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在如履薄冰的情况下仍要去绽放星火的光芒，对于故宫和故宫里的人，惊心的旅程上，能有一件给国人添光加彩的事，真是打心底里生出滋滋的快乐来。

马衡上任前不久，行政院就下令在上海成立“故宫博物院监察委员会”。这是一个还蛮富丽堂皇的组织，只是惊鸿一瞥，是个临时组织。

该委员会于民国二十二年9月正式成立，由中央研究院、上海市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及故宫博物院等四个机关派人组成，委员会的委员有中央研究院的周仁、何桂莘，上海市政府的黄鹏豪，上海地方法院的欧阳澍，故宫博物院的庄尚严、周寰轩、欧阳道达、那志良。组织的主要工作是，解决在运沪的文物还没点收之前，需要开箱、摄影、编目、晾晒等系列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必须经由委员会两人以上到场并监督下才能进行。这个临时组织直到文物的点查正式开始之后被撤销。

这次文物点查和工作交接，由教育部统一监管，事实上也是对以往工作的重新组织和矫正，并不是和盘托出的新玩意儿，说是点查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点收。南迁的文物需要一一开箱点收，而且需要同南迁的清册严格核对，确保无误后重新成册。这样的工作量实在不小，各处细则又需要严格对待。最早的南迁清册是抄录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宫中文物的报告，其中由于工作人员以及历史等原因，比较粗糙，只有简单的“号数”、“品名”、“件数”，对于文物的保管，这似乎是过于简单，所以经过教育部所派监盘委员舒楚石的同意，开始重新成册并尽量翔实地记录文物情况，一来易于以后的保管，二来对于负责人来说情况明了，免去不该有的麻烦。成册的内容，文物方面翔实到款式、色泽、尺寸、破损……，对于特别的文物如朝珠、手串，更是要计算粒数，还有其中佛头、记捻、背云、坠角之类的详细情况，至于材质更不在话下。编号上面也一律是推陈出新，通通改用“沪”字号，按照点收的顺序并附上阿拉伯数字，1、2、3等等下去，各馆之间的区分如图书馆用“上”字，文献馆用“寓”字，秘书处用“公”字，这样依次造成新册。每天点收清查后成册，册子由驻沪办事处汇齐之后影印出来，影印出的册子由院里交到行政院备案，这份册子成为故宫南迁文物的重要账册，直到今天对于故宫文物南迁的争议，以及迁往台湾的文物的数目校对，仍以此为原始标准。

由于有前车之鉴，这次点收，书画等凡是纸张的文物，就定了新的规定，理事会上提出，在每一件文物上钤印，并且盖完印的图章交由监盘委员保管，这样一旦以后出现问题，只要印在上面就可以洗脱故宫方面的罪名，也是受易培基案件的影响，亡羊补牢的办法而已。印章上的字倒是一个可做功夫的地方，当时方案有好几个，比如“故宫博物院珍藏”，比如“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最后定下来的是“教育部点验之章”。这个倒有点依附权势的意思了，不过作为一种凭证也不必斤斤计较。

印章共两方，长方形，大的长3.8公分、宽2.6公分，小的长2.2公分、宽1.2公分，按照文物的大小分别使用。书画都是珍贵文物不宜填涂改，在不损坏文物的基础上加上章印实属不易。经过多方的争论，最后只能把印钤在字画的外裱绫上，至于图书则可随意加盖了。到折扇的地方又出了一个难题，最小的印章仍觉得有些大，没办法又不能另做印章了，所以只好用监盘委员的私人章印，名为“舒光宝”的一方印，把印盖在纸张上，再剪下来贴在折扇的扇骨上面。

文物的名字问题，原来的名字是按照以往资料上的名字抄下来的，最早是宫里太监们随意杜撰的。以玉为例，太监们把带有黄红色的玉器命名为汉玉，其实黄红色的玉有很多种，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烤皮子”，另有受外界因素熏染出来的玉也呈现黄红色，或者只是玉皮子，其他的还有“沁心玉”，这些都不能称为汉玉。太监们命名为汉玉的玉器中有些仅仅是明清的玉，相距民国无多长的时间，这样的命名就实在有些不妥了。

