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Boswell, 1740-1795）

詹姆斯·鲍斯威尔是苏格兰传记作家和日记家、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他留下来的大量日记不仅彰显了他的传记天赋，更展示出他对传记特质的阐释和践行。他与文坛巨擘约翰生的莫逆之交，成就了其鸿篇巨制《约翰生博士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1791）。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才情与敏感描摹出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英国18世纪的怪才约翰生。该部作品的特立独行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鲍斯威尔于1740年10月29日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过法律，但严谨的法律不太适合他好动的脾性。他喜欢结交有才情学识的名人志士。早在大学期间就结识了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哲学家休谟。1763年，只有22岁的鲍斯威尔初次认识了50多岁、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约翰生，从此开始了两人二十多年的传奇式交情。约翰生去世后，鲍斯威尔对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数量浩繁的日记、笔录和资料进行整理、筛选、编排，花费了长达七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他的旷世之作。《约翰生博士传》出版时鲍斯威尔50岁，与他们初次见面相隔了28年。

鲍斯威尔对日记情有独钟。他二十多岁起就开始坚持记日记。他声称自己记日记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自己”。他是否达到了这一目的自不必说，但《伦敦日记》（London Journal, 1762-1763）开头的这番话完全可以看作他一生钟情日记写作的原因。耶鲁版的《詹姆斯·鲍斯威尔个人文稿》（The Personal Manuscript of James Boswell）长达13卷，从1950年出版的第一卷到1989年出版的最后一卷，历时近40年。鲍斯威尔日记的发现和出版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他作家身份的看法。他对自己私生活的坦白揭开了英国18世纪社会的面纱。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日记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了他的生活。

然而，鲍斯威尔这位传记大师并未能很好地享受他的成功。他的个人生活在《约翰生博士传》出版之后陷入极端的混乱，他纵情酒色，债台高筑。1795年5月19日辞世，享年不满55岁。

1773年秋季，鲍斯威尔随约翰生完成了长达100多天的苏格兰之旅。正是这一时期，他决心竭尽全力记录约翰生的生活。1784年12月13日约翰生辞世，伦敦的书商查尔斯·狄里询问他是否愿意出版有关约翰生的传记资料。鲍斯威尔认为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可能无法完成一部完整的传记，但他猜想公众可能会对他和约翰生的苏格兰之旅感兴趣。于是在1785年的9月底，约翰生去世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他整理出版了《赫布里底群岛旅行记》（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这篇旅行记的成功鼓舞着鲍斯威尔不断搜寻新的资料、收集查证事实、继续从日记中挖掘重要材料，酝酿构思他的旷世之作。

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是欧洲第一部近代传记，它完全摈弃了从中世纪圣徒传开始的颂词化的陋习。鲍斯威尔站在18世纪理性哲学的高度，择别了那些最重要、最富戏剧性效果的材料和大量细节，始终聚焦于丰润的“人”的事实，把传主的个性张扬得如怒放的花朵，芬芳四溢。整部传记没有历史发展线索的铺陈，没有恣意汪洋的宏论，没有吟风弄月，没有壮志山河；只有叙述事实的横向的交流互动和栩栩如生的灵动的细节描述。飘逸洒脱的文笔下，丰富多样的传记事实与深邃的精神传播相得益彰。丰饶的事迹纪传和宏博的精神传递形成空灵与富足并举之美。一组组动态排列、组织的事实不经意间建构出传主人格的散片，使外在的流动性的事实逐渐内化为传主的学问、趣味、善良、诚实、癖好、偏见，凝结成传主的人格、性格、人性、品行。瓦尔特·雷利这样评论：“人物描写如此宽宏、清晰、技艺高超，构思巧慧绝伦，细节如此精当真实，世人会乐于认为‘我们熟悉的约翰生就是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别无他法……鲍斯威尔是人物肖像描摹方面的大师”（Longaker 469）。

