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Evelyn, 1620-1706）

在17世纪的英国日记作家中，约翰·伊夫林是令人瞩目的一位。他的日记与佩皮斯的日记遭遇相仿，在其去世后一百多年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818年经他的后人许可才节选出版。但伊夫林本人与佩皮斯不同，他出身贵族世家，一生经历丰富，涉猎广泛，视野十分开阔。他年轻时曾游历欧洲大陆多年，娴于建筑、绘画、园艺、雕塑、艺术品鉴赏与收藏、音乐、文学创作等二十多个领域；他又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对自然科学兴趣颇浓，交际圈中也不乏众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与当时政界的头面人物也过从甚密，并在王政复辟后出任政府专员，负责海军伤病员救治和收容战俘事务，因而能够亲身经历和观察历史事件。因此，伊夫林的日记包罗万象，其中大量篇幅用于记录自己的海外游记，描写独具特色的建筑、雕像、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体现出他作为上流阶层的一员所具有的广泛兴趣爱好与修养。另一方面，伊夫林十分关注自己所目睹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使他的日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伊夫林持之以恒地写作日记长达66年之久，从21岁（1641年）一直记录到辞世前最后一个月，因而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这部作品缺乏日记文类所特有的私密性与即时性特点，文中以记事为主，却不愿向读者展示作者真实的自我。读者所看到的伊夫林是他塑造出的威严、虔诚的自我形象，因而这部日记实际上更接近于回忆录。

伊夫林日记的魅力

伊夫林日记的魅力来自于他出色的观察与叙述。作者不但兴趣广泛、在日记中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而且善于观察，通过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展示出一幅独具特色的画卷。

伊夫林日记的一大突出特点是作者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望，文本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与可读性。首先，伊夫林与佩皮斯一样，无需从海外归来的商人旅客那里间接获取各种奇闻异事，而是通过多年的海外旅行获得第一手的有趣见闻，回国之后也利用各种机会同荷兰、丹麦、法国、瑞典、波兰等国的外交使节与公民交谈，籍此打听到各种奇闻异事并记录在日记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其中不乏不着边际的迷信与离奇的传说。例如，他发现今年的月亮比往常要大许多，由此相信蘑菇无法生长，木匠的女人会产下双胞胎。他认为泰晤士河中出现白鲸是不祥之兆，1658年白鲸的出现预示着护国公克伦威尔崩殂。他甚至认为彗星的出现将会给英国带来暴力革命的灾难。这表明在新科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的16世纪，即便是像伊夫林这样参与创建皇家学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依然无法摆脱中世纪以来旧式思维的影响，对日记中所记录的奇异现象做出迷信的解释。其次，伊夫林在日记中对自己的海外游览经历津津乐道，将人文风貌、风景名胜描写以及自己的兴趣融为一体，使日记中的相当一部分篇幅成为引人入胜的游记。伊夫林在旅行中始终注意观察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各种娱乐活动。响尾蛇、鲸鱼、犀牛等奇珍异兽，街头玩吞火把戏、吞匕首、走钢丝的卖艺人，威尼斯妇女的奇装异服，布鲁塞尔街头拖车的狗，费拉拉野外极为明亮的萤火虫等新奇事物，无一不将他深深吸引。伊夫林还对所到之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例如他详细描写了自己在意大利来亨所目睹的奴隶市场：

这里聚集了大量的奴隶，他们中有土耳其人，摩尔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有的人在买奴隶，有的人在卖奴隶，有的人在喝酒，有的人在玩乐，有的人在工作，还有的人在睡觉、打斗、歌唱、哭泣。几乎所有的奴隶都光着身子，可怜地被锁链拴着。这里有个帐篷，人们只要无事可做都可以来这里卖身押注；如果他们输掉赌局，就会立刻被拴上锁链，拉到船上做几年奴工，很少有人能够再回来。（Evelyn, 1906：I-188-189）

