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狮子们惊呆了，两边的枪声亮出了气势，一个鲸吞中国的天大阴谋，像某个早上莫名的一片大雾，灰沉沉地压向中国。同年8月13日，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华北乃至整个中国都处在日本帝国的虎视之下，其势岌岌可危。

北平、上海相继沦陷，中华儿女坐立不安，灾难随时都会降临，距离上海仅有三百多公里的南京城也是一片阴郁，这时文物的安稳又成了天大的问题。

故宫博物院议定，以赴英国展览的文物为基础，再添以重要的文物凑成80铁皮箱，运往大后方。押运员是庄尚严、曾湛瑶、那志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14日，从南京出发。庄先生是这批文物的押运官，带了家眷，还有一位另派的曾济时先生，他是湖南人对长沙很熟，就先到了长沙存储地点，文物一旦运到，庄先生和曾先生就作为故宫的负责人，在那里典守了。

商代青铜礼器

80铁皮箱数量虽然不大，可要兼顾着故宫的经费，租船只能租一个舱而已。船上的房间很少，都让给了庄先生的家眷，其他几个人就在货舱里过夜。从南京到汉口，船上仅有一个排的兵力，人很少，三两个人围在一起聊着聊着时间就过去了。到了汉口，要过江，先把船上的箱子全部挪到驳船上，直接驳过去。在武昌隔了两天，押运员们都住在破旧的小旅馆里，两天后装上火车直接运到长沙去了。

文物要运到长沙湖南大学，存放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这是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从火车站到图书馆中间需要经过一条河，80箱文物整整运了一天，长沙人做事性子很慢，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里有一个小故事：

曾湛瑶有事要找我商量，叫了一辆三轮车，坐上去后，车夫缓缓而行。他本想坐上车子，可以节省点时间，谁知道比步行还慢。他催着车夫快点，说我有要紧的事。车夫说，你有急事，为什么还坐车？原来长沙的人力车是不跑的。

文物暂时稳妥，押运的人等在长沙，听候着南京的通知。当时租了一所民房，闲下来的时候就去登一登湖南的岳麓山，岳麓山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夹着湘江，风景秀丽。

一天登山，见山上有水，几个人动手抠了一个小渠，嬉戏着山里的水，那孩童的乐趣较之阳光还要灿烂。隔天又去，发现被人动过，改成了原来的模样。几个人觉得有意思，肯定是有人偷下了战书，看谁修的水渠好，于是就又弄出一条水道来。第三天再去发现旁边的石头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此系山下人饮用之水，过往君子，切勿留难！”大家仔细一看，赶紧跑了，改成爬山竞赛去了。

南京的战火已经烤焦了城里的人，故宫博物院的南京库房，被临时改成教育部的紧急避难所，一有空袭就聚集起好些人，都是些贪生怕死之人，弄得乌烟瘴气。马院长特别嘱咐，听见警报后所有工作人员必须躲在库房里。那时候的南京城较以往真是“清凉”了不少，往日熙攘的街道上少了人影，天空飞机比人还要多。《我与故宫五十年》述：“马院长吩咐听见警报马上躲到库房当中去，工作人员必须要以身作则，这是保命的家伙还谈什么则不则的。我却与几个同事偷偷跑到库房后面的小山上藏起来，看飞机打架。敌我飞机在天空盘旋，彼此争相飞到对方的上面，一有机会就开火射击，敌人的飞机被我们的炸下来了，突然听见树林里有称道的掌声，原来偷偷躲在这里看飞机打架的不止我们几个。”

日军入侵，国军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法西斯在东方的战火，日渐臻烈，每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在委屈地挨着巴掌。

湖南大学的图书馆地下室，只是个临时的仓库，文物要留在长沙，还要有个更加稳妥的地方。岳麓山上有一个亭子，名字很好听，叫作“爱晚亭”，马院长想调那志良过去，在亭子旁边开凿一个山洞，山洞冬暖夏凉，又可躲避空袭，很适宜文物的储藏。典守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啜古品今，操琴养鹤，得一时的清闲。趁着马院长长沙考察之便那志良就一同去了，也选好了址，可事情却有了变化。南京急电，告知马院长朝天宫库房的文物要紧急疏散。