鲍斯威尔用细碎的生活琐事表现了约翰生上帝般的善良天性、他对道德崇高境界的追求、他高尚的美德及其他教士般的秉性。在写给鲍斯威尔的信中，约翰生说：“生命不能存在于社交，而是存在于互惠的让步”（鲍斯威尔，第163页）^［1］。他认为“一个人该做的事不光是挣钱，培养爱心乃是人生事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17）。“他对落难的人总是慷慨解囊，非常大方，然而使人不易觉察的是，他却性喜节俭，花钱很抠”（308）。“他常常把口袋里所有的钱塞给穷人们，他们在他的住宅和他吃饭的酒馆之间守候着他”（137）。听到斯雷尔夫妇失去了独生子，他面带同情说：“我要是能保住那孩子的一条命，走遍天涯海角也在所不辞”（194）。当朋友爱德华兹谈及把全部财产遗赠给彭布洛克学院的事，约翰生说：“一个人的财产该不该全部捐给学校，那要看情况。换了我，把财产赠给学校，而把财产所生的利息留给我的亲友，作为贴补生活之用……我是想让我的亲友也得点好处”（240）。有一次深夜回家，他看见一穷困潦倒的妇人横卧在街上，疲惫不堪，已动弹不得。他让她搭在自己的背上，搀扶到自己家中。明白她的身份后非但没有责备，还细心照顾她很长时间直至其恢复健康（331）。奥利弗·哥尔德斯密对约翰生这样评价：“虽然约翰生在行为举止上有些不雅，但活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心比他更加仁慈、温和了”（203）。通过这样一些生活琐事，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传主是如何用自己的言行和信仰来散播爱，颂扬爱，展现爱，证实爱，实践爱的。

约翰生“真”的特质突出地表现在他憎恶说假话、信口开河、虚情假意、卖弄学问。对于到处都是有意无意讲假话的现象，约翰生感触很深。当听见别人讲起一桩离奇古怪的事情时，没有人比他更会表示怀疑和反感。他教导自己的朋友们“哪怕是半句假话都要永远保持警惕是何等的重要”（225）。正如乔舒亚·雷诺兹所言，“凡属约翰生一派的人，莫不以喜欢实事求是讲真话见称”（225）。他最讨厌做作、虚荣，曾因作者多付给马车夫小费可能会引起车夫对其他乘客的不满而批评作者的虚荣心（104）。“约翰生严格的对事实真相坚持不懈的关注是他一生中最显著的特征”（276）。

表现传主的个性是传记文学价值的体现。学者詹姆斯·C·约翰斯顿也说过：“从根本上来说，传记就是个性的文学，这也是传记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特征，因为还没有哪一种文学形式像传记这样要求个性完全成为其决定性的因素”（Johnston 93）。《约翰生博士传》中丰饶的生活细节刻画不仅表现出传主个性中某个方面的规律性，而且还张扬了传主个体生命的复杂性。具体表现为传主“分裂”和悖谬的个性特质：他注重人的身世和等级，主张保持等级服从的本分，不相信一切人类都是平等的，但却勇于公开承认自己出身卑贱并对自己的下人（黑人仆人巴伯）关怀备至；厌恶甚至鄙视苏格兰人，但却有几个终生相伴的苏格兰鸿儒挚友；鄙视演员这一职业，但与演员关系密切（对待演员加里克总喜挫其锐气，以击败其为荣，但却容不得他人对其有半点不屑的言语）；放任自流，懒散成性，但却单枪匹马，历数年之功编纂出一部史无前例的《英语辞典》；物质生活上捉襟见肘，精神生活上却富足豪迈；飞扬跋扈而又妥协、宽容；粗鲁、好辩又主动寻找机会与人讲和；性格狂放不羁而又乐于循循善诱；孤傲而咄咄逼人但对穷人却总有菩提之心；崇尚理性但又寄精神生命于基督教；外表丑陋、粗鲁而灵魂精美、善良。