除了叙述海外的奇异之处，日记中也全面精辟地描写了作者所到的风景名胜。伊夫林在日记中以大量篇幅记录了旖旎的自然风光，这在当时的日记中较为少见。而他所描写的人文景观中，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意大利的名胜古迹。伊夫林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日记中重点记录了在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等地的游览经历。为了全面地观赏罗马，伊夫林特地聘请了一位向导，整个游览总共历时32天。因而他的游记有别于走马观花式的作品，成为英国宗教改革之后第一部由英国人写作的全面的罗马游记。在叙述中，伊夫林通常选择性地描写对象最突出的特征并冠之以“高贵”、“宏伟”、“庄重”等词汇，再围绕这些特点展开叙述。由于伊夫林热爱知识、勤于探索，他的海外旅行绝非纯粹游山玩水，主要目的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参观高雅艺术并修习自然科学，因此他描写人文风貌和风景名胜时始终体现出自己对艺术和科学的浓厚兴趣。作为艺术造诣颇深的高雅人士，伊夫林的叙述重点是各种独具特色的纪念碑、绘画雕塑作品和园艺景观，许多篇幅甚至堪称艺术评论作品，例如，他对法国和意大利庭院的描述经常被学界引用（Coffin 157）。而文艺复兴发祥地的新科学同样吸引了作者，他热衷于参观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植物学、药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各种实验，而且参观了兵工厂、玻璃厂、造纸厂等工厂，对钟表、焰火、发动机、潜水钟、玻璃器皿等事物的制造工艺均叹服不已。

伊夫林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的叙述使日记具有高度的可读性和原创性。首先，伊夫林的叙述详细全面，观察细致入微。他甚至会在圣诞夜彻夜不归，四处观察罗马各大教堂举行的圣诞夜庆祝仪式。他对教皇英诺森十世加冕典礼的全过程及之后的庆祝活动展开了惟妙惟肖的描写，不放过仪式的每一个细节。其次，他在日记中通过自己独具慧眼的观察，使读者在阅读时获得直观的认识，犹如身临其境一般。其中最著名的篇章是对伦敦大火的描写，这与佩皮斯的日记一样使读者犹如置身于这场灾难中：

整个天空火光冲天，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炉子上炙烤一般，方圆40多英里的地方接连好几个晚上都能看见火光。上帝赐给我的眼睛可能从未看过如此惨烈的景象，我看到一万多间房屋都燃起了大火，熊熊烈焰所产生的杂音、爆裂声、巨响声不绝于耳，我听见妇孺的尖叫，看见人们在飞奔，塔楼、房屋、教堂顷刻灰飞烟灭，宛如一场可怖的暴风席卷而来。周遭的空气全是灼热的，到最后再没人能靠近火场……浓烟汇聚而成的乌云着实可怕，根据计算它的长度竟然达到约50英里。因此，我今天下午离开这里。这就像被上帝焚毁的索多玛城一样，有如世界末日来临。（Evelyn, 1906：II-253）

伊夫林日记的史料价值

在日记中，伊夫林大体上更为关注各种历史事件与外部活动而并非自我的内在本质与人物性格。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伊夫林在日记中不仅生动再现了自然风光、人文艺术作品、科学研究活动，而且将自己所目睹的历史事件娓娓道来，并对自己熟悉的历史人物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使日记具有高度的信息量与史料价值，因而“对历史学家是无价之宝”（Coffin 157）。它的史料价值就在于“这是一部无可比拟的文献，它记载了英国半个多世纪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俗习惯、宗教思想、政治转型、文化以及人们对自然科学日益浓厚的兴趣……日记中最具价值之处也许是共和国与护国公时期英国国教教徒的宗教生活，以及英国大革命之前公众舆论的演变情况”（de Beer 238）。(www.daowen.com)