名字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工作人员想由他们在文物备注一栏内注明相关情况，监盘员不同意，他们要在文物的表面，用毛笔写上字据，待以后成立审查委员会处理。文物表面写上东西，时间久了擦下去墨迹会渗透到上面留下痕迹，故宫方面当然不让。最后有人想出办法，文物包装之后在包装的封口处糊上糨糊，由监盘员签上姓名，等待以后查阅。

此次盘点的故宫古今珍品，耗时之久，人所咋舌。其中古物馆从民国二十三年11月20日开始到民国二十五年8月29日才结束，图书馆从民国二十五年4月6日开始到民国二十五年6月9日结束，文献馆从民国二十四年4月23日开始到民国二十五年3月5日结束，秘书处从民国二十五年8月5日开始到民国二十六年6月14日结束。

北宋 郭熙《早春图》

这边国家形势危急，日寇步步进逼；那边围绕国宝生出许多是非来，令故宫人心中阴霾重重。可就在这时候，那些被迫转运到上海的文物却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当时的国外对中国了解甚微，英国伦敦的蜡像馆里，就存了两个中国人的蜡像，一个是裹着脚的中国妇女，一个是躺在烟榻上抽着鸦片、留着长辫子的中国男人。在外国人眼里这两个人就是典型的中国人。恰在那时有五个外国人，他们热心于中国艺术、文物品的收藏，但又不满足于个人的收藏，于是筹划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聚集到一起，做一个会展。这五个人分别是，Sir Percival Davi收藏家，George Eumorfopoulos在印度公司工作，收藏家，Oscar Raphael收藏和研究古玉，R. L. Hobson，C.B.瓷器专家，Prof. W. Perceval Yetts. O.B.E铜器专家。

国之重宝当在故宫，故宫中的宝贝以南迁为上乘，要去参展那免不了要从上海的库房中抽调出文物来。国内的呼声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保守派，他们认为国宝弥足珍贵，以往散落在外面的已经不在少数，此次参展正值国家危难世界动荡，上路恐有闪失。另一种认为中国门户太紧其中精彩为世人所不知，所以屡遭外人破门窥伺，不如借这个机会把中国展示出去。其实以往中国人中衣冠楚楚的，在外国人面前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这次公开在世界面前亮相我们的国宝，也是将来国家兴盛的希望，所以即便是真有些危险，也该是在所不辞的。

那五个收藏家拟了这么一个中国艺术品展会，当时由英国政府出面同中国大使馆的郭泰祺先生商议，郭先生以为是个展现中国的机会，就告知行政院，行政院又通知故宫讨论，故宫经过严密的讨论后，得出以下部署：

一、这是国际宣传的重要措施，势在必行。

二、与英方洽商，路途中由英方的军舰护送，以免去人们因文物途中危险而心存的疑虑。

三、故宫博物院派有经验的职员，负责精选、装箱、运送、陈列等工作。

四、文物在出国前在国内先做一次展出，回来后再做一次展出，以取信于民。

五、成立筹备委员会，由教育部主持会中工作。

这次会展的名字叫作“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英文名字是“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地点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定于1935年冬到1936年春为展期。展品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由中国出，从南迁的文物中精选出一部分，再添以古物陈列所、河南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安徽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及私人收藏（这里讲的私人收藏主要是指张乃骥先生的个人收藏）。另一部分由发起者从世界各地的博物院中借。再一部分是出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家。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组织，系由中英两国政府联合监导，两国的元首做监理，两国的最高行政院长官做名誉会长，两国朝野名流及驻英各国外交使节做名誉委员。成立理事会，设理事长，由中英两方公推李顿爵士（TheEarlofLyton）担任，副理事长及理事，由两国各任其半。

故宫文物押运员庄尚严之子庄灵回忆：“中间有一个文物要到英国去展览，就是英国政府跟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希望这批文物能够去英国，在这个皇家艺术学院，他们非常看重的，所以当时我们的政府同意了这个事儿。所以当时去英国展览的这些提件，我父亲（庄尚严）也都参与了。”(www.daowen.com)