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要求艺术在创作中遵循“自然”的原则，也即要描摹与表现人与事物的自然本性和天然状况。因此，一切发自人的内在的本性的真诚、淳朴的情感与自然欲望，也都是合乎自然法则、合乎理性原则的。在《约翰生博士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风骨伟岸、德高望重的传主光耀天地的性格特质，也看到了他更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人性的弱点。而正是这些弱点展露了人的自然天性，舒展了自然的人性，张扬了自由的人格。他不修边幅，吃相不雅，不拘小节，甚至在做客时偷拿主人家的橘子回家自己独享（170）。他平日生活马虎而漫不经心，以至于别人不愿把自己珍藏的珍本和善本借给他（144）。受朋友萨维奇影响，他生活放任自流，性格褊狭，胸有成见。对演员的偏见伴其一生，认为演员的表演像狗（183）。他一生痛恨美国人，骂其为“流氓、盗贼、海盗”（234）。约翰生的妇女观更是与他的博识相左。当听说一个妇女讲道时，他说：“一个妇人家的讲道，好像狗用后腿行走。讲道不会怎么好的，而你看到这样讲道会感到惊奇”（103）。谈到私通罪时，他说：“一个破坏结婚誓言的妇女的罪责，要比破坏誓言的男子大得多。一个妻子应考虑想尽办法使她丈夫喜欢，从而感化他。假如他妻子在恪尽妇人之道方面没有懈怠的话，一个男子决不会离开他妻子而去寻花问柳，招蜂引蝶，这种例子在100个中也不会有一个”（125）。约翰生还认为，画肖像画对一个女子来说是一种不适当的职业：“公开练习任何艺术，还有盯着看男人们的面孔，对一个女子来说是不文雅的”（175）。难怪崇拜他的作者也这样评论道：“头脑里有浓厚的男性继承观念，哪怕是对于寒门素族，他也是这种态度”（194）。他主张只有男性才有家庭财产继承权。“女子对于我们干坏事羡慕不已；她们没有我们那样坏并非处于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受我们约束的缘故；她们是秩序和习尚的奴隶”（321）。尽管我们不能以现代的女性意识来求全约翰生当时思想的偏激和狭隘，但相对于他博深的智慧和修养，这种对女性的偏激的认识却多少会令现代人失望。

在文学艺术中，“自然”是启蒙文学的一种基本审美原则和理想。《约翰生博士传》中所表现的自然的、原生态式的个性的描摹，让我们体会到一种震撼的美，看到一个才能卓绝的鲜活的约翰生和他的那些不完美。他是一个扁平人物，却富有圆形的、丰富复杂的性格生态；他是一个身体、意识不完整的人（外表丑陋、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却有着一个完全的人格之美：理智、毅力、深刻的感悟和生动的想像力。

约翰生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的”（118）。他光耀的一生本身就是对人的知性与智性的无限肯定与高扬。鲍斯威尔在传记中把传主的理性的才情风貌与上帝的万能并置在一起，使人的智能的光辉逾越长虹，普照千秋不衰。

读《约翰生博士传》，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宗教情绪，可以触摸到一颗充满救赎热情的教徒的心灵。约翰生对宗教的虔诚来自于他的母亲。“他深以为憾的是，自己远没有尽到一个基督徒应尽的本分”（14）。他认为“现在基督教是一种极为有利的制度，因为它给我们光明和肯定，在此之前我们是处于蒙昧和怀疑之中”（98）。“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人的品格，较之一个恶名昭著，犯下残暴罪行的人还要令人深恶痛绝”（202）。他支持英国国教，反对国家剥夺教会的权利，希望维持宗教的权威以便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当时的怀疑主义盛行，以及17世纪“秩序被破坏，既定的规则被废除”的时代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狂乱和焦虑，约翰生提出“向古代探寻”来熟悉上帝的意志，抵达心灵的栖息地。他始终认为没有教会的社会是危险的，“公民生活中所缺乏的，只有通过宗教来填补，因此政府的第一职责就是在社区内普及一种宗教精神”（163）。约翰生还强调人类愿望的虚妄、不可靠以及人类的自我欺骗性。他认为得到上帝的拯救是有条件的，“没有人能够确信通过顺从或忏悔，自己就会得到拯救”（14）。所以他无法做到对死亡无所畏惧，也忌讳谈论任何死亡的话题。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始终在上帝的注视之下，上帝将会依据每个人的行动给予惩罚或奖赏。传主如此虔诚地相信上帝，个中理由可用他自己的话来阐释：“现实对任何人来说，决不是幸福的，但是作为我们意识到的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希望幸福存在于未来的某一时间，通过希望产生幸福。”“看到的比我们能够达到的要多，这正是我们的现存状态，意识到的缺乏比满足更具有持久性”（174）。既然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达到真善美相结合的理想境界，所以人们更寄望于来生彼岸，寄望于对上帝的祈望。