伊夫林日记的最与众不同之处是作者全面地记录了60多年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堪称“六十余年英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的见证”（汉舍尔，第8版）。它在时间上从查理一世一直叙述到安妮女王时代，描写大气磅礴，堪称一部个人编年史。他力图向读者展示他所在时代的各种宏大、重要的场合，着力描写盛大的仪式、华美的服饰、声势浩大的游行、光辉璀璨的珠宝、丰盛的宴席等场景，因而被誉为“王政复辟时代文化的伟大记录家”（Howarth 126）。伊夫林力图用日记描绘他所在时代的全貌。作为一名亲眼目睹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者，伊夫林将内战前的国内矛盾、内战经过、伦敦大瘟疫、伦敦大火、1684年大霜冻、英荷战争、国内的各种叛乱与阴谋活动都一一道来；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伊夫林将大量的篇幅用于介绍新科学在英国的诞生与发展；作为虔诚的英国国教教徒，伊夫林用大量篇幅记录了自己聆听布道的经过及所听的布道祷文，并对克伦威尔统治初期国教教徒的宗教活动和1655年11月后因遭取缔和迫害而转入地下的宗教活动做出了翔实的记录。这些对于研究英国17世纪下半叶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伊夫林为何能在日记中实现高度的史料价值？这是因为他不仅在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远离政治漩涡，清醒把握历史事件，而且他与当时重要的历史人物私交都很好。伊夫林在日记中频繁使用的词语之一是“谨慎”（discreet），这也是他的人生信条。他的墓志铭将他概括为“在重大事件与革命层出不穷的时代，他懂得一切皆是虚假的浮华，除了真正的虔诚之外没有绝对的智慧”（Evelyn, 1825：xxiii），因此他能够在波谲云诡的大时代中清醒敏锐地观察种种愚蠢、荒唐之举，竭力避免自己也陷入狂热。尽管他是坚定的保皇派，但却担心卷入内战会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而远走欧洲大陆，甚至在晚年政治主张逐渐倒向与保皇派对立的辉格党；王政复辟后，他对宫廷生活十分厌倦，对高官厚禄敬而远之，称其为“镀金的玩具”，甚至谢绝担任皇家学会会长和接受骑士封号；他不仅奉行“无官一身轻”的理念，而且也不愿在日记中议政。除了内战前对政局的思考以及对宗教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之外，日记中大部分的政论都摘自报章。另一方面，正因为伊夫林远离政治，他能够与当时的头面人物保持亲密的关系，并与当时几乎所有的英国知名知识分子建立了友谊，因而能作为历史见证人享有近距离目击各种重大事件的特权。因此，伊夫林日记中不仅叙述了众多历史事件，而且对当时诸多重要历史人物与大知识分子进行了细致的肖像描写，例如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路易十四、桑德利奇爵士、博伊尔、贝内特、克拉兰登、霍布斯、吉本，并将其与人物评价加入到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使日记中的历史叙述更加丰富、全面。

伊夫林日记的局限性

伊夫林小心谨慎的处世之道却有损他的日记的价值；他在日记中刻意隐藏自己的隐私，显然违背了日记的私密性原则。作者担心真实的自我在日记中被旁人一览无余，因此叙述以记事为主，压制自己的情感，甚至将日记的即时性写作原则抛之脑后。更何况他的日记还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即力图对读者实施教育，并为实现此目的而对自我形象进行理想化塑造。总之，伊夫林日记更像一部回忆录、自传、游记而非日记，有学者就称这部日记为“英国17世纪的一部经典的自传作品”（Underdown 160）。