地上紧锣密鼓地迁，天上紧锣密鼓地炸，湖北湖南被日本的飞机轮番轰炸，长沙也在所难免。行政院觉得迁到长沙的文物仍不够安全，于是要求文物马上从长沙迁出去，先转到贵阳，暂存那里。马院长即刻下令，文物先运过去，再同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接洽。

当时的日本飞机有两种运作方式，一是高空轰炸，一是低空扫射，前者能从炸弹划破空气的声音中，感受人们四散而逃的惊慌场景，后者则能从喷出的火光中，看到行人碎尸万段的凄惨景象。这两样在文物刚运出长沙不久都应验了，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著名的“爱晚亭”成了肉林血谷。不得不说“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文物从长沙迁出要先到贵阳。湘西一带常有土匪出没，文物要从那里过不得不提防点。行政院觉得湘西地方不靖，由长沙到贵阳的运输，指定绕道桂林。当时的广西也拿腔作势，与中央的意见不和，这一段路途走得相当曲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文物才最终到达贵阳。这一段路分成了三段，第一段，乘湖南公路局所派九辆南京市疏散到后方的公共汽车，一辆邮局的卡车，由湖南省保安队保安警察随车押运，从长沙到广西边境。第二段，乘广西公路局所派卡车，由广西宪兵随车押运，从广西边境到贵州边境。第三段，乘贵州公路局所派卡车，由中央宪兵随车押运。

民国二十七年农历一月一日，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本应有的喜气洋洋，一派祥和气氛，却都湮灭在炮火声声之中。文物运得匆忙，来不及派人到贵阳打点，只有一封寒酸的电报打给贵州省政府吴鼎昌主席，希望会同协办。因为正值春节，所以事事难以接洽，幸好吴主席鼎力相助，文物被暂放在绥靖公署里，留年后再做处置。年后负责人在城外选了两处储藏的好地方，可行政院指示文物必须安放在城内，于是只好将文物移到六厂门内的一个花园里。

文物在花园里蹉跎了一年的光阴。日本人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大半个中国，花园里的文物随时都有被炸掉的危险。故宫临时开了一个理事会，决定将文物再次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恰在贵州安顺有个叫作“华严洞”的天然山洞，里面宽可筑房，正适合。这个奇迹诞生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冬天，华严洞处在安顺南门外的读书山，山的名字是当年洪北疆先生起的，传说古洞中石髓下滴成水花，故称华严，属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有一句诗写在华严洞上：“一壑藏幽境，群山绕梵宫。”文物既已安稳，故宫就在此成立了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也是故宫文物疏散期间三个办事处之一，叫作安顺办事处。由庄尚严先生做主任，故宫的人还有李光第、郑世文、朱家济三位先生。庄先生一家人在安顺生活了整六年，当时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被故宫人戏称为“八宝饭”的杂粮，里面掺着石头、谷壳、虫子、麦子，下饭的菜是辣椒粉拌酱油。庄先生一家人的衣服也是缝缝补补，最后离开安顺回南京时，这些衣服都被庄先生的家人摆摊卖了换成旅费，可见生活是多么艰辛。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5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在此之后也移藏华严洞。

文物存放在这座偏僻的溶洞中，虽未波及战火，但也未能安枕无忧。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军发动湘桂战役，敌我两军在独山一带展开激烈争夺。一为独山的战略位置需要，二为其是贵阳的门户重地。国宝再次陷入危难的境地。当时日军已对贵阳形成合围，东面的湖南、南面的广西正处于湘桂战役的战火之中，而西部的云南，也正处于滇缅战役的硝烟中，这掎角之势直逼贵阳，文物只好向四川方向转移。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2月，华严洞文物进入四川。巴蜀自古就有天堑难变通途之说，文物转运从战略上考虑，必须要走这一步了。

（一）

马院长从长沙赶回南京，得到行政院命令，紧急疏散朝天宫库房文物。朝天宫几万箱宝贝就等着马院长一个人，城里的老百姓跟没头苍蝇似的随处乱撞，没人敢担保日本人的炸弹不会钻到库房里。