需要指出的是，和约翰生生活在同一时代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通过张扬人类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试图否定彼岸上帝对于人的权威与意义。而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真理掌握在上帝手中，只有上帝才能把握宇宙的真理。既然人类自身拥有认识真理的能力——理性，那么，人也就无需依赖上帝而存在，人本身就是上帝。因此，强调和肯定人的理性本质以及理性对真理的认识与把握能力，也即对人自身的主体力量与价值的肯定，进而用人取代神，把人放在神的位置上，这一点正符合18世纪启蒙运动对理性意义上的“人”的发现。当时的科学成就使人类从中找到了精神的依托，从而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认为凭着自己的知性追求，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一个类似天国的世界。约翰生也说过：“只要专心致志，坚忍不拔，什么都可以达到以至于每个人都可希望，只要勤奋不已”（187）。正是越过作者和传主对上帝基督的鼎力膜拜，人们才能感悟到《约翰生博士传》中作者对人的个体生命意志的极致张扬甚至胜过对彼岸上帝的敬仰：地位的卑微阻挡不了人的追求；贫穷动摇不了人的坚毅；疾病削弱不了人的锐气；死亡阻挡不了人的光辉。

《约翰生博士传》以“人”的历时性的生活事实组成发展链，展现传主人格的演进过程，用共时性的事实来补充阐释周围的动机。而在历时与共时的交叉点上，作者把约翰生生命之虹中斑斓的瞬间与片段巧慧地弥合成一个动态的、有生命气息的人，传主生活事件的来龙去脉、细梢末节无不涌动着人性的光鲜。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特别推崇《约翰生博士传》的教育意义。他认为“一位优秀人物的传记无疑就是一部福音，利用他的眼睛、心灵以及行为进行布道，就连恶魔也会因此而受感化”（卡莱尔，第196页）。他这样评价作者：“这是一位人物，让世界再次对人有信心！”二百年过去了，鲍斯威尔的这部巨著让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震撼和魅力，让我们依然对“人”有兴趣、有期待、有敬仰、有信心。

总之，鲍斯威尔的作品没有必要再加上任何称赞的语词。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约翰生博士传》标志着英国传记在求真方面的巅峰。鲍斯威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名革新者：他对传记“特殊价值”的认识和阐释——传记中大量的对话记录——是他给予传记形式的重大贡献，他的作品扬升了细节和事实的绵密和透彻，是那个时代的完美表达和内心精神的反映，是18世纪的一部史诗。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传记“应具备严格的历史真实性，再现传主生平经历的相对完整性，着意表现其个性并具有艺术性”这一标准来审视《约翰生博士传》的话，鲍斯威尔的“图画”中也会有阴影。首先，《约翰生博士传》结构的失衡是众人皆知的。约翰生死于1784年。整部传记约翰生的前半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篇幅，而他最后的8年则占据了整部传记一半的篇幅。他与约翰生认识21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两年零两个月，而且分开时也少有联络。《约翰生博士传》其实大部分写的是约翰生整个生涯的一小部分，充其量只不过是对约翰生老年生活的记述而已。

第二，鲍斯威尔1763年的日记构成了传记的部分事实，但日记本身也有缺陷：大部分的场景都来自于作者自己的观察视角。阿尔提克认为，“他完全可以采用回顾的方式把约翰生的私人生活与其文学生涯结合起来”（Altick 76）。但传主的资料来源从1763年开始彻底改变了。日记控制着整个传记的形式。以前少见的广延场景变成了主角，概括性的叙述减少了许多。当作者用一页页日历来随意支配写作方向时显然会造成某种庞杂和混乱。时间的变化越直接，主题间的过渡会越显突兀。鲍斯威尔在一年的时间里，堆砌了对约翰生外在生活的讨论、文学活动、家庭事件、旅行以及由信件及谈话形式传达的感情和知识趋向等等。对每一次对话，作者只能随对话内容延展到传主的观点，他人的宗教、政治、哲学观念，人类行为的反复无常及人格的点评等。约翰生不止一次对死亡这一主题的探讨，他对美食的偏爱，他的善良、暴躁的性格，这类资料散见于整部传记的始末。尽管生活本该如此，鲍斯威尔也如实地展示了生活的原貌，但艺术的目的之一毕竟还是减少生活的混杂性。

第三，也许是资料的匮乏或兴趣所致，鲍斯威尔对约翰生从孩童到年老的成长过程似乎并不感兴趣。他把过多的关心投入到约翰生变成了什么，而不是他是怎么变化的。他竭力搜集了约翰生在里兹菲尔德时多病的童年生活及不太称职的牛津学生时代的相关资料，但却没有用同样的篇幅和关注度记述他的年轻时代。这些恰恰给现代传记作家詹姆斯·L·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 1901-1978）留下了探究约翰生从童年到中年的思想形成过程及感情生活的机会，也即后来的《青年塞缪尔·约翰生》（Young Sam Johnson, 1955）。

