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zaak Walton, 1593-1683）

艾萨克·沃尔顿是英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一位作家。他的《垂钓大全》（The Complete Angler, 1653）在他死后多年里平均每年重印一次，就此而言只有《圣经》和《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1662）堪与之比肩。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商人，却能够在当时英国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与地位较高的主教、出版商等人结为好友。正是这种友谊促使他为好友撰写出《多恩传》、《亨利·沃顿爵士传》（The Life of Sir Henry Wotton, 1651）、《理查德·胡克先生传》（The Life of Mr.Richard Hooker, 1655）、《乔治·赫伯特先生传》（The Life of Mr. George Herbert, 1670）、《罗伯特·桑德逊博士传》（The Life of Dr. Robert Sanderson, 1678）五部传记扛鼎之作，开创了亲切传记的写作手法，给英国传记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影响。他继承了当时日渐衰落的传统圣徒传写作手法，达到了英国传记史上圣徒传的巅峰。同时，他也吸收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盛行的希腊罗马传记传统，通过刻画典型人物的正面形象实现教化众生的道德目的，被约翰生^［7］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誉为“伟大的赞歌手”（panegyrist）（Boswell, 1917：ii, 364）。

在沃尔顿所处的时代，传记种类已经空前繁荣。一如唐纳德·斯托弗的研究所示，“在文艺复兴的多重影响下，以及由于英语散文的发展，传记更加多样性。（17世纪）之后几个世纪中盛行的传记手法与流派均能从1550年至1700年之间找到雏形”（Stauffer, 1930：x）。在这些传记奇葩中，沃尔顿的亲切传记独树一帜。亲切传记使沃尔顿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传记作家，也奠定了他在英国传记史上的地位。所谓亲切传记，即通过强调传者与传主之间的亲切关系，记录传主的轶事和与众不同之处，使传记从着力刻画传主的成就和历史事件转变为以刻画传主的人物性格为主。这一转变，使英国传记逐步脱离了历史学科的范畴，向文学艺术的领域靠拢，从而强化了传记文类的独立地位。此外，从以纪事为主向以述人为主转变的立传方针也极大影响了鲍斯威尔、斯特雷奇等后世著名的传记作家。导致沃尔顿实现这一转变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西方古典传记的影响；二是沃尔顿个人特殊的传者身份。沃尔顿深受古罗马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双行传记的影响，其传记以刻画、描摹和凸显传主的性格为重，而非单纯强调其事迹与成就。此外，与之前的传者有所不同的是，沃尔顿不是神职人员。作为一名普通信徒，他不具备对宗教教义进行讨论和解释的权威，也没有对各种宗教事件的解释权。因此他的叙事重点显然不是传主在宗教研究领域方面的成就，而是着力刻画传主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因此，沃尔顿在英国古典传记向近代传记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杨正润先生将沃尔顿对英国传记发展的贡献评价为：“沃尔顿的出现可以说是下一世纪英国传记繁盛的前奏，他是古典传记同近代传记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虔诚的道德目标反映了旧传记的影响，他在传记的艺术形式上的刻意求工和情感色彩，又预示了新传记的特点”（杨正润，1994: 244）。

沃氏传记对圣徒传传统的沿袭

沃尔顿所处的17世纪是动荡不安的时代。英国国内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旧贵族形成了议会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斗争，同时英国国教与清教、长老会等更为激进的新教势力的教义纷争无休无止，最终各种矛盾激化并导致了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之后在护国公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国王复辟，加强英国国教和王权的宣传和控制就成为亟需完成的任务。传记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之前圣徒传记传统一直倡导的根本目的。沃氏传记也不例外，它们在道德教化目标方面继承了圣徒传记的传统，在某些方面甚至代表了圣徒传记传统的最高成就（Pritchard 6）。沃尔顿采用了程式化的叙事手法，有时明显违反历史严谨性的基本立传准则，对事实随意加工、虚构甚至捏造，这些做法都服务于宣扬英国国教的目的。因此，传记能够对受众产生什么样的实际作用是沃尔顿在传记创作中力图实现的根本目的。王佐良与何其莘从教化功用研究沃氏传记，揭示出沃氏五部传记的宣教作用：“这五人都是宗教人士，就连外交家沃顿也在后来任伊顿公学校长的时候取得了神职。沃尔顿写他们，也是为了宣扬国教的伟大。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传记是以前的‘圣徒传’的延长和提高”（王佐良、何其莘，第461页）。具体而言，沃尔顿文本中主要通过文本操控、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借复述活动对意义进行加工这三种手段将传主个人的生平历史“打扮”起来，从而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沃尔顿的道德教化和控制，并在此过程中严格遵守宗教规范。