要抢运两千多箱文物到汉口去，马院长已经在那里租了一个临时库房。事态紧急，临时派定的押运员，要在几个小时之内打包上路，单身的尚好，有家室的就要做一些牺牲了。

李家济先生匆匆回了家，自己咬着下嘴唇，看着昔日的爱巢，狠了狠心，揣了一把折扇，含着泪就走了。这一走可能以后再也回不来了，背地里好些人不舍，好些人积怨成了山，可在战争面前，凡人之力已主宰不了大势。

押运员可以携带亲眷，但是一切费用必须自己支付。押运员集合完毕，正要驱车赶往码头，却发现还可以再填上去一个人。院里马上通知了李光第先生。大家坐在车上等他，看见先生背着一张方桌子过来，大家忍不住捂着肚子笑，先生忽然觉得有些不妥，可说不出来在哪里，于是转身要背回去。大家劝说：“扔在那里算了，背回去干什么？”他就把桌子扔在路上，同妻子上了车。

其实大家还不知道他妻子怀里揣了一颗鸡蛋，上了船大家坐定，真是都慌乱到了极致。没过多久李光第妻子的腰际就湿出来一摊，鸡蛋果然破了。有些人可以携妻拽母，而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故宫的梁廷炜，一直跟着中路的文物押运，他的儿子梁匡忠却是跟着最危险的北路，一家人不能团聚，那才是故宫押宝人的最大酸楚。

这几千箱文物的转运，可是费尽了心思，其中有一个人的功劳可是不朽的。此人就是杭立武。杭立武（1904—1991），安徽滁州人，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受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转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达十数年。其间创立中国政治学会及中英文协会。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1944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两年后调政务次长，1949年出掌“教育部”。杭立武时任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在南京的紧张情形之下办理难民区，收容老弱妇孺。南京市的市长希望他把朝天宫也划进去，以使文物避于战火之灾。难民区性质上是不许军队进入的，可是战争真的来了，那就成了一纸空文。杭立武远见卓识，认为此法不妥，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张群秘书长提议，文物要疏散到大后方去。随后张岳军紧急电告蒋介石，蒋介石第二日回电，同意文物迁运大后方。行政院即刻下令时在长沙的马衡院长，于是发生了转运两千箱文物和碎了一颗鸡蛋的故事。

对于故宫文物杭立武倾尽心思立下汗马功劳，而另一面对于故宫，因为经他的手文物最终成了两岸三地这个景象，所以他也是一个罪人。当时运走那两千箱文物所用的轮船，是杭立武一人费尽周折从英国人那里租来的“黄埔轮”。

《台北故宫》记载：“这时日军已到南京城边，成千上万的人想要离开。难民们纷纷涌向黄埔轮，英商看到这种情形，害怕被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称除非杭立武与船一起走，否则没人敢负这个责任。杭立武毅然决定随同文物一起前往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因难民太多，杭立武上不了船，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

局势更加紧迫，日军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了，南京城即将成为魅影重重的鬼城。马院长觉得，文物再继续运下去，难度增加，而且一时没有准确的落脚点，又要自己关心到位，于是有了甩手不管的想法。派了黄念劭科长和三个科员留在南京，其他的职员有的派去了汉口，有的当即疏散了，树倒猢狲散。马院长自己则前往汉口，一些职员因为疏散了更是无处可去，就一路追随着院长到了汉口。

马院长刚到汉口不久，南京就有电报派到，并附蒋司令的意思，文物仍要继续迁运，并且政府一心插手此事。当时所派的负责抢运文物的人有：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杭立武先生，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钱大钧先生，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先生，南京市市政府市长马超俊先生，交通部部长俞飞鹏先生，中英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家骅先生。这些人分工并不明确，所以只好各尽所能了，有拨派车辆的，有接洽警卫的，有接洽火车轮船的，有拨派工作人员的，有拨派欠款和工人的，有自己什么也派不了但愿意也出一份力的。

