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Forster, 1812-1876）

约翰·福斯特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传记家、编辑，也是文学巨匠查尔斯·狄更斯非常亲密的朋友。福斯特先后做过《外国季刊评论》（Foreign Quarterly Review）、《每日新闻》（Daily News）以及《观察家》（The Examiner）等的编辑，并著有《查尔斯·狄更斯传》（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 1872-1874）、《兰多传》（Life of Landor, 1868）以及《斯威夫特传》（Life of Swift, 1875）等传记作品。

福斯特与狄更斯出生于同一年，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肉店。福斯特小时候在纽卡斯尔语法学校接受过良好的语言教育，1828年进入剑桥大学，但是同一年他游历到伦敦意图成为一名律师。不过，福斯特最终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不在律师行业，而是在文学方面，于是转而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进入文学圈后，福斯特凭借自己对戏剧和文学的评论迅速成名，成为19世纪30年代伦敦文学圈子里的著名人物。福斯特在当时伦敦文学圈内的朋友包括英国著名的评论家、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诗人、散文家瓦尔特·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诗人阿尔弗莱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等等。不过，福斯特最亲密的朋友还是狄更斯，而《查尔斯·狄更斯传》也成为福斯特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

作为职业传记家的福斯特　

19世纪众多的传记家中出现了一位以写传记为职业的传记家——约翰·福斯特。“没有任何另外一个人，能像约翰·福斯特那样将传记写作作为自己的事业”（Dunn 183）。传记的流行以及读者对传记的极大兴趣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传记家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让这些传记家得到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上的回报，因为流行传记作品意味着畅销以及高收入。而福斯特就是这些传记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传记历史学家称福斯特“大概是19世纪第一位职业传记家”（Nadel 75）。

在整个19世纪，传记写作基本上都是被作为第二职业。这些作家都有他们自己其他的职业，包括职员、教授、记者、编辑，甚至还有医生和律师等等。但是，随着传记作品的日渐流行，以及稿费和版权费的提高，这些传记作家逐渐放弃了自己原来所从事的职业，专职从事传记写作，从而出现了职业传记家。职业传记家的出现对于传记写作具有非常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这些传记作家不再将传记写作作为一项副业，或者作为自己的爱好兴趣来对待，而是抱着一种更加职业化、更加专业化的职业道德态度去从事写作。这样，他们无论是在收集资料、构思写作方面，还是在客观性、精确性、严谨性等方面，都对自己要求得更加严格，也更加投入。

福斯特在成为职业传记家之前是做新闻记者和编辑的。新闻记者和编辑的工作使福斯特具有了灵敏的职业嗅觉，同时对于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口味也了然于胸。这种工作经历对于福斯特从新闻记者和编辑转变为传记家大有裨益。同时，福斯特也在创作传记作品的时候有意识地将读者的兴趣考虑在内，无论在叙事、文体还是在结构方面都具有自觉的读者意识。在这方面，福斯特可能得益于其朋友狄更斯的创作理念和实践。狄更斯认为流行与经典并不相悖，并不是流行的就不能成为经典。对此，奈德尔评论道：“福斯特是属于将流行作家的天赋与严谨学者的学识和对细节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那一类人”（Nadel 70）。这一评论是恰如其分的，《狄更斯传》即充分体现了这一创作思想与理念，既有学术性同时又是畅销作品。

《狄更斯传》(www.daowen.com)

福斯特是狄更斯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其私人法律顾问。狄更斯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时都会向福斯特咨询和寻求帮助，有时甚至直接让福斯特作为他的全权代理人，比如狄更斯和妻子的离婚纠纷就是由福斯特出面全权代表狄更斯处理。福斯特不仅仅是狄更斯生活上的伙伴，同时也是狄更斯文学创作上的伙伴。狄更斯经常就创作计划、写作以及修改等等与福斯特一起讨论，甚至有时候当他不在伦敦时，便委托福斯特全权负责一些作品的勘误工作。出于对福斯特的感激，尤其是在婚姻问题方面的帮助，同时也出于对福斯特写作能力的认可和赞赏，狄更斯将他的私人信件都交给了福斯特，委托福斯特为自己作传记。福斯特也没有辜负狄更斯的信任，《狄更斯传》出版后一版再版，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作品。考虑到福斯特在写作《狄更斯传》时多病且又年迈，同时狄更斯的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都还在世等等因素，这部传记写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狄更斯传》中，福斯特对于狄更斯从贫穷走向成功的描述与当时主流观点不尽相同。19世纪的很多传记中的传主都是从贫民窟爬出来的，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也大致相似，主人公出身贫苦，却都不甘于现状，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信念、永不服输的精神和斗志，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吃苦精神，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出人头地、走向成功。这类成长故事非常受当时的读者欢迎，而狄更斯本人恰恰是一个典型例子。不过，福斯特并没有简单地将狄更斯的一生描述成一个穷小子的成功故事。在《狄更斯传》中，福斯特认为：童年的苦难经历造就了狄更斯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个性，正是凭借这种个性特征才使得狄更斯最终获得成功。但是成功后这种个性特征变成了过分自信、一意孤行，认为只要有毅力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福斯特认为正是这一点使得晚年狄更斯变得难以相处、咄咄逼人，也正因此才导致晚年狄更斯的诸多不幸，其中就包括狄更斯同妻子的分离。另一方面，福斯特认为童年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成为狄更斯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困扰着这位伟大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试图摆脱这个阴影的纠缠与束缚。因此，尽管晚年时狄更斯已经享誉国内外了，但是他并不满足，仍然坚持不懈地去追逐成功、追求财富以及社会地位和尊严。福斯特认为正是儿时的悲惨境况使狄更斯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晚年一直伴随着狄更斯，他害怕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因此便不停地去“攫取”，再加上晚年狄更斯身患各种疾病，婚姻问题的不幸等等更是雪上加霜，最后突然辞世。福斯特实际上是在暗示晚年狄更斯的不幸来源于他晚年的性格悲剧，而晚年的性格悲剧又产生于儿时阴影所导致的不安全感。