首先，伊夫林在写作日记时已明确意识到将来要将其出版，因此在文中强烈地意识到读者的存在并对此深为忌惮，而不愿像佩皮斯那样在日记中袒露自己的灵魂，致使读者无法看到作者与自我的私密对话。伊夫林采用倒叙手法交代了自己先前的情况。伊夫林从21岁开始记日记，但日记中却叙述了他此前的童年时代和自己家人的情况。他在文中写道：“我出生于1620年10月31日（萨里郡沃顿市），星期二上午2点20左右，当时我父亲已经结婚7年了，我母亲已经给他生了3个孩子，两女一男；我父亲83岁，我母亲23岁”（Evelyn, 1906：I-1）。之后他用大量篇幅叙述了21岁之前的童年回忆，也介绍了之后在他人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诸多人物。显然，从写作日记的角度看，伊夫林大可不必赘述自己耳熟能详的背景信息，但此举却大大方便了读者的阅读。正因为作者的写作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而非自我阅读，他对日记精雕细琢，却没有像佩皮斯日记一样展示自我的真实一面和隐私，使这部日记更像是一部回忆录或自传而非私人日记，也因此破坏了日记的私密性。伊夫林不仅未能像佩皮斯一样坦言自己的缺点和不道德的行为，甚至不愿在日记中提及自我与家人，读者只有在作者孩子的葬礼上才有机会认识他的妻子与孩子^［2］。因此，伍尔夫批判了伊夫林日记中的隐晦笔法：“它有时像一部回忆录，有时像日程安排表，但他从未在日记中坦言自己内心的秘密，他写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夜晚坦然地对他自己的儿女大声朗读”（Woolf, 1925: 113）。显然，这与伍尔夫的日记创作原则背道而驰，即“好的日记作家要么是为自己写作，要么是为很久以后的子孙写作……不必矫情，也无所顾虑”（Ibid. 113）。

其次，由于伊夫林的慕史倾向，他在叙述中以记事为主，压制自己的情感，甚至为了阐明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不惜违反日记的即时性写作原则。伊夫林在日记中关注外部世界的重大事件而并非他的内心世界。为了将这部日记写成个人编年史，伊夫林在叙述中排除了个人情感，文中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景物描写、布道祷文的引述，还是人物描写，都很少自然流露作者的真挚情感。另一方面为了达到书写个人编年史的目的，作者常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手法，并且将许多事后才能做出的评价与想法穿插在事件发生过程的叙述中，这需要作者在事件发生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回忆、总结方能写成，显然违背了日记的即时性写作原则。根据德比尔的考证，伊夫林并非每天撰写日记，而是每天记录笔记，之后再根据笔记写作日记。他于1660年左右开始整理自己先前的记录，并利用回忆和书面材料对其加以扩充；他在写到1646年时便中断了写作，之后在1682年左右继续整理自己的记录，并在此过程中加入新的材料，直到他写到1684年，之后才严格地按照常规每天写日记（de Beer 237）。由此可见，这部日记并非即时写作而成，而是在记录下素材之后多年再写日记，并在写作时对原有记录进行修改和删减，加入了事后的看法和意见。但此时的作者自我常常与当时的自我大相径庭，因而丧失了日记的即时性价值。经过作者的编辑修订之后，这部日记无法捕捉即时发生的每一个瞬间并展示当时作者的自我，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一部采用日记形式、经过精雕细琢的回忆录。例如，他认为1618年彗星出现的异常天象带来连年累月的人祸战乱，在欧洲各国开启了“一个革命层出不穷的时代”，并指出其影响直到他整理之前的记录时（17世纪80年代）还未结束（Evelyn, 1906：I-6）。在写到长期议会于1640年11月3日举行的一次会议时，伊夫林称“这引发了我们在此之后长达二十年的痛苦”（Ibid. 21）。在论述英国国王1672年颁布的《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对英国国教的危害时，他指出“就这样放弃管控，然后幻想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重新实施管控，这是错误的施政，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Evelyn, 1906: II-341）。这些绝非作者能够对未来未卜先知，而是他摒弃了即时写作、采用对回忆进行加工的手法使然，使得这部日记“像是伊夫林的回忆录而并非他的日记”（Harris and Hunter 7）。