故宫文物的转运，最初由国民政府决定，要分成水旱两路运往大后方，水路是以汉口为目标，旱路是以陕西为目标。得到继续转运的命令后，故宫博物院留南京负责人黄念劭电告汉口的马院长，请求派人回南京协助工作。那时的故宫人彼此情同拱璧，在汉口的都被就地复职。于是派了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三位先生回南京协助工作，派了梁延炜、曾湛瑶两位先生赶赴陕西办理接运工作，派了那志良先生到陕西接洽储存地点的工作。

作为民国的精神圣地和实际的行政中心，南京城这次是一败涂地了，文物在战火中的抢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中英庚款委员会”也派了三个人帮忙文物迁运，这些人加在被调回来的故宫人员一起，不过六七个。对于整个朝天宫文物的调运，真是无济于事。这些人的工作宗旨是原地待命，有船或汽车来，马上开始干活，一刻不能耽搁。平时没有吃饭的时间，只能临时用面包充饥。遇到警报突响，就近找一个可以遮蔽的地方，或是汽车的下面，或是房檐的下面。不久后故宫印刷厂的八位工人也参与了文物的抢运，八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给抢运工作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动力。不过所有人每天仍要露宿在外面车子上或其他的什么地方，简单地铺上稻草当作床铺。干了十几天，火车运出去的文物有七千多箱，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20日起，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8日结束。

马院长派员回南京的时候嘱托，一定要把石鼓运出来。石鼓一共十只，上面刻有篆文，记录了秦始皇未统一六国前的历史，因为它的发现使中华历史上溯了几千年，所以非常重要。马院长要求无论如何，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运出来。命令传达到库房的发箱人那里，这些发箱人用了经验主义的判断法，很聪明地认为所有跟装石鼓箱子一样大的箱子肯定都是重要的，于是发石鼓的时候捎带着发出去二百多箱的戏衣。这些箱子有圆圆的顶盖，特别不适合码放，从汽车到火车每一个经手的人都觉得麻烦，其实戏衣本不是特别重要的文物，大可以放在最后运走的。

装上火车的文物目的地是陕西西安，接洽的地点还没有定妥，行政院和故宫议定后发电给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先生，请他帮忙接收。蒋鼎文先生仗义，文物的接洽他是一力承担了，就连文物在陕西储存所需费用，他也用所在行营的名义垫付了。这批文物最终落定在陇海线的末尾小镇宝鸡，那里地处偏僻，城内有两座庙，一座关公庙，一座城隍庙，腾出来正好做故宫文物的储存点，文物先后又运了两批，两座庙被装得满满的。(www.daowen.com)

文物虽在宝鸡安了家，可庙并不是库房，悠闲的日子能过多久呢？故宫在宝鸡的负责人同行营的人员商量，决议在宝鸡附近仿照陕西人住的窑洞，开凿几个山洞，存放文物。议文很快得到了中央和故宫方面的同意。于是一边是募集工人，一边是地形勘测，所有的工作都由行营负责。几天之后四个宽敞的窑洞挖成了，行营催着把文物搬进去。故宫的负责人前去勘察，发现洞里相当潮湿。一个当地的老人看过后说：“凡是在这里挖洞不论是住人还是存储货物，一定要选好地形再挖。第一，只要横土不要顺土。第二，不可以一气呵成，要分段分层，一点点地挖，挖一块让他干一块。你们这洞挖得太快放不了东西的。”按照老人的说法，这四个洞基本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由于是顺土，导致洞顶的土一点点掉下来，最后会形成一个深卧的坟墓；二是洞内潮湿会导致文物腐烂变质。这样鸡肋的洞负责人不敢把文物放进去，只好做一个实验，把一个装满旧报纸和杂志的木箱子放在里面。几天之后过去检查，箱子上生了一层薄薄的毛，掀开盖子，发现报纸上的字已经染成一片，杂志也厚得张不开页了。如果这样强行把文物搬进去，肯定会导致文物受损，没办法故宫和行营只好徒劳一场了。