为了筹办此次展览故宫成立专门委员会，会中职员大部分由教育部派调，他们主要是复选各文物提供处提供来的文物。各处备选的文物由他们复选后仍不能作为最后的展览对象，要等到英方的代表审核后才做最后的商议。故宫博物院在文物的筛选并不是以贵重为先，有些特别贵重的宝贝不能拿出去，如散盘等。筛选的原则是具有中国文物的代表性，这是个大概念，在文物里很难说哪些是具有代表性的，哪些不是，所以选来选去都是在徘徊不定当中。被选中的文物跟出嫁的姑娘似的，要做一身新衣服，字画就是加上裱框，其他的文物就是另做一个匣子，所有做这些手艺活的人，都是从北平的老古董商那里雇的，活做得很仔细，匣子里都衬上软囊，外面再绷上纺织棉，外观端庄，雅俗大方。这些匣子做好了，有好事的人买来瓷碗装进去，从楼上摔下来，都以为肯定是碎了，打开一看完好无损。匣子外面的绷布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种类的文物，玉器用绿色、铜器用黄色、瓷器用蓝色，非常漂亮。

文物出展是夹在文物点收过程当中的，所以上海的天主堂街库房被北平派来的人占去了好些。民国二十四年大地刚解冻，英方的鉴定人来了，挑三拣四地选了好久，最后定了参展文物1022件。其中包括铜器、瓷器、书画、玉器、考古选例、珍本古书、家具文具、珐琅、织绣、剔红、摺扇、杂件，都是些家喻户晓的宝贝，这些国之重宝即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影响整个世界的华人。

曾经参与文物赴英展览的那志良先生回忆说：“一天，我遇见文物出国时期的负责人郑天锡先生，当时在文物的陈列室里，郑先生问我：‘你看外国的博物院保管的文物好，还是我们的好？’我不假思索地说：‘外国保管的，也是我们中国的东西，一样的好。’郑先生又说：‘不然，我们中国政府的铜器有宝光，他们的没有宝光。’郑先生的爱国，在一句话上都要争出个是非曲直来，处处流露我们中国文人的风霜傲骨，名节脊梁，真是难得。”

郑天锡先生受行政院聘，全权负责文物的出国事宜，教育部又派了唐惜芬先生做他的英文秘书，中文秘书则是故宫博物院派的庄尚严先生。另外还有故宫的傅振纶、那志良、宋际隆、牛德明四个人，随行去英国照料。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文物出国前的展览在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旧址开幕。那是一幢破旧的房子，那也是一个走路都要回头回脑的年代，但却仍难阻拦那些爱好文物的人们，他们不吝风尘匆匆而来，甚至有些人用了一种不能想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文物的由衷的热爱。有一个奶奶，展会散场后仍站在那里不动，工作人员以为她丢了钱夹，就上前询问，奶奶说：“让我在宝座上坐一会儿吧！”那是一张皇帝的宝座，奶奶的语气很诚恳，工作人员心软，就让她坐了一会儿，奶奶坐了一会儿后欣喜若狂地离开，那脸上的笑连三曾粉底都遮不下去。展会匆匆结束，同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英国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派军舰萨福克号载运文物，军舰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6日抵达港口，舰长叫曼纳斯，是个相当具有职业操守的英国人，文物当天就上了军舰。文物上船后舰长命令船员，把每箱文物用绳子捆好很牢靠地固定在船舱的最底层，船舱加锁，钥匙由指定的人员保管，每天按规定时间同中国的押运员们一起开舱检查。当时随船的中国押运员是中英文两位秘书。萨福克号6月7日启程，沿途要经过英国的殖民地，军舰每到一处就要停下来整顿，随船的押运员们也可以乘机去领略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直到7月底军舰才顺利抵达英国。