最后，伊夫林力图通过这部日记教育后代，帮助他们自我提高和进步，并为实现英国国教的道德教化目的塑造威严、虔诚的自我与他人形象。一方面作者将大量篇幅用于叙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参加的各种宗教活动，斯科特爵士称他的“生活、举止、原则都在他的回忆录中得到诠释，这应当成为英国绅士的手册”（Willy 14）。另一方面，伊夫林塑造出理想化的虔诚信徒形象以实施示范作用，使日记落入了圣徒传的窠臼。作为一名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宗教活动在他的日记中占据了重要篇幅，这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因此汉舍尔认为伊夫林的作品虽然引人入胜，但却难逃说教的诱惑（汉舍尔，第8版）。作者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参加圣餐、聆听布道、做祈祷、感谢上帝恩赐等活动，以及他与地位显赫的神职人员所展开的谈话，每一次成功脱险或抵制住诱惑，都会心怀感恩地向上帝祷告致谢。日记中对布道祷文的记录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日记越来越多地充斥着叙述翔实但却言语乏味的布道祷文，而且由于他年事已高不免昏昏欲睡，文中还经常穿插着他为此对上帝的致歉”（Bowle 3）。伊夫林着重在日记中叙述了17世纪50年代，因为当时英国国教正遭受克伦威尔的严酷迫害，伊夫林认为这段经历坚定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通过日记记录了自己内心虔诚程度的变化。当克伦威尔于1655年下令禁止英国国教的教士进行任何公开活动时，他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悲哀的一天，这也是英国国教自宗教改革以来最悲哀的一天”（Evelyn, 1906: II-107）。为此，伊夫林不遗余力地谴责克伦威尔。他认为克伦威尔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该死的暴君，最不择手段的压迫者”（Evelyn, 1995: 95），在日记中将克伦威尔斥为“逆贼魁首”、“篡位者”（Evelyn, 1906: II-184: 70），将参加克伦威尔葬礼描写为一件大快人心之事，称：“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开心的葬礼，因为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泣”（Ibid., II：186）。除了用自己日常行为活动对读者产生示范作用，作者还树立了众多模范的虔诚教徒形象，以圣徒传的笔法鼓吹宗教教义，实施宗教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在神职人员中，伊夫林常常以他的好友、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泰森（Thomas Tenison, 1636-1715）为圣徒典范实施教化，称他过着“模范的神圣的生活，不辞劳苦地不断进行布道”，同时始终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弘扬对上帝的信奉：因此他拥有普世的，无私的灵魂，他的谦虚，谨慎，虔诚都是我从未见到过的”（Evelyn, 1906：III-94）。而在普通教徒中，伊夫林则主要选择王后的侍女玛格丽特·布拉格（Margret Blagge）为模范，将其写成“不仅拥有过人的智慧、美貌且十分完美，而且在虔诚与美德方面是罕见的一位模范”，“在充满淫欲的王宫里，在世风日下的时代中，这位女士堪称是个奇迹”（Evelyn, 1906: II-350）。其他的模范人物还包括博克夏郡的克拉兰登女士——“一位与众不同的圣徒”。她主动愿意过贫穷、单身的生活，常会探望病人并送给他们救济品，“拥有无可比拟的虔诚与美德”（Evelyn, 1906：III-186-187），以及“诚实的木匠”、造船大师约纳斯·希什（Jonas Shish）。

评　价

伊夫林的日记涵盖了长达66年的历史事件与社会文化风貌，突出了作者广博的知识与兴趣，并以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形象的叙述见长，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是英国日记的一部巨著。但由于突出作者虔诚的宗教信仰，强调思想与道德价值观的灌输作用，有悖于日记的真实性和即时性，因而这部作品未能体现出日记所应有的真诚，而更像一部以日记形式写成的回忆录或自传。这部作品在重视道德教化的维多利亚时代备受推崇，但随着以布鲁姆斯伯里作家群体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兴起，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受到颠覆，伊夫林日记也开始遭到批判，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伍尔夫的评价。她认为伊夫林作品的特点是虚伪，因为“他的作品晦涩而并非清晰。我们无法看到作品的深度，其中也没有他思想或心灵的隐秘活动……我们不禁要怀疑他是个令人厌烦，吹毛求疵的人。他有时盛气凌人，有时对自己的长处过于自信，而对他人的优点却有些不以为然”（Woolf, 1925: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