（二）

宝鸡开凿出的若干洞窟还没发挥作用呢，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命令，文物迁往汉中。这一段没有铁路，只能用汽车运。那志良、吴玉璋还有行营的副官贾屏九先到汉中去接洽，在汉中得到了汉中区的专员张笃伦的帮助。按着张笃伦的提议把县府对面的文庙调用成文物库房，如果装不下的话，再到褒县找几个祠堂用。最后定文庙和褒县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太庙作为库房。本来需要三百多辆汽车才能运完，战乱的时候上哪去弄这么多的汽车？西安行营便把文物运输列入军运之中，随着军车方便运出去。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22日，一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10日，前后24天总算运完了。

汉中人杰地灵，是陕西省数一数二的富庶地，文物在那里稳妥，也好彼此沾一沾仙气。可事与愿违，上面又有命令下达，文物即刻迁往四川成都。马院长也过来指示，随后赶去成都接洽。这次运送文物的目的地是成都东门的大悲寺，四川公路局和新绥公司担任运送。存在汉中文庙的文物到民国二十八年3月运送完成，之后的工作是续运褒县祠堂的文物。马院长、李济理事和那志良先生受理事会的委托要视察四川到褒县这一段路程，坐着小汽车去的，中途还可挤出闲情雅致背一背《长恨歌》。绵阳城刚过道路忽然泥泞起来，车子摇摆不定，随时有翻车的危险，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几位先生也觉得不安，也不去背诗了，都打起精神，可仍是不行，幸好赶上运送文物的回程卡车，一路搭乘去了褒县。人刚到褒县，马院长就接到行政院的紧急命令，重庆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限三个星期内重庆文物运抵40里外。民国二十八年5月底之前，成都文物全部运离。于是几个人披星戴月地装了三卡车文物一路赶回成都，因为事态的原因，褒县的文物运得最艰辛。

马院长回院以后安排文物的进一步迁运工作，原本文物的迁运是不能大手大脚的，可现在日本人节节进逼没办法，于是决定将成都的文物迁运到峨眉的大佛寺和武庙，限时5月底以前完成。为了运送的方便在成都和峨眉之间又选了一处中转站，中转站设在彭山县城的一个学校及一座庙内。这时故宫文物的运输路线北起汉中、褒县，南至四川峨眉，场面浩大，中间一共有六个办事处，由驻蓉办事处作为总监管，院里作为总指挥，行政院作保障。峨眉素有“天下秀”的美誉，古已驰名中外。现在七千多箱故宫文物搬运至此，景美宝重，无形中增加了峨眉的分量，文物终于有了喘息的时间。文物迁到峨眉后直至抗战胜利未曾变动过。

那志良回忆：“汉中到成都有五百多公里，全靠汽车运输。途中有五个渡口，没有桥梁，必须用木船载汽车过河。汽车上船后，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游拉一段路程，再放了绳索，任其顺流而下，借水势拢到对岸。”在所有人的计算下，这一段路途不过是每车两天的时间便可以了，可是这一运竟是整整的十个月。一路上真是艰险重重，找不到车，找到了又没有汽油，进入四川之后蜀道的困难让那些自认为是老鸟的司机也会吓出尿来。于是途中频频翻车，幸而未有伤亡事故。至于沿途吃、住的困难更是不在话下，有黑米饭、馊馒头已经是盛宴。旅馆里蛇虫鼠蚁层出不穷，厕所设在露天，方便的时候很尴尬，男人们还可以，女人们却羞于此举了。好不容易抵达成都之后，重庆被炸，成都也不安全，文物再次迁往150公里外的峨眉，最后终于在峨眉安定下来，还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

（三）

故宫的南京朝天宫库房，受到日本人战火的进逼，不得已大量转移文物，前面所述是前期运出去的80铁皮箱和旱路运输情况。还有水路运输的情况需要交代。

南京朝天宫库房的文物数量庞大，除了故宫自己的文物，还有其他图书馆、博物院的文物，加上故宫南迁时帮着颐和园等处运出的文物，一共有一万多箱。水路运输的优点是，危险少，而且船的容量一般比火车的容量大，可以一次性运出大量文物，免得往复的过程中生出变数来。只是船不是我们的，要在外国人那里借，外国的船商非常看重利益，而且胆小怕事，害怕日本人打入南京后受到牵连，所以去租船他们就推三阻四的。

