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对于文物的监管，是近乎苛刻的态度，这也让文物在几十年的装运奔波过程中近乎没有一处损毁。“1956年故宫有设置铭刻馆之议，因约同人于英华殿开箱检视有无损坏，余与焉。启箱则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这是庄尚严之子庄灵在《台北故宫故事秘闻》一文中提到的。1933年起运的石鼓，经过各路颠簸，到了1956年仍然完好无损，足可见故宫人对于文物的一片呵护之心。文物在转运以及藏匿的过程中，只有图书字画等易于受潮湿影响。发霉腐败的文物，可以开箱晾晒，其他文物照例是不允许开箱的。现在文物运台，看着当时的形势，想必是要做久居的打算了，各项工作也就陆续开展了。

文物在北沟库房时的部分工作：

1.《石渠宝笈》与《秘殿珠林》目录的重编。

2.《中国文物影集》的编辑。

3.《故宫书画录》的编辑。

4.《故宫名画三百种》的编辑。

5.故宫书法流传画册的编辑。

6.《故宫藏瓷》、《故宫铜器图录》的编辑。

7.《“两院”概要》、《中国文物图说》的编辑。

（一）

故宫文物在北沟安顿不久，重编《石渠宝笈》及《秘殿珠林》目录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两部书是记录了宫中字画的总编，第一本是有关宗教的记录，既《石渠宝笈》内收录的画，全系宫中极具宗教色彩的名画。而第二本《秘殿珠林》，则是除了宗教以外其他名画的收录。两部书经过了三次的整编之后，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次文物安顿下来故宫的学者们决定重做整理。《秘殿珠林》初编自乾隆八年，既1743年12月，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等主持工作，于乾隆九年也就是1944年10月完成。乾隆五十六年既1791年1月，《秘殿珠林》开始续编，由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玉保、瑚图礼、吴省兰、阮元、那彦成等主持工作，于乾隆五十八年也就是1793年完成。三编是嘉庆二十年也就是1815年2月开工的，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6月完成，主编人是英和、黄钺、姚文田、吴其彦、张麟、顾皋、朱方增、吴信中、龙汝言、沈惟鐈、胡敬等。

《石渠宝笈》初编于乾隆九年（1744年）2月，完成于乾隆十年（1745年）10月，主持编辑的专家学者是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庄有恭、裘曰修、陈邦彦、观保、董邦达等。续编及三编同《秘殿珠林》的时间和专家学者完全一致。

三次编辑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虽然已经粗具规模，也是翔实严谨处处到位，可是仍存在问题，三次编辑相距有70年之久，其中体例不一致大可不说，关键的一点是，它所用的分类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处境下的文物了。当时选用的分类方法，是依据物品所在宫中的存储位置，现在文物已经迁台，出了紫禁城这一套方法就没意义了。故宫学者的意思，务必要做出调整，这两部书是故宫收藏书画的总目录和依据，实用性要求甚高，于是编辑工作就开始了。

这两部书以往的具体编辑细节，那志良在《我与故宫五十年》里做了翔实的介绍。

一、初编是以所藏的宫殿为单位，如乾清宫所藏的书画，都列在“乾清宫”这一部分记录下来，而在书画上钤盖一方“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印，表示这幅画已经著录了；下面再钤盖上“乾清宫鉴藏宝”印。如果我们看到一幅画，上面有这两方印时，便到《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初编，乾清宫这一部分去找它的著录。但是，乾清宫这一部分，分成数卷，要在每卷前面的目录上，逐卷查找，检查到了，下面又没有页数，要估计其地位，大约在什么地方，去寻找它，这实在是不方便。至于编辑方面，把书画分为“上等”及“次等”两种，上等的记载较详，例如一幅画，记出它的画景、着色或水墨、款识、题跋、作者印章、收藏印章、宫中宝玺等；而在次等，记载非常简单，有时仅有“着色画”或“水墨画”三字而已。有时为找一幅画的著录，费了好些事，才把它找到，结果看到只有三个字，岂不令人大失所望。

二、续编著录的字画，不分上等次等，全书在卷首编列总目，每卷之下，注明藏某处；在书画上面，钤“石渠宝笈”、“石渠宝鉴”、“宝笈重编”，书画上钤有这三方印时，便是续编中著录的。可是，书的内容，仍以收藏宫殿序，你在总目上，查出这幅画收藏在什么宫殿之后，便要在这宫殿的部分去找，每一宫殿字画，多的常是分载在十数册中，也与初编一样，很费时间，才能找到。

