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故宫的文物复原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按照复原前的安排，行政院取消了古物陈列所的编制，将原归于古物陈列所的三大殿划分到故宫博物院，存在北平未迁走的古物陈列室的文物也归博物院所有。北平故宫博物院，南起太和门，北迄景山，面积大大地增加了。由于面积太大，游客没办法一天之内全部看完，之前的故宫就有分段开放的制度，现在又加了三大殿，参观起来更加困难。所以三大殿划分进来以后，故宫把它单独提出开放，以免造成游客参观不便。

故宫复原以后，又陆续收购和接收了一批文物。接收部分多是当时有名的收藏家和学者的私藏品。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之前，溥仪曾借着赏赐的名义偷偷从宫中运出一批文物，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文物时，在养心殿发现了作为赏赐字画、书籍的目录《赏溥杰书画目》。日本人在利用傀儡政权成立伪满洲国时，溥仪把这批文物偷偷运去沈阳，抗战胜利前夕溥仪忙着逃亡国外，想把这批文物也一并带出去，不料在机场被苏联人抓到。这批文物不知散失到何地，不过听说有人在东北用极低的价钱买了极贵重的字画和书籍。博物院听说的时候已经晚了，买不到便宜的文物。故宫收购文物做了专项费用的申请，不过买得起的还是少之又少。那些流在外面的文物，再想买回来是一件难事，手握文物的人要么是死都不肯卖的收藏家，要么是利欲熏心的商贾贩卒。但那一时期收回的文物里却也有珍贵的佳品，有宋版《资治通鉴》一部，全书100册，又目录16册，分装24锦套，是南宋初年的刻本。王仁珣书唐韶卷，龙鳞装。

故宫收受的捐赠，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著名瓷器学家郭葆昌先生所赠，一部分是德人杨宁史所赠。郭先生所赠是立下遗嘱，等他过世以后所有个人收藏全归故宫博物院所有。郭先生是瓷器学家，袁世凯篡权的时候，曾命令他到景德镇监制瓷器，按照惯例官员应该只负责监管，可郭先生却亲自到工人中间去，整个制瓷的过程都是全身心地参与。大家熟悉的《三希堂帖》除了当时要被溥仪用铺盖裹出去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外，还有两部分别叫作《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都在郭先生的手上。郭先生过世之后，他的儿子按照先生的遗嘱，将先生所藏文物送于故宫博物院，文物清单里却没有上面的两个帖子。可能是郭子碍于一时不舍，故宫方面也没交涉。后来郭子第一次去台湾便把这两个帖子带去了，再后来又辗转到香港，最后卖回了大陆。德人杨宁史所赠的文物，是精致的商周铜器，其中以铜剑为主，还有五六件“花纹铜内玉援戈”。由于这批文物特别，价值又非常高，故宫博物院决定单独设立陈列室，使其享受其他文物所难有的尊贵待遇。

南京方面，故宫的工作没有北平多，职员的生活却比北平的差。在南京朝天宫库房边上，治山山下，有一块平台，上面立着好些由木桩支起来的活动铁皮房，木桩较高，孩子们可以在里面来回地钻，屋内没有天花板，这些房子冬天冷夏天热，故宫在南京的工作人员就住在里面。工作上主要就是修缮朝天宫的库房，日据时由于改成伤兵医院，库房里原有的通风防潮保温等设备被拆除，一二层上又开凿了窗户，现在要把所有设备重新安装，封堵一二层的窗户。库房后面的保险库，年久失修已经不能再用，若要勉强再用，非得铲平上面的土，工程量太大也就放弃了。(www.daowen.com)

其他的工作，一件是被日本人转移到北极阁的文物的处理，一件是改朝天宫各殿宇为陈列室。北极阁的文物工作，主要是挑出来属于古物陈列所的移交中央博物院。当时随着故宫文物一同陷落在南京的陈列所文物一共是112箱，找出后会同转移到后方的陈列所文物一并移交给了中央博物院。改朝天宫殿宇为陈列室的工作并没有做，当时国内形势紧张，国共两党又有战事，殿宇中的崇圣殿被国民党最高法院用作敌伪政要的审问法庭，改建的事情就被搁置了。

这一年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竣工。位于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始建于1933年，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倡议成立的。起先是在南京鸡鸣寺设了筹备处，还未正式开始运行，抗战爆发，中博的文物同故宫文物一道被转移到后方，现在东归回来，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联合故宫博物院一起在中博新馆内举办两院联合展览。故宫博物院由存南京文物中提出历代名画和名窑瓷器，中央博物院展出了殷周铜器、汉代文物、历代帝王像、边疆民族标本和印度名画等。这是抗战后的第一次文物展览，前后累计有十余万的参观者，其中包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开展的第二天，蒋介石同儿子蒋经国在马衡院长的陪同下来到展场，并在司母戊鼎前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