租用轮船的事，都是杭立武一个人包办了，而且杭先生给了船商们很多担保。先生回忆说：“第二条船装好之后，他们不叫我下船，一直到船开出一段距离之后，才用小船把我送到岸上来。”船商们害怕运送文物出现事故，所以每有开船必要杭立武随船，哪怕实在不行，也要随船一段距离才能离船。轮船运出去的文物在外形上显得整齐一些，因为船舱的舱门很小，大一点的箱子没办法搬上去，工人只拣小巧的拿。这时候南京的外防线已经近乎瓦崩，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也终是要上演了。轮船前后运出去三批文物，一批是最起先的80铁皮箱，另两批分别是李光第、牛德明先生押运的。

轮船运出去的文物抵达汉口不久，南京已经沦陷，汉口也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此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存汉口的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目的地四川。溯江而上的轮船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到了宜昌。宜昌之上江水下落很多，没办法行驶大型的轮船，只能挨到夏季水涨船轻了才可以。一直到了六七月间雨量充沛，每船装着一两千箱的文物终于又开始启程了，到秋天全部运到了重庆。

故宫在重庆设立了故宫博物院总办事处，院长在这里办公。运抵重庆的文物有9369箱，多为字画。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最终文物存放点有三处。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那是当时很好的建筑。第二处是吉时洋行仓库，位于南岸王家沱。第三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这个仓库是瑞典人的，不但高大而且结实。故宫在重庆共租了4个仓库，存放了近四千箱文物。不久后，日军开始空袭重庆。据安达森洋行当年的工人回忆，每当日机来轰炸时，安达森就叫工人把瑞典国旗在门口的旗杆上升起来，以求安全。其实日军未必看得见这面小小的国旗，但幸运的是，藏于安达森洋行的这批文物毫发无损。又不久，行政院急令，所有存重庆的文物必须要在5月底以前全部运离。这批文物仍要走水路，定在乐山为大本营，为的是将来战争胜利了回京方便。乐山并没有适宜的地方，只好到乡下去找，要运输方便所以库房不能距离乐山太远。欧阳道达科长负责到乡下寻找库房，在当地人的大力协助下，奋力急寻，终于不失众望，找到了七个祠堂。接到有了库房的消息后，轮船沿江一路上来，却在宜宾卡住了，这个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虽地势优越，又是文化名城，可长江至此分成两路，一路金沙江，一路岷江。这两条江都行不了大船，文物只好暂时卸下。

因为文物卸在此处，所以宜宾就成了临时的中转站。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23日文物完整地运抵宜宾。接下来从宜宾到乐山的运输由中国联运社负责。宜宾到乐山之间的水路，每年只有6、7、8月才能行船，其他月份江水枯缩得厉害无法行船。中国联运社负责这段文物的运送，但实际上运送文物的船是民生轮船公司的。每有轮船公司轮船经过却不装文物只运旅客。一直到8月中旬，文物还有数千箱没有运出。宜宾是江边重城，日本人很可能仿照着炸泸州的办法，在城内丢燃烧弹，一旦文物失了火损失不可挽回，所以必须尽快运出去。7月中旬，那志良被派往宜宾办理转运的工作，接事以后，发现中国联运社和民生公司毫不负责。于是找来双方的负责人，问明情况，虽然对于运送文物他们是举双手赞成的，只是顾忌到的是每人几元的旅费，所以怠慢了。联运社和轮船公司认为9月15日之前船能照旧行驶，如果还不稳妥，可保证在8月末把文物全数运出去。于是按照那志良的意思双方签署了一份协议书，载明了截运的期限，一式四份并通过了上级的批准，每方各执一份。

8月30日前轮船公司只派了几艘船，每船仅仅运了二三百箱的文物，一共不过一千多箱。那志良找到民生公司负责人，按照协议签署的内容，8月末还未运完，故宫要派兵封船。民生公司害怕封船，叫上中国联运社的负责人，同那志良说情，再三恳求才达成共识。定每三只船里有两只船运送故宫文物，一只船用作疏散旅客。从这天起，每日都有船可装，直到9月10日，文物就只剩下了两百多箱。按照约定这二百箱要坐长虹轮去乐山，可长虹轮太大，上游的水位很浅，船不敢开过去，于是只好等到第二天小一点的民选轮，一路很顺利到了乐山。