必须承认的是，《约翰生博士传》1791年问世后对鲍斯威尔的同代人和之后二百多年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它出版的当年，有位朋友写信告诉鲍斯威尔：“你已经使他们讲话像约翰生了。”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英国人，特别是指《约翰生博士传》的读者。鲍斯威尔回信说：“是的，我已经使英国‘约翰生化’了；而且我相信，他们不但讲起话来像约翰生，思想起来也像约翰生了”（鲍斯威尔，第13页）。这么说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多少反映了《约翰生博士传》的问世所引起的轰动和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www.daowen.com)

《约翰生博士传》为英国乃至世界的传记文学树立了一块里程碑——一个新的传记时代从此开始了。事实上，在大多数19世纪的传记中我们总能找到模仿它的痕迹，如戏剧化的对话、大量的资料、传主与作者的亲密关系等；尽管鲍斯威尔之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又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但《约翰生博士传》的典范地位却从未动摇过，鲍斯威尔的创作方法至今对传记文学界仍有重要的影响。他通过及时笔录再现会话的“鲍氏手法”（the Boswellian Techniques）和重现杰出人物生平、个性的“鲍氏模式”（the Boswell Formula）仍是当今西方传记文学界的常用术语。

鲍斯威尔的传记理论

历史学家兼评论家沃尔多·H·邓恩在他的《英语传记》中指出：“没人能够否认，《约翰生博士传》在理论、宗旨、构思上几近完美。他（鲍斯威尔）不是一个发明家，也不是一个发现者，更不是一个理论家。在传记领域，他是一位很细心的学生，勤奋的工人。如果说他不够完美的话，至少可以说他是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家”（Dunn 156）。

鲍斯威尔始终把约翰生视作自己的一部分——理想中的那部分，是他最想成为的一个人，他羡慕约翰生坚定的意志和决心（Stauffer, 1970: 414）。他与传主志趣相同，有着对社会地位和家庭、宗教信仰、伦理观念等方面相近的认识，有着对文学和社会等方面共同的热爱，而最大的共识则是对传记的钟爱。约翰生说“文学中的传记部分是我的最爱”，鲍斯威尔一生的业绩和所有作品证明了他的情趣；约翰生说“真实是故事的根本”，鲍斯威尔为确认一个日期会跑遍伦敦大半个城市；约翰生坚信一个过往的生命没有什么不是有趣的，鲍斯威尔不顾别人的嘲笑奚落，担心别人会遗忘，会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也阐释得详尽透彻；约翰生没有有关传记实践的箴言和概括，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也没有对此做过任何界定。鲍斯威尔是位超越圣徒的信使，是知性导师理论的践行者。

“哪怕是最平常的对话、最不起眼的场景，都要作精确的记录。了解他的原则和习惯的朋友对他讲的任何故事都深信不疑，但若换成别的一些人，则另当别论了”（Stauffer, 1970: 417）。鲍斯威尔在讲到约翰生扶着一位老妇人过马路后，这位老太太施舍给约翰生一个硬币的事情时，精确地补充道：“她给他的是一个先令，地点在福利特街”。他用热情、执着和认真保护和捍卫约翰生的声誉，但不会以隐瞒真相作代价。他坚持着一个近乎机械的完美标准。为了真实，他一次又一次挑战约翰生的耐心极限，不顾他的恼怒以确认约翰生的早期生活故事。约翰生好多精良的语句和论证都是鲍斯威尔“敲诈”出来的。1769年10月26日在约翰生家，他反复追问关于死亡的主题激怒了对这一话题敏感的约翰生，在他临走时约翰生不无气愤地说“明天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斯托夫感慨道：“他对日期、参考资料和证词证据的精确呈现简直成了艺术”（Ibid. 422）。

鲍斯威尔之前的传记家们在收集资料方面没有谁会有他十分之一的勤奋，连约翰生自己也只是坐在摇椅上从手边的书中寻找材料而已。鲍斯威尔认为传记的真实性和逼真性来自于占据材料的多少和材料来源的广泛程度。他堪称从众多材料来源中归总出单一事件的专家。比如约翰生和乔治三世在皇室图书馆的那一次会面就是他从多方资料中汇总出来的：有来自贝内特·兰顿（Bennett Langton）（他在别人家听到约翰生把这件事告诉兰顿），有来自约翰生印刷界朋友写给主教沃巴顿（Warbarton）的信，还有的是从私人文件和口头回忆中整理而来的。

