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吉布森·卢卡特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传记家和批评家。卢卡特出生于苏格兰教堂一个牧师家庭，1805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后又获得一个奖学金进入牛津贝列尔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到苏格兰爱丁堡从事法律工作，并于1816年取得律师营业资格获准当律师。但是卢达特的兴趣并不在律师行业，而是在文学上。1816年，在发行商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的资助下卢卡特游历欧洲大陆，在德国会见了歌德等著名的文学家，并翻译了德国文学批评家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所著《文学史讲稿》（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1817年卢卡特成为《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的编辑，发表了多篇讽刺爱丁堡社会的辛辣文章，使得刚刚成立的该杂志一夜成名。

1818年卢卡特结识了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段友谊对于卢卡特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文学生涯上都有重要意义。1820年，卢卡特与司各特的女儿结婚，之后将大部分精力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陆续发表了一些刻画爱丁堡社会的小说。同一时期，卢卡特开始创作一些传记作品，如《罗伯特·彭斯传》（A Life of Robert Burns, 1828）、《拿破仑传》（A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29）。但是，卢卡特最著名的作品是《司各特传》（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7 vols., 1837-1838; 2nd ed., 10 vols., 1839）。这部洋洋洒洒的传记自出版后就广受好评，堪称是一部经典之作。同时，《司各特传》也为卢卡特赢得了荣誉，确立了其在英国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

晚年卢卡特生活充满不幸，一直受疾病折磨，家庭问题不断，1854年病逝。

《司各特传》　(www.daowen.com)

《司各特传》被称为是自《约翰生博士传》以来“最值得称赞的”传记，是英语语言中仅次于《约翰生博士传》的最好的传记（Dunn 161）。而卢卡特本人也一度被称为英国传记史上地位仅次于鲍斯威尔的“第二伟大的传记家”（Nicolson, 1933: 116）。卢卡特在《司各特传》中对于这部传记的写作方式曾做过这样的阐述，“我试图运用司各特的书信和日记，而不是其他任何材料，来展示司各特的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就隐含在书信和日记所记载的司各特的言行中。同时尽量避免掺入我个人的评论”（转引自Ibid. 117）。卢卡特在这部传记中很好地践行了他所提倡的这种传记写作思想与宗旨。尽管这部传记篇幅很长，但是并没有给人无聊或枯燥的感觉。这一点从传记出版后读者对该传记的兴趣与反应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在写作过程中，卢卡特并没有像留声机一样记录司各特的所有对话与活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部传记中，卢卡特披露了传主司各特一些不为人知的缺点。为此，卢卡特在当时承受了激烈的批评，说他心地不善良，对司各特不忠诚，揭露了本该随传主一起进入坟墓的缺点。对此，卡莱尔为卢卡特进行了辩护，“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英国所有传记写作方式都应该如此。如果不这样写合适的话，那么干脆不写更合适”（Ibid. 124）。

从传记写作方式与传记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卢卡特的《司各特传》具有很大的贡献和重要的意义。加拿大传记批评家伊拉·B·奈德尔认为，正是从卢卡特和《司各特传》开始，传记家们不再满足于“记录”、辑录事实，尤其是流水账似地罗列事实，而是致力于用事实来彰显人物的个性（Nadel 7）。这是一种传记创作观念的转变，是对过去传记创作中事实至上论的反驳与颠覆。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传记家们开始有目的地、有针对性地去筛选事实，选取那些有助于表现传主个性的事实，而不是一股脑地将能够收集到的所有事实都陈列出来。这些事实被选用是因为能够说明、展现甚至佐证人物的形象特征。为了突出人物形象和个性，传记家有时候甚至要对他所掌握的事实做一些“改动”（Ibid. 76），以达到让这些事实去说明传主个性和表现人物形象的目的。对此，后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创造性地用了一个新词“创造性事实、再生性事实”来为传记家不恪守“记录”事实这一传统传记的做法辩护。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使得传记作为一种文类具有了新的生命力，脱离了传记事实的羁绊与束缚，避免了发展成为一种单纯的历史事实编纂载体；同时，这样一种“创造性事实、再生性事实”又在另一个维度上限制了传记滑向虚构小说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传记在历史与小说的夹缝中明确了自己的文体定位，在方法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一点正是始自卢卡特（Ibid.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