沃尔顿的文本操控主要体现在断章取义、语言艺术、营造因果关系、编造事实、对时间的处理五方面。沃尔顿通过断章取义以片面的真实性来代替全面的真实性，即尽管他所叙述的都是事实，但他为了实现阐释的连贯性，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规范进行选材并压制所有与其叙述相矛盾之处，因此在他的传记中每一位英国国教教徒都完美无缺，却没有一位清教徒得到了正面描写。沃尔顿能够隐蔽地展开叙事加工还得益于他高超地运用和掌握了语言艺术，他违背了自己“采用平实的语言，毫无艺术加工”（Walton, 1966: 21）的承诺，利用各种语言修辞手段在叙事加工中巧妙地实现了欺骗效果。沃尔顿还擅长故意将两个句子置于前后顺序以制造逻辑因果关系。以E. M. 福斯特著名的“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Forster, 1963: 93）论断为例，在现实中王后完全可能不是因为国王而死，但是在文学叙述中，事件是经过选择剪裁的，因此上述句子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就是王后的死与国王的死有关系。这种印象虽是不合逻辑的，但读者对叙述文本产生这种印象是十分自然的，沃尔顿可以营造出这种时序关系使读者产生因果关系的错觉。最后，当前三种手法不足以满足沃尔顿的要求时，他不惜编造事实，伪造传主的书信和对话，篡改历史记录与文档。这种做法从现代治史的眼光来看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但却使人感觉出自传主本人，而看不出是沃尔顿凭空编造的。沃尔顿的这种编造事实的行为虽然未能做到忠实于传主的客观历史事实，但却忠实于沃尔顿在传记中刻意对传主性格的刻画。因此在读者看来，文本中所叙述的人物言行都符合传主的性格。

对时间的处理是叙事重现客观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沃尔顿还通过文本中的时间安排干扰读者将叙事时间还原为故事时间，使读者无法确定事件的具体时间，其目的是服务于沃尔顿的文本操控行为，这主要通过相对时间体系的构建与沃氏偏题（Waltonian Digression）实现。沃尔顿是怎样构建其相对时间体系的呢？他不愿意采用绝对时间体系，在传记中不向读者透露事件发生的具体年月日，而是采用相对时间体系，例如“3年之后”，“不久之后”。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读者将文本与外部世界加以对照并进而确定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以此消除因加工事实而产生的痕迹。结果导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明显感觉到文中的时间混乱，而且难以还原为绝对时间。幸而少数批评家采用阻抗式阅读，努力还原出文本中所发事件的绝对时间，并因而找出了沃尔顿在时间安排上蓄意的加工手法。通过在文本中构建相对时间体系，沃尔顿营造出永恒性意义。他将传主短暂的生平转换为无时间的永恒存在，将其树立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模范教徒形象，提升了传记的教化作用。沃氏偏题也是沃尔顿消除叙事加工痕迹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制造出历史叙述的时间幻觉，使读者误以为叙事是如实遵照真实世界的时间顺序而展开，忽视了沃尔顿的加工手法。例如，当传主多恩因身体健康原因需要修养一段时间时，沃尔顿就会告知读者由于传主一段时间内没有活动，要暂时把他搁一搁，叙叙其他的相关事件或介绍背景环境。这种与真实世界保持同步的假象，使读者误以为自己是在阅读一部“信史”。