三、三编著录的书画，也不分上等次等，在书画上钤“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印，全书有总目，每卷有分目，初编续编的不便是没有了，但书画多时，每一宫殿的书画，分载在数册或数十册中，也要逐册去查；书画少时，数卷合订一册，连续装订，也要逐页翻检，仍不方便。

（二）

1952年台湾“教育部”要在台搞一个“社会教育扩大活动”，因为杭立武个人同“故宫”的关系，便希望“联管处”把文物拍摄成照片，附带说明性的文字，在全岛刊发宣传，增大教育运动的影响力。这一年的11月“联管处”同“教育部”进行了协商，把各自的任务分配下来，“教育部”负责办理展览的工作，“联管处”负责选件、摄影、编写说明的工作。此次活动定名为“中国文物影集”。“故宫”在文物的筛选上，是以精品为首选，一共做了14组，分别是：甲骨、铜器、漆器、石刻、陶俑、简牍、卷子、版本、文献、书画、织绣、画像、玉器、剔红。这一次只做了500张，因为展览过程中宣传不到位，所以效果并不甚佳。

“中国文物影集”是一个引子，受此启发，“联管处”在1954年决定做一个文物的宣传画册，因为文物众多，做出的画册可能会远远超出画册的范畴，所以这一过程跟制书无异。工作开始后，从书名到内容再到经费，要一一讨论审度。当时商定是以五本为一套，这五本分别以彩照和说明性文字为主，介绍铜器、书法、名画、瓷器、版本。台湾“政府”拮据，不愿出此经费，杭立武先生只好用“联管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向亚洲协会借款。当时这本画册采用了理事长王云五先生的建议，叫作《中华文物集成》。

台湾的印刷技术尚不够要求，照片和文字的样板都弄好后，付印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最近的地方就只有香港能印刷了。“联管处”理事长王云五的亲戚，是香港书店经理，理事们的意思是把付印的事情，托过去办理，可这位王理事长的亲戚徐应昶先生，正值公事烦心，抽不出来时间，“联管处”只好派自己的人过去。

因为经费紧缺，又是外面借来的，所以“联管处”在花销上不肯大方，那志良出差只给每月250元的补贴。时值香港物价动荡，这250元的旅费补贴，对于每日的房钱已是不济，于是只好迁就在徐应昶先生的公寓里，按月缴纳房租，虽然也不廉价，可能腾出些琐细的花销来。每日的上午，那志良把样章送去印刷社，随带着取回上一天的稿子，下午时间可以自由支配。铜版制好后，需要进厂付印，连着找几个工厂预算都超出来很多。没有办法，希望“联管处”能追加一些钱来，可“联管处”无钱可使，所以只好找了一个小厂，印出来后效果不佳。还好当时这样的刊物属于罕见的那一种，尽管质量上有一些粗糙，却没妨碍销量的走俏，出版后不久，完全售罄。

（三）

“两院”理事王世杰先生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对于文物的研究也很上进。每次“两院”理事会，王理事都会提出将存台的文物进行整理和编目的议案。以前大家并没重视，也是时局的不允许，在客观上没有给“两院”做文物清查编目的机会。1954年23日，又一次“两院”联合理事会举行，王世杰先生再次提出整理编目议案，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不但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征得了其他理事的同意，决议执行此议案，议案内容是编制书画、铜器、瓷器、玉器、孤本书籍的详细目录。

北宋 范宽 《溪山行旅图》

书画目录的编辑是首要，定于4～6个月内完成，书名为《故宫书画录》。出于对后世人的交代，在书画目录编辑之前，有几项成文的规定。一是品次的划分；二是说明的撰写。此次目录撰写的主持工作，由王世杰、罗家伦、蒋谷孙三位先生负责。书画品次的划分，也有了明确的要求，都是历来故宫对于书画文物在品次上的定义。那么什么是上等品什么是次品或劣等品呢？