在传记写作方法上，福斯特借鉴了鲍斯威尔写《约翰生博士传》的方法，强调他同狄更斯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写作传记的时候大量运用他所掌握的狄更斯的书信，尤其是第一卷中大量直接引用了狄更斯同他本人之间的通信，藉以凸显他同狄更斯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点招致了很多人的批评，人们批评这本传记不应该被称作“狄更斯传”，而应该被称作“狄更斯与福斯特先生的关系史”，更有批评者认为这本传记是“一本间或夹杂了狄更斯逸闻趣事的福斯特传记”（Nadel 87）。确实，我们从福斯特对狄更斯的刻画中不难发现福斯特本人的影子，或者说是一种深深的认同或“移情”。福斯特本人的童年经历差不多同狄更斯一样，都是从社会底层爬出来的，而且方式也差不多，都是通过文学创作获得社会认可和成功。这从两人都对读者反应极为关注这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出来。无论是狄更斯还是福斯特，都极为重视读者的阅读兴趣，都将作品在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列为第一要素。也正因此，两人才成为十分亲密的朋友和伙伴。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斯特写的是狄更斯的传记，同时也是在写自己的传记。正如传记批评家莫洛亚在《传记面面观》中所言，传记是一种“披着外衣的自传”（Maurois 125）。奈达尔也认为“福斯特或明或暗地将自己的生活和狄更斯的生活连接在一起，从而写出了非常私人化的传记”（Nadel 89）。在某种程度上说，《狄更斯传》的传主是狄更斯，同时也是福斯特。或者换句话说，《狄更斯传》既是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的传记，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作为传记家的福斯特的传记。

作为19世纪的传记，《狄更斯传》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一时期传记作品的共性：作品中的英雄崇拜情结。这一点卡莱尔曾经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抨击。实际上，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决定了只有英雄崇拜型传记在读者中才有市场，也只有英雄崇拜型传记才能成就职业传记家。例如，詹姆斯·弗鲁德因在《卡莱尔传》中披露了英雄人物卡莱尔身上“本该随其一同进入坟墓”的隐私，从此麻烦不断，晚年官司缠身。作为一位极为重视读者和市场的职业传记家，福斯特自是不会去做有悖于读者阅读兴趣、有悖于市场导向的事。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阅读兴趣，在他很多部传记作品中，都存在过分美化传主的倾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福斯特有时候甚至不惜去牺牲一些传记材料的真实性。《狄更斯传》中，福斯特在材料择取、写作方法上作了一些“处理”和“重新安排”，比如：为了体现狄更斯作为伟大作家的高贵和尊严，传记中隐去了狄更斯粗俗、花花公子的一面，也略去了狄更斯对英国未来的悲观态度以及反对教会的观点。

如上所述，对于《狄更斯传》争议最大的就是福斯特对一些资料的改动，导致了一些事实的失真。从传记严谨性、事实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确实是站不住脚、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传记写作的特性，那这种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福斯特对资料的改动或调整是出于刻画一个人物形象的角度考虑的。这一做法始自卢卡特，为了达到刻画完整而连贯的人物形象的目的，卢卡特在《司各特传记》中也对他所掌握的资料进行了重新“处理”和重新安排，以使这些材料能够更好地为人物形象塑造服务。福斯特更频繁地运用了这种方法。福斯特对材料的“改动”、“调整”、“筛选”主要包括对一些信件的合并处理，对一些日期做一些改动，变换一下事件发生的场景等等。福斯特对此做过解释，他认为对这些材料的“改动”或重新“处理”并没有与原材料相矛盾、相冲突，他之所以要重新“处理”这些材料是因为他并不想让他的传记成为一堆历史事实的简单堆砌，成为一个仅仅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编年史。他的传记要按照他所了解的人物在他头脑中所形成的人物形象来刻画，要展现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这一传记写作方法后来得到传记家们的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并得到了更为明确的阐释。“一个真正的传记作家，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去展示材料”，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将这些材料在头脑里进行过滤后再呈现给我们”，一堆纯粹的细节和资料只有经过传记作家重新过滤、重新“处理”后才能成为“一幅完整的绘画、一件作品”（Saintsbury 107），也只有这样我们得到的才能是一件艺术品。也就是说，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传记家头脑中的人物形象可能要比纯粹的事实资料更加重要，在传记家展现传主一生的创作过程中，人物形象占据上风。对此，海兹利特作了更为形象的描述：“我的目标是掌握其语调和举止方式，而不是精确地复述原话或者观点；这就像一个熟人一样，即使你没有听出他说的什么具体的话语，你一样也能辨认出这个熟人说话的声音”（转引自Nadel 77）。

对福斯特来说，对狄更斯的原始资料进行一些“改动”、“调整”等还出于另外一种考虑：福斯特强烈的读者意识。作为一位职业传记家，市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考量因素。只有读者喜欢，才能有市场、有销量，报酬才能得到保障，有保障的报酬是职业传记家著书立说与谋生的前提。因此，福斯特经常会根据读者心目中的传主形象有意识地对材料进行适当的“改动”或“调整”，使之符合早已存在于读者心目中的人物形象和个性特征。福斯特这种对传记史料的改动和调整在以后的传记写作中得到传记家更为广泛而自觉的运用，因此，从传记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福斯特的这种传记写作方法具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