其他的中国随行人员，需要乘坐意大利的邮轮到威尼斯，再转路到英国。由于意大利的邮轮是这条航线上最快的船，所以不急于出发，7月中旬才动身。邮轮在航线上没有自己的港口，不像萨福克号那样处处逗留，而是只需要暂时的休整，卸运货物转运旅客，用不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就都在航线上了，不到23天船就能到威尼斯。开船的前一天，得到消息说海上要起台风，其他的船运公司已经停止出航了，打电话到意大利轮船公司咨询，却说12点准时开船。出国的工作人员都是生在内陆，不知道台风的险恶，傅振纶、那志良、宋际隆、牛德明四个人听话地上了船，他们住在一间屋子里，船在黄浦江上很是舒服，出了吴淞口就变了样。船颠簸得厉害，在浪里摇晃，船头冲上天再扎下来，接着船尾又上。大家都不太喜欢这样的节奏，因为那跟人的胃蠕动在频率上惊人的吻合，会产生可怕的共振。结果好些人扶着自己的床头呕吐，吐得快成了绿色植物，很想自己插在水桶里涮一涮，或者干脆自己把自己丢到海里喂鱼。大家都走不了路了，脑袋里好像是有了一个发了疯的陀螺。这种事情整整持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终于有所好转，因为胃已经不再需要工作了，勉强爬去甲板放风，眼前的浪像山一样拍过来，此消彼起，虽然不是个阴雨天，甲板上却风骤雨疏。这一天他们四个都没吃饭，船上的侍从给了些水果点心，也是望着想吃，心里却还一阵一阵的恶心。一直挨到了傍晚，终于有了上岸的机会，船靠在九龙港上，四个人摸爬滚打地上了岸，那种九死一生的感觉真是不言而喻。万幸台风只刮了一天，第二天海上就死寂了，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妈妈的两个孩子，昨天的那个凶狠残暴，今天的这个安逸甜美。油轮行驶在广阔的大海里，天是蓝的海水也是，远方的天海相接处有一道扎实而又虚幻的线，像夫妻水乳交融地黏在一起，这样美的日子过了23天。船上的设施俱全，乘客可以得到方方面面的安慰，电影院、音乐会、娱乐城、游泳池等都可以找到。船上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自发地组成一个团队，每到一处就上岸拍照留念，故宫的四个工作人员也混迹在其中，每日都有可言的乐趣。终于到了威尼斯，可惜只有半日的空闲，粗糙地走了走，还没尽兴呢，又匆匆地赶去英国。中间要经过瑞士和法国，一路上便要坐火车。曾经在瑞士段遇到过一位意大利的小姐，眼睛像玻璃珠，拿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一边是英文一边是意大利文，可以对照着问问题和回答问题。语言不通的话做手语，所以这个书显得风趣非凡。用手指着左边的问题问对方，对方就在右边指出答案来，双方都不用张牙舞爪，这个游戏真不错，可惜小姐中途下了车，乐趣也就没了。火车一直坐到法国西岸的英吉利海峡，英吉利海峡素有风浪大的美称，四位先生为此一阵愁苦，可是坐上去发现并没有风浪，一路无事，到伦敦时，唐惜芬、庄尚严两位先生已经在车站迎接了。

四位先生被安排在私租的公寓里，两个人一间房，屋子很宽敞，三餐也有人照应，门前还有可以直通皇家艺术学院的公交车，四个人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工作的内容就是展览会前期的文物准备和文物编目之类。

珐琅彩竹雀图碗

此次展览盛况空前，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齐聚一堂，可谓异彩纷呈。其中有一件，不论出身还是造型都令人瞠目结舌，它就是此次展览会的最大文物，一丈六高的隋唐石佛。提到石佛就不得不提一提这个石佛的主人卢芹斋了，他是文物界家喻户晓的人物，古物收藏家、商人。这个人很有名气，外国的收藏家、博物院没有不认识他的。民国初年政体混乱，出进口货物管理一盘散沙，国内文物可以随意买卖，卢芹斋看中这个机会，在河南设铺收购文物，再转手卖到国外去，从中牟利。当时他的收购价钱最高，生意很红火，赚了大把的钱。那时他在伦敦有一所房子，是伦敦唯一的一所中国式建筑，那所房子是他在中国买下来，拆分后运到伦敦再按原样复建的。

敦煌曾经有个叫王圆箓的道士，为了生计卖了大把的经文字画。为此有学者撰文怒骂，文中有一首原本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现代诗，诗句极尽愤慨与反抗精神。可再怎么说王圆箓也算是半个文物的保护者，相比之下，这个坐稳了商人根基的卢芹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历史罪人了。经他手卖出去的中国文物，数量惊人，这件令人称奇的隋唐石佛就是由他手中运到美国纽约的，当时打算卖给大都会博物馆，听说伦敦要举行中国文物博览会，就事先搬到伦敦了。更可气的是展览后这位商人竟把石佛捐给了英国博物馆。展览会上卢芹斋是收藏家中最活跃的一个，拿出了好些个人的藏品，很有讽刺意味。