一、没有疑问的历代名迹，作者及作品均无出入的，属于上等品。

二、流传广泛的佳作，虽然作者尚未考证到，不过作品质量很高，属于上等品。

三、明清两代，虽然历史不远，但是大家的精品，也属于上等品。

除以上三项外，其他可定义为次品或劣等品了。这个制定，要求三位主管人对每一件作品都要亲自过目，并准确核实。故宫的书画浩如森海，若以单件论不在4650件之下，而这也是除去摺扇、墨拓、缂丝的保守数据。“联管处”要限制在4～5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但是完成的可能性却很低。三位先生数度来台中，审查指导工作，因为先生们都不住台中，往返很困难，路上劳顿工作絮烦，又有四五个月的期限做催命鬼，真是要了三位先生的小命。当时长住在北沟库房的学者只有那志良、庄尚严、吴玉璋三位，编辑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制定的规矩录在下面：

一、全书正目分“法书”、“名画”两类，每类别为卷、轴、册，再按时代前后，先列个人作品，次列合作之件，最后是锦集之作。南薰殿图像另列一卷，其分卷情形如下：

卷一    法书卷     卷二    法书轴

卷三    法书册     卷四    名画卷

卷五    名画轴     卷六    名画册

卷七    南薰殿图像(www.daowen.com)

二、被审列入简目者，均录入卷八，其分类与正目相同。

三、每件书画，均须与《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核对，并用公尺量计尺寸，核对后完全抄录两书中原有的记载，冠以“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某殿著录云”数字。如果著录中有错误，或有漏列，由编者在后面按语中更正或补入。

四、没有在两书中著录的书画，可能是入宫较晚的，由编者按照两书体例，自己编辑。

五、编辑体例，尽量求其一致，品名也在可能范围之内，稍加改动，例如品名中有“千字文”及“千文”，就一律改为“千文”。也有些不可强求一致的，如：

1.书画品名，有的有“书”或“画”字的，有的没有，是无法强同的。例如“董其昌临古”变成“董其昌书临古”，或“董其昌书额”变成“董其昌额”，都不妥当；“画”字也是如此，“王诜画鹰”取消了“画”字，变成“王诜鹰”，“明人摹西园雅集图”加上一个“画”字，变成“明人画摹西园雅集图”，也都觉得不顺口。

2.画中品名最下，有加“画”字的，也有不加的，也无法使它一律，例如“王翚山水”加上一个“图”字变成“王翚山水图”，或“王诜画鹰”取消一个“画”字，变成“王诜鹰”也都不妥当。

3.目录中有集册集锦，其作者姓名，都依照《石渠宝笈》原则次序排定，次序便不一律了。例如在宋四家墨宝册中的排列，是“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而在宋四家真迹里，便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因为内容是迻写《石渠宝笈》，目录中只有依照内容排列，不能予以改动。

4.十八罗汉一类的画，在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时，登记的方法，就不一致，有时把十八张画，集中一起编一个号，登记时写做“某人画十八罗汉十八轴”；有的碰到一轴登记一轴，十八轴便有十八个号；有的碰到几轴，就把几轴碰在一起登记一个号数，十八轴便有四五个或六七个号数，故宫博物院的账册，沿用着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编号，没有改变过。这次编目，遇到这种情形，也就没有改动，以与账册符合。

唐 颜真卿 《祭侄文稿》

《故宫书画录》同时收录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两院的书画珍藏，备注中又特别标有“中博”的字样。里面收录的，大多是中华书画洗练筛拔后的精髓，也是历朝历代残存的珍品。文物迁台以来，这一本目录的制成，是对故宫及中博两院书画的最终交代了。书上一共收录了书画1588件，“简目”收录了书画3459件。工作耗时达7个月之久，远超出原定的计划，从1955年2月1日到9月7日。

这部力作的问世，“教育部”相当重视，并将其并在中华丛书的系列之中，经“教育部”及故宫博物院的联合努力，1956年4月正式出版。

这部书的促成是个不小的荣耀，对于两院的同人们也是极大的鼓励。由于成书有些仓促，所以书画的审查，并没有进入收尾的阶段，在后续的工作中，发现前面的不足和需要补正之处，又有品名和说明上需要改动。《故宫书画录》有改订的必要，增订版现世后，对《故宫书画录》做了必要的修改。

此时，《故宫书画录》的首版已经售罄，1964年的秋天，王世杰理事赶到北沟，同故宫商量，根据历年来审查校正的结果，出一版《故宫书画录》的增订本。那志良负责原书稿的改编，具体的改编情形录在下面。