如果说鲍斯威尔在追求传记的真实性方面付出了比同时代的人更多艰辛的话，那么他拒绝不加批评的称颂更表现出他的个性。他曾说过，“我承认我写的是他的生活，而不是对他的颂扬；尽管他很了不起，但却不一定很完美。做人做到他这样，确实应该成为称颂的主题，但每一幅画上应该既有光线，也肯定有阴影”（Altick 62）。当约翰生的宠儿汉娜莫尔恳请他减少一些“我们这位德高望重的、过世的朋友的粗鲁”时，鲍斯威尔反驳道：他“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而砍去他的爪子，也不会把老虎画成猫。”尽管他确实删除了约翰生被演员加里克激怒后一些淫秽、下流的言词，但约翰生生活中没有一件不尽如人意的行为不被囊括在册。当代一些评论家认为鲍斯威尔损毁了一个英雄，因为这部传记缺少那些伟大的、令人刻骨铭心的行为，但约翰生的弱点却为他增添了英雄般的权威。鲍斯威尔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丰润鲜活的人：趾高气扬、满腹怨言、不以为然、拖沓呆滞、脸上长满痘痕、邋里邋遢、高度近视、蛮横无理、武断好辩、迷信褊狭；可这些缺陷丝毫没有遮掩住他的睿智、才情、趣味、善良、诚实。作者在选材和构思上的独特匠心不能不说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

鲍斯威尔说过，“我不能允许任何与这个伟大主题相关的细节从我的记忆中逃掉。尽管对一些人来说，一个细节显得太微不足道，但也许会被另一些人津津乐道；每一个小火花都会为闪亮的火焰增色”（Ibid. 64）。在写到约翰生在伦敦街头碰到一位老同学时沉闷的气氛以及他们如何慷慨地给了出租车司机一先令钱等事实时，作者把街道的名字适时地讲了出来，让任何一个熟悉18世纪伦敦的人都能想象出具体的位置、建筑物、人行道、排水沟、街上的嘈杂声，甚至闻到街上的味道。约翰生的各种怪癖和行为被鲍斯威尔用非常个性化的形式和全方位的细节描绘出来，仿佛雕刻在读者的心中，几个世纪不衰。

鲍斯威尔的自传

鲍斯威尔在传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其实开始于他的自传。他二十多岁时开始记日记。他的日记被集结成15卷，囊括了18世纪英国一位个人生活的全部内容。

鲍斯威尔的自传才能造就了他卓尔不群的传记技巧。《约翰生博士传》作为完整的作品出版前，其实就是鲍斯威尔的自传材料碎片，散乱地存在于他的日记中。约翰生只是他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巨大抱负的化身而已。他早年开始记录对话的习惯和技巧，在《约翰生博士传》中发挥到了极致。这本18世纪的巨著是从作家心灵深处汩汩流淌出来的，它跳动着作者的生命，燃烧着作者的情感，ë含着作者对美好人性的不懈追求和褒扬，富含着作者对传主的崇尚与敬爱。他用一颗慈善之心为人类塑造和颂扬了一个美好人性的辉煌典范。

著名传记理论家保罗·默里·肯道尔说过：“在另一个人的踪迹中，传记作者想必会时不时地找到他自己的影子。所有的传记都在它自身内部笨拙地掩盖着一部自传”（Kendall 98）。如果我们以开放的方式阅读《约翰生博士传》，它何尝不是作者的自传？在大量的事实细节背后，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作者为艺术真实而“献身”的艺术家形象。为了准确记录约翰生的行为和谈话的内容，他会移动自己的椅子，靠近约翰生的背后，为听清每个字，瞪大眼睛，身子前倾。在时常雄辩、讨论、嘲讽、挖苦、批评的传主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执着、天真、博识但又谦卑的鲍斯威尔。