展览会开展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28日，落幕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7日，前后131天，这是中华文物首次真正以其优雅端庄的姿态在世界人面前展现，几多感慨也几多忧伤。感慨是中华艺术的精妙，忧伤是同根同源的文物却有身处他乡的无奈。展会一共展出了文物艺术品3080件，其中中国出品的文物是786件，带去却没展出的张乃骥私人收藏品，瓷器1件、玉器19件、书画19件、织绣6件、考古选例93件、珍本古书27件。

英国博物馆的陈列方式跟中国的有所不同，他们是按照文物的时代分类，我们则是按种类分，而当时看来就是我们的易于逃亡，他们的易于研究和展出罢了。展会期间有关文物研究方面的公开演讲25场，做演讲的没有一个中国人，赴英的故宫人员只能忍受这些外国人在面前大谈中国的艺术。对于这样的事情中国人觉得“对于公开演讲中国人只好心无旁骛地听，走马观花地受，至于对待的态度，那么就让他们喧宾夺主肆无忌惮地造次下去吧”！

展出很成功，并创造了好几个之最，历时最长，耗资最多，收入最大，影响面最广。

文物展出之后要马上回国，从民国二十五年3月9日装箱一直到19日，工作人员趁着文物装船的这段时间，游了巴黎、瑞士、罗马等地。回来时仍坐了先前意大利的那艘快船，只是为了救济阿尔及利亚打仗的士兵，路线稍有变更，绕道到了非洲的一个港口，在那里故宫的工作人员见到了像未经蒸馏塔的原油一般黑的黑人。

文物则由美国邮轮蓝浦拉号代为运输，英国的军舰分段护运。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9日由伦敦乔治五世港开出，到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港口时出了点小意外。这个港口叫作直布罗陀，是大西洋同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南对非洲摩洛哥的丹吉尔市，此港是文物回国的必经之路。蓝浦拉号晚间船停在港内，夜里起了风，风很大，船被吹得渐渐靠了岸，第二天清晨，发现已经搁浅了，无法开动，于是请求海军帮忙才拖到深海当中去。随船的法国记者，特为此事撰写了一篇新闻，其中把搁浅大肆地渲染成一起人为事件。报道传回国内，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大家都很担心这批国宝的安危，直到有船上的电报来，报之一切平安，大家才算放心。

文物回国是5月的光景，17日到港，在上海卸船，下船后运到南京的考试院，准备展览。展览设在考试院的明志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1日开展，持续了三个星期。展后文物运回上海，入库保存。这批文物回到上海后，并没有各归其位，而是作为一批特别的文物，单独存放起来。

文物南迁到上海，是稳妥的权宜之策，早在文物南迁尚在争议当中时，国民政府就已经决定文物要存储在南京，只是苦于没有库房，恰恰是上海有合适的地方，于是只好将文物暂时迁往上海。现在南京的库房已经开始大兴土木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提到要在南京建分院设库房的事，原则上通过。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理事会改选，旧事重提讨论在沪文物的处理办法，决定南京建库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故宫第四次常务理事会，由王世杰理事提议，划南京朝天宫归故宫博物院，建朝天宫仓库。

南京朝天宫建地面积“一百三十八亩二分九厘二毫”，气势恢弘，足见当年建造者的用心。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南京朝天宫从没有在宫殿二字上输给北平故宫，这似乎也是划分它给博物院的初始条件了。朝天宫外表壮丽，又依山做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理事会正式决议，定内政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理事罗家伦、理事李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为工程委员会委员，负责朝天宫库房建设。

库房的选址按照存储文物一贯的要求，从安全和环境两个方面考虑，确定了在朝天宫的明伦堂背后建，展览室则是朝天宫的崇圣殿和大成殿一带。库房是民国著名的设计师童寯的作品，钢筋混凝土建筑，琉璃构建，对称结构，一共三层，每层一个库房。库房的窗子不多，大约六七寸见方的大小，也只是最上面的一层有。库房内的温度和湿度用空调来调节，这个库房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每层库房都要空出来一块地方，作为故宫的办公室，办公室不与库房相通。库房靠着小山建造，山里面挖了一个洞，与第一层的库房相通，贵重的文物放在里面，可防止空袭，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间库房正式开工，到8月间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