一、简目中所列的书画，凡是在最近数年来审查，认为可以改入正目的，依照本书原有体例编写，加入正目之中。

二、原列在正目书画，有必要修改品名或说明的，都加以改正。例如卷四中，有“北宋朱锐赤壁图”一卷，原来是一幅无款的画，明项元汴题签作“北宋朱锐赤壁图，赵闲闲追和坡仙词真迹”，《石渠宝笈》从其说，定为朱锐之作。但是在元遗山集中，有题赵闲闲书赤壁词，最后说：“赤壁图，武元直所画，门生元谋谨书。”证明此图作者，是武元直，而非朱锐。武元直与赵闲闲（秉文），都是金人，以时以地考之，都相吻合。这次改订，改为武元直所作。

三、正目书画的说明，以前根据《石渠宝笈》及《秘殿珠林》迻写。原书有极简单的，如“宋人宫沼纳凉”一幅，《石渠宝笈》著录，仅有“着色画”三字，而“宋人山寨邀客”，仅有“墨画”二字，此次改订，在编者按语中，略为补充，添注画景、印章、宝玺之属。

四、简目分类，以前间有错误之处，例如“明莫是龙供花闲雨”卷，是一幅字，出版误入画卷内，这次予以更正。

五、一部分书画，以前混装于其他文物箱中，多不是精品，出版未予列入。后来为了便于保管，已然提归书画箱中，这次按其品类，列入简目之中。

六、其他遗漏的，或印刷上的错误，也一一补正或更正。

9个月之后改编过的《故宫书画录》亮相，改编的工作从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到另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从1964年4月到1965年5月，这项工作耗时之久，又让我们看见了工作人员对于文物工作的精益求精。

（四）

故宫对于文物的宣传，从当年的北平故宫，到现在的北沟库房，都未曾间断过。对于文物的宣传工作，事实上是对文物的一种软保护措施，虽然未必能达到所要的效果，不过“行上马助，渡河附舟”还是要的。故宫在过往，曾有《故宫书画集》、《故宫月刊》、《故宫周刊》甚至《文物集成》等书刊发行。但是这些在故宫的同人眼里，并不十分满意，两点原因：

一是做工的粗糙，受当时技术的限制，影印工作做得马马虎虎。

二是故宫文物始终颠簸，虽然整理编目的工作也尽量进行，不过刊印出以上资料时整理工作并未完成，留下遗憾。鉴于上面的两个原因，故宫要再影印名画，这次以二三百幅为目的，影印作品要尽量做到尽善尽美。

理事王世杰、叶公超、张其昀、罗家伦负责此次影印名画的筹备。

筹备一开始，选件同编目的工作，珍品的鉴定，名画的价值，发生好些争执。在画作的选择上，三位先生只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编辑工作，用了以往有丰厚经验的那志良、庄尚严、吴玉璋三位先生。另外为了使这次的画册更能符合国际胃口，故宫特意从美国聘了顾献粱先生做翻译工作。一切都整装待发之际，又是印刷的问题成了麻烦。故宫这次想，既然台湾不能印，香港的价钱又不合理，干脆就直奔日本，用那里更好的设备，也可以提升作品的质量。

这次印刷要采用比铜板印刷更为先进的珂罗版印刷（以玻璃板为版基，按原稿层次制成明胶硬化的图文，由明胶硬化的皱纹吸收油墨，未硬化部分通过润湿排斥油墨进行印刷。由于版画使用明胶，因而在这个技术的名称中加上希腊语Glne（胶）意的Collo，珂罗是译音）。故宫派了那志良会同“中央通讯社”的邓秀壁先生一同前往日本。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找一家既便宜又技艺精湛的印刷工厂，邓先生既是翻译又是一个精通印刷的摄影家。两位在日本，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定了三家，由厂家做了估价。之后那志良留在日本东京，邓秀壁先生带着密封的估价单回国，经理事会会上合议，最后敲定其中一家。最终竞得此标的是战前就已经久负盛名的“大冢巧艺社”。那志良在日本同印刷公司签了合同，回国后不久又因为珂罗版印刷必须在样章打好后，马上印刷，不能耽搁，否则做好的珂罗版就废了，于是又被派往日本监管及审查印刷公司的工作。一共用去了8个月的时间，全部印好后才回国。