乐山数里外有叫观音场的地方，每船文物都要在那里卸下来，然后再转坐小木船，小木船一直逆水到安谷乡，中途全要靠纤夫拉船。那些纤夫们赤裸着上半身，光着脚，踩在岸边的石堆上，口上喊着号子，步伐整齐一致，很有力量和生活质感。船在江里逆着水，显得超乎寻常的平稳。每个祠堂相距并不很远，但有时要穿过田埂，走起来就很吃劲。所有的祠堂都装满了文物，只留下一块作为工作人员办公休息的地方。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就在这里成立了乐山办事处的前身，经过工作人员的添砖加瓦、精心修葺，慢慢成立了乐山办事处。

（四）

文物转运大后方一共分为三路。

南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押运人员：庄尚严、曾湛瑶、那志良、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

中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押运人员：马衡、杭立武、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徐森玉、朱学侃、刘官鄂、梁廷炜。

北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

押运人员：马彦祥、王志鸿、吴玉璋、那志良、黄贵生、梁匡忠。

安顺的80铁皮箱是故宫选取的重要文物，不做细述。只看各馆院和其他机构寄存在南京库房的文物，这些文物同未运出的陷在南京的文物在数量上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故宫文物南迁到南京朝天宫库房，加上古物陈列所、国子监、颐和园的一共是19550箱，其中有故宫的文物13480箱。疏散到乐山的一共是9369箱，疏散到峨眉的一共是7281箱，陷落在南京的一共是2900箱。文物迁出的时候并没有规定先运哪一家后运哪一家，所以各处的文物迁出的情况不一，幸运的比如国子监的文物就全部运出去了，而故宫的却陷落了2770箱。此外，安徽图书馆存在南京朝天宫库房的28箱文物，中央图书馆存在库房的善本书2箱，都代为运出来了，分别在渝、蓉两地交由原机关接收。

清 陈祖章 雕橄榄核小舟

为了适应时局，战时的故宫做了临时的调整，因为国民政府的原因，总务部门设在重庆。三个储存文物的地点设了三个办事处，安顺的办事处由庄尚严做主任，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做理事。乐山办事处由欧阳道达做主任，刘官谔、梁延炜、欧阳南华、曾湛瑶做理事。峨眉办事处由那志良做主任，吴玉璋、薛希伦做理事。

平时的工作就是维护和监管，防火、防潮、防盗等等。乐山峨眉两处的文物箱数众多，而且迁运仓促，为后来文物的查找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两处还有文物索引的工作，另外还有文物的编目工作。在南京的时候古物馆的工作人员主张把书画开箱上架，分类储存，马院长觉得时局未定，上架有些不妥，所以只做了分类，工作做到一半，迁运的命令下来，就被迫终止了。现在文物停在大后方，只好重新编目并与原清册核对。库房的变动，上面提到了，华严洞被日军包围，文物被迫迁往四川巴县的石油沟，在风景秀丽的“飞仙崖”租了一个库房。

乐山办事处的库房上面没有交代名字，在这里一一列举出来。他们分别是：宋氏祠堂、三氏祠堂、赵氏祠堂、易氏祠堂、陈氏祠堂、梁氏祠堂和古佛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春天，古佛寺的库房文物并入到其他的库房当中，实际上的库房减少一个。

同年又发生了一个转移的事情。峨眉县城东门外的大佛寺库房文物被迫转移，转移的新库房并不远，在南门外的四公里处的山边上，一个是“土主祠”，一个是紧挨着的许氏祠堂，大佛寺的文物全数搬过去了。

抗战期间故宫的人事变动也比较大，主动请辞和被迫离职的都很多。

战事吃紧国家疲于应付，故宫却能在夹缝中绘声绘色起来。故宫处在抗战的艰苦时期，前后却做了三次文物展览，虽然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是却见证了故宫人上进的决心，其中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文物在苏联展览，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2月文物在重庆展览，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文物在贵州省立艺术馆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