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联管处”有关“文物照片赠送办法”的规定如下：

一、申请照片之用途，以作研究参考用者为原则，其用以盈利者，应得理事长或常务理事会之特准。

二、申请研究用之照片，其曾经本处发表，数量在十张以内者，得报请理事长或常务理事会核定之。

三、申请照片时，申请人应先填具申请表四份，经本处依照程序核定，方得办理。

1963年，美国的费瑞尔美术馆的高翰君先生，在隔着太平洋的美国突发奇想，希望能通过他的筹款，将两院的文物摄成照片6000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台湾，一部分运到美国。对于“联管处”这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机遇是“联管处”早有摄照存档的想法，怎奈囊中羞涩，挑战是此举有悖前面列举的有关“文物照片赠送办法”的规定。

高翰君先生将这一想法带到台湾，“联管处”为了照片是否拍摄一事，私下议论良久。当时双方的辩词大可以提分出几点来，一是倡导者的意见说辞之中，“难得机遇”、“宣扬文化”、“文物保护”是重点，前两个不用解释，只说说最后一个“文物保护”，赞成者认为，时局未定，战乱四起，一时难以平息，或是将来可以再起，若是不幸文物毁于某次战火，还有照片可查也是一件好事。反对者的说辞之中，“无视规定”、“监管不力”是重点，更认为他们可以照我们的文物，我们难道就不能照他们的吗？

“联管处”最后通过理事会解决此事，得出了四条结论，事实上同意了高翰君先生的想法：

一、存于美国的一份，应予限制，非经我方允许不得印刷。

二、我方有此照片之后，要计划出版印刷。(www.daowen.com)

三、我方所存的“底片”将在两院内设立专门的机构，妥善保管，并供国内外学术团体及个人研究参考之用。

四、应请美方将美国各博物馆以往中国文物之照片底片一份，赠予我方，作为交换。

这一次相对不公平的交换背后，其实有着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台湾当局同大陆形势紧张，美国人的要求，“联管处”不好拒绝。直到高翰君先生把所有照片带走的那天，中国海外文物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回来，这种不履行诺言的行为，也只好扣予它“仗势欺人”的帽子了。

高翰君先生1963年来台，11月13日正式开始摄影，工作到第二年4月23日，整整5个月零10天。《合作摄照文物影片计划实施报告》中记录，拍摄的文物一共是3222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2699件，属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523件，摄成的底片数量5395张。

文物在北沟库房期间，故宫学者们都有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且收获颇丰，其中著述最多的当属那志良先生。他对“石鼓”、“玉器”等文物的研究都很有建树。而多数学者的研究，要依靠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的资助。当时的学术研究很多，庄尚严先生的印章研究，吴玉璋先生的瓷器研究，两者尽是耗时两年之久，庄先生做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吴先生则把所有故宫瓷器编制卡片，予以分类。梁延炜先生所做的研究，是所有研究当中最无聊和乏味的一个，他要做档案编目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在原有档案目录《雍正朱批谕旨》的基础之上，做统计和再编，把没有录入的不计划录入的再编，1965年完成。

那志良的研究，可以用几本书的缩影来说明，《石鼓通考》、《玉器通释》、《毛公鼎与散盘》、《中国的玉器》、《皇帝的印玺》，都是卓有成就的佳作。

还有一本书，是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联合研究的结果，叫作《晋唐以来书画家收藏家款印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