这次录入书中的画有300幅之多，所以命名画册为《故宫名画三百种》。其中收录的名画有：唐画35件、五代画25件、宋画84件、元画61件、明及清初画84件。

1959年，这部用著名的日本“鸟子纸”，彩印黑白两相交，精致的珂罗版印刷，六册两函的图书出版了。图书出版之后，海外销售权，转让给香港的“香港开发公司”，台湾地区则由“华国出版社”担任。此次故宫书画的推广和宣传，是以往所未有过的大规模，刊发的书画也是印得非常精美，无论哪一点都可以看成是故宫画册的里程碑。

书法的影印工作随之展开，区别于书画的是，它以朝代为顺序，用书法家的个人作品成辑，多辑为一套。按照故宫收藏的书法朝代顺序，最开始是晋朝，依次到元明清。其中个别朝代的作品无法独自成辑，就要把两个人或者多个人的合在一处。如第一辑是由庄尚严先生主编的《王羲之墨迹》，第二辑是吴玉璋先生主编的《孙虔礼书谱》，从第三辑开始由那志良先生主编，直到南宋为止，元明清则是江兆申先生主编。拍摄照片的工作是谭旦冏先生负责，付印的公司还是上面的日本“大冢巧艺社”，也是珂罗版的印刷，每本上面都有题签，皆是庄尚严先生的手笔。

（五）

器物的影印宣传工作，首当其冲的是瓷器，一本叫作《故宫瓷器》的书，由香港开发公司承办印刷，做工很精美，全书都是彩印，有中英双文的注解。吴玉璋先生做此书的主编，谭旦冏先生负责摄影，至于编排、译文、监印等工作则是张万里先生一肩承担。后人对这本书的评价甚高，其中的瓷器当之无愧是故宫中的精品。随这之后又有一本《故宫瓷器录》，是为了社会上的诸公，受《故宫瓷器》的引诱，难饱眼福的原因，书中收录故宫及中央博物院的瓷器藏品，分成上中下三辑，依次是宋元、明代、清代部分，每一辑都分为上下两编，又有故宫和中央博物院的区分，编辑者是吴玉璋和谭旦冏先生。

铜器上“联管处”编了一个《故宫铜器图录》。此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属于故宫博物院并带有说明性文字，下册属于中央博物院是纯粹的图片形式。书中收录的都是故宫所有铜器中的“重器”。那志良在《我与故宫五十年》里，交代了故宫铜器的来龙去脉，故宫的铜器大抵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嘉庆年间入宫的，另一部分是较之要早的收录在《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及《宁寿鉴古》之中的。这几部分的铜器，原存在宫中、盛京、避暑山庄，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的时候分别被归入故宫和古物陈列所所有，归属古物陈列所的（盛京和避暑山庄部分），民国三十五年拨归了中央博物院。文物运台时大部分铜器都运了过来。中央博物院部分有民间收购的珍贵铜器文物，也收录在了这本书里，它们是刘氏善斋、于氏双剑誃、荣氏颂斋的藏品。两册书由蒋谷孙和孔德成两位先生审查，由吴玉璋和谭旦冏两位先生编辑。

还有两部书需要简要说明一下，一本是《“两院”概要》，是一个小册子，介绍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于文物介绍部分也是图文并茂。还有一本《中国文物图说》，这是故宫、中央博物院以及存台文物的简史和摘要，全书共分文物13类，讲述了存台文物种类特色和历史渊源，以分类的形式，独到的解说，演绎了一回存台文物的英雄谱。虽然只是梗概却极具研究和耐读性，书中每一部分都由专项学者编辑。像“书法”部分就是庄尚严和蒋雍两位先生合写的，“铜器”及“中央博物院概况”是谭旦冏先生所写，吴玉璋先生写“瓷器”和“漆器”，李霖灿先生写“绘画”和“图像”，索玉明先生写“雕刻”、“文具”和“织绣”，汪继武写“文物运台后展览工作简述”，那志良写“玉器”、“法器”、“图书”、“文献”、“故宫博物院概况”，何联奎先生写“序言”和“前言”。这本华丽的图书是文物存于北沟期间一切宣传图书的总括。

北沟期间存台文物的宣传工作，大到成书立著，小到明信片、小字帖，都是工作人员亲自动手，亲笔所写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也正是这样的工作，支配着他们的言行，让岁月慢慢抹平他们心中流离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