其所为“古学研究”即今日所谓“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性质是：第一，“人与自然合”（基督教是“人与自然离绝”）；第二，“爱人生”；第三，“乐光明，崇美与力，不以体质为灵魂之仇敌”（基督教是“灭体质以救灵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周作人的定义是如此精准简洁，几句话就把文艺复兴说尽了。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可以添加和修改的地方。 
　　（二）杨周翰本“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十四至十六世纪在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发生的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这个时期，古希腊、罗马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因而有‘文艺复兴’之名。但‘文艺复兴’不是古代文化简单的复兴，而是标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相对来说，这个定义是在这个时代比较标准的，并且仍延续至今。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比周作人的定义多了一个“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字样，也就是加入了阶级分析的成分。在周作人的叙述中，并没有出现“革命”或“改革”等字样，反而是颇有崇敬心理地指出文艺复兴是“精神深入人心，造就伟大之文学”。而在杨周翰本里的叙述中，这场运动有了明确的定性：“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几乎在周作人的整本书中，这样严整的盖棺定论都是缺乏的。而在建国以后教材中，这样指定性的话语有很多。

　　（三）石璞本“‘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实质”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十五至十六世纪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其精神实质，概括地说，是反封建反教会的文化、学术、宗教的改革运动，是随着欧洲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产生而产生的形成新上层建筑的一种运动或思潮，它的任务是在于巩固在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推翻封建制度的旧的经济基础，所以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新运动。但是，资产阶级历史家和文学史家们仅仅把它单纯地称为文化学术方面的复古运动，说仅仅由于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下后，那里的古典学者们到意大利来讲学，一时蔚为风气，研究希腊罗马的艺术，造成学术复古运动。资产阶级学者这样只从现象而不从本质，只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而不从经济基础，只从片面而不从全面去认识问题，显然是唯心的错误的。” 
　　在石璞的定义里面，“文艺复兴”发生在15至16世纪，然14世纪意大利文学三杰又都划归在文艺复兴文学中，关于这样的时间规划原因，我们尚不知道；其次，“文艺复兴”被明确定义为“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就造成一种误区，似乎“文艺复兴”是一伙具有明确纲领和改革意识的人施行的救世活动，要么是有精英阶层的领导，要么是有巨大的群众基础。然而我们知道事实未必如此，他们只是率先感召了时代风气的变化，出于意识上的自发而形成古典文化复兴的潮流。也并没有什么彻头彻尾的社会改革。所以，这个定义首先就是意识形态先行的，后面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总的概括中，“文艺复兴”精神实质的定义是：“反封建反教会的文化、学术、宗教的改革运动”，对比而言，这与杨周翰所谓“革命运动”存在很大的差异。“革命”显然并不准确，也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词汇。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段叙述当中，书中几乎对于周作人对于“文艺复兴”原因的解释做了激烈的反驳。将君士坦丁堡陷落等诸多历史客观原因视为无足轻重，而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视为不全面去认识的资产阶级学者（如周作人）。显然这种阶级意识先行的问题已达到很严重的程度。 
　　（四）高教版“文艺复兴” 
　　“14世纪初到17世纪初，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打着回复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也是人类历史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也要看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也有文化上的深刻动因。……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便从内外两个方面，采取两种斗争形势向反动教会和封建势力展开了全面进攻。” 
　　高教版教材的定义很强调“文艺复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也基本上涵盖了以上诸本所有的知识点。在强调“文艺复兴”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同时，仍花费大量篇幅来解释其文化诱因。这样的写法相对来说比较合理。而在时间划定方面，这本是定在14世纪到17世纪初，而不是传统的14到16世纪。其很细致地将时间的界限划在两个“世纪初”，这比以上书中笼统地说某世纪至某世纪更明确。关于“文艺复兴”的性质则是“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仍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先行的痕迹，但是和之前两本比已经进步很多。 
　　借此，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这个在东西方都颇有争议的概念，在中国近百年来的教材定义中也存在着极大的起伏变化。一开始，民国学者们强调它的历史成因，也颇多溢美之词；建国后，则或曰革命或曰改革，而对其历史成因表示不屑，只单方面强调其阶级背景；到了世纪末，则多从文化成因出发，强调历史作用，而定义也终于回归到了所谓“解放运动”。这不得不说是一次有益的回归。借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整体观感，以及各个阶段学界想要传播出来的信号是什么样的。 
　　四、总结 
　　总的来说，我国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经历了一个缓慢客观化的过程。民国时期的学术氛围和社会氛围整体上决定那一代学者的写作个人化风格很强烈。同时，因为周作人以及那一代学者之优秀，其对西方文学的引介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在广度上没问题。而进入了新中国以后，因中共的文艺政策和逐渐高压的政治气氛影响，对西方文学的介绍和解读逐渐为国家意识形态所掌握，于是终形成了如石璞本的一切以意识形态先行的教材形态。当政治高压时代渡过后，高教版教材的整体格局已经定型，以“人性”主题为衡量尺规的范式也基本定型。至此可以说，我们的研究与传播在近一个世纪的徘徊与犹豫之后，终于落在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方位，并且在朝着一个较为良性的方向递进。 
　　参考文献： 
　　[1]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译，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32. 
　　[2]周作人.欧洲文学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5）：28-48. 
　　[3]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2）：227. 
　　[4]石璞.欧美文学史（上）.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4）：167. 
　　[5]周作人.欧洲文学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5）：179-181. 
　　[6]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2）：136. 
　　[7]石璞.欧美文学史（上）[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4）：173—174. 
　　[8]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修订版）（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2014.7重印），67-69. 
　　作者简介：王跃博（1990-），男，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