人若有兴趣观测别人，往往首先会反观自我。自我意识是激励对他人兴趣的源泉，而对别人的观察角度映照出自我的价值观念。鲍斯威尔坚持忠实自己的日记资料，把传记和自传有机地结合起来。鲍斯威尔把自我意识融入到约翰生的心灵，成为点燃他智慧的火花。正是他敏感的观察和体悟才激发出如此灵动ë满的文字。戴奇思在《鲍斯威尔和他的世界》一书中写道，“鲍斯威尔在描述约翰生的过程中贪得无厌地应用自己性格的种种侧面。看似一辈子以观察别人为己任，他其实是在寻找、记录、怀疑和求证自我”（Daiches 146）。难怪斯托弗感叹道：“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谁能像鲍斯威尔一样在传记里留下如此完整而令人满意的自画像”（Stauffer, 1970: 411）。我们从《约翰生博士传》中，看到的其实是两个传主的肖像画。

鲍斯威尔的《伦敦日记》里，同样凸显出了他的个性特征。日记记录了从1762年11月15日他离开爱丁堡，到1763年8月3日他离开伦敦赴欧洲大陆求学的经历。日记是他写给好友约翰斯通的，他希望这本日记“对我的好朋友约翰斯通有用。虽然我的离开使他难过，日记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让他开心”（韩加明，第112页）。其主要内容涉及他为加入皇家卫队而徒劳奔波、与女性交往的风流韵事以及与约翰生的结识。关于日记，他想坚持“宁肯少而精，不要多而乱”。他认为记日记没什么害处，“它并没有刻意追求惊人的冒险，既记录了我吵吵嚷嚷的生活，也记录了无声和严肃的思索”（同上，第115页）。

对文学情有独钟的鲍斯威尔违背了父亲的希望，未能成为一名律师，于1762年来到伦敦，欲在皇家卫队谋求军职，结果因种种原因失败。波特尔在《导论》中写道：“日记表明鲍斯威尔从信心十足到信心动摇，再到怀疑、绝望、沮丧。他最终放弃了钟情的皇家卫队计划，同意退化为律师”（Pottle 14）。

鲍斯威尔在日记中对自己的性欲望、性期待、性行为的大胆直言，让戴希斯用“毁灭性坦诚”来形容。“现代读者也很清楚鲍斯威尔的吸引力……但这个有展示癖的人，这个着迷的自我分析师，这个始终受到忧郁症困扰而无能为力，又在几乎可笑的程度上屈服于一切肉体弱点的人，确实也叫我们不能不同情”（Daiches 6）。鲍斯威尔的坦诚和自我剖析“表现了可与卢梭相媲美的对动机的探究，同时具有胜过卢梭的超脱性”（Ibid. 112）。然而，鲍斯威尔的日记也有其坚持的原则，“我会小心谨慎，不涉及可能有害的事情（如果真的有），我会避而不谈。还有，那些可能给当事人带来麻烦的事情，我会为了安全起见使用化名（Ibid. 113）”。鲍斯威尔所创立的近代传记求真、写实的特点也完全适合于他的自传。

鲍斯威尔总希望从别人的生命中认证自我。他对自己缺乏信心，渴望别人的赞成和欣赏。他的日记清楚地展现出他性格的双重化：既是传道者又是罪人；道德家传播爱，而罪人渴望爱。鲍斯威尔曾经这样说：“女人在镜子前调整衣服，男人通过日记调整自己的个性”（转引自Stauffer, 1970: 452）。他在一次日记中，记录了自己酒醉回到家中的餐厅，砸断了手杖和座椅，还拿东西砸向妻子后，自言自语道：“简直是个野兽！”鲍斯威尔的自知之明使他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而这一特点把他的性格撕成了两半：一半是艺术家和道德家，另一半是好冲动的热血动物。

《伦敦日记》还让我们了解到他当初如何与约翰生接触的事。日记的内容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鲍斯威尔在这一阶段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伦敦生活的风貌。苏珊·曼宁说过：“日记把行动的自我投射到可视的舞台——语言上，因此行动的自我可以受到观察的自我的考查、评判和整理。对作者来说，舞台是词语，是‘文体’”（Manning 132）。鲍斯威尔在为自己的日记写的“引言”中说：“记下我的各种情感和行为，这不仅有用，而且有趣。它将使我养成应用习惯，提高表达能力；同时知道自己的行为要写入日记也会让我更注意言行举止。如果错了，它会帮我下决心改正”（韩加明，第113页）。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鲍斯威尔坚持日记写作的理由。鲍斯威尔最成功的人物肖像画何尝不是他自己？！

注释

［1］引文出自詹姆斯·鲍斯威尔：《约翰生博士传》，王增澄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以下引文只注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