在英国16—17世纪，传记在罗马古典传记的影响下注重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激励读者效仿，从而收到预定的道德教化效果。在此影响下，沃尔顿不遗余力地塑造理想的传主形象，主要是通过演绎式塑造法和主情节塑造法实现的。演绎式塑造法是当时的宗教传记作家在刻画人物时普遍采用的手法，它指传者在撰写传记之前就已预设了传主人物性格，而传记只是围绕这一性格展开叙述而加以证明。为了实现理想化的传主形象，传者有选择性地对某些事件和要素加大了叙事频率，但却经常使人物变得简单化、扁平化。沃尔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像其他传记作家那样运用各种形容词对传主加以描述评论，而只是“客观地”叙述传主的言行。这是因为沃尔顿深知自己身为一名普通教徒，无权对作为高级教士的传主做出评判。于是沃尔顿让读者自行判定传主的各种模范品质，因而他的传记看上去似乎更加真实客观。主情节（masterplot）又被称作正统故事（canonical story），它受到规范所规训而且隐蔽地运作，实际上就是情节的原型，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改编，产生具体的心理图式并储存于特定文化的人群脑中，但又不像集体无意识那样先天产生并遗传，它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和艺术体验所获得的高度编码化的心理信息。主情节的突出功效在于高效性和修辞力量，传者可以摒弃与其力图刻画的人物形象无关或不典型的事件，将复杂的人物性格变为简单的类型，从而更易于传者的文本操控；同时主情节的修辞力量极大地提高了叙事的可信度，营造了逼真的效果。沃尔顿在传记中频繁使用了《圣经》和杰出圣徒的主情节。以《多恩传》为例，沃尔顿在后半部分36页的篇幅中使用了36个主情节。他在论述传主选举与婚姻时采用了雅各的主情节，在论述传主作为教会领袖与赞美诗人时采用了大卫王的主情节，此外还采用了圣保罗、约伯、摩西、圣奥古斯丁、圣斯蒂芬等来刻画传主的不同品质。主情节可使读者将其中的文化编码与传主的特质相结合，在读者的意识中清晰地呈现出这些特质。如此，传主的模范形象便与基督教教义有机融合在一起，传主与基督教经典人物形象密切结合，成为基督教精神的个体化表现，因而在读者阅读传记过程中便强化了基督教宣传。

沃尔顿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宣教目的，营造出文本客观可靠的假象，通过复述活动对意义进行加工。他在传记中大量引用了传主作品、书信中的语句，但这种引用采用了间接引语而并非直接引语的形式。这种复述行为起到了阐释、改编的作用，以服务于意识形态控制；同时也使传主晦涩的语句更加清晰，有利于文本的交际作用。赵毅衡认为：“文学叙述中任何形式的转述语都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人物语言的直录，是独立于叙述者的控制之外的；另一方面它们是被叙述的对象，服从于叙述结构的总的要求，因此在叙述者控制范围之内……人物的语气也可以侵入叙述者的语言之中”（赵毅衡，第151页）。通过这种方式，叙事者在文中伪装成传主，侵入了传主的话语，对其进行加工、调节，读者所看到的已经不是传主的原话，而是沃尔顿为实现道德教化目的而进行了阐释、加工之后的话语。另一方面，沃尔顿以间接引语的形式将传主晦涩的句法、词汇进行简化，消除其中含混的部分，使话语的意义表达更清楚，减轻了读者在阅读时的负担，避免读者对话语产生不同的解读，由此达到了更好的文本交际效果，强化了文本的宣教作用。

沃尔顿的上述手法背离了传记的历史客观性原则，但是始终遵循宣教共同体中严格的传统与规范性。这不仅限定了沃尔顿加工手法的范围，而且也充当了沃尔顿进行加工的依据，使他能够大胆地对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活动进行想象和阐释。他利用《圣经》等基督教典籍中的叙述想象传记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此为依据对他们展开心理描写。例如，沃尔顿多次以第一人称叙述传主的心理活动，但这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想象。由于沃尔顿根据《圣经》等前文本寻找与传主相似的情形（例如多恩像圣约翰一样接受上帝的召唤从事神职事业），根据前文本描写来想象传主的心理活动与情感，力图深入传主的内心，捕捉其心理活动，甚至替人物构建了十分贴切的冥想，因此沃尔顿认为这种想象并非来源于自己的想象力，决不是凭空臆造事实，而是可靠、负责的行为。(www.daowen.com)

沃尔顿对传记艺术的创新

虽然沃氏传记根本目的是为英国国教发挥摇旗呐喊的宣传作用，但它们在客观上对传记艺术的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理性力量的强大乃至新科学的兴起，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圣徒传中宣扬迷信的圣徒显灵了，圣徒传记逐渐走入死胡同。如若宗教传记继续原先的写作手法，就会失去读者的信任和认同，其结果将导致传记无法充当推进、普及教会意识形态规范的高效渠道。因此，为了强化道德教化这一最终目的，传记文本必须更容易为读者所主动接受。沃尔顿为了实现更好的宣教效果，利用传记作为与读者交际的渠道，在传记手法上取得了突破。沃尔顿一反宗教传记写作中沿袭拉丁语写作而产生的刻板、冗长、结构复杂的写作风格，开创了亲切传记写作手法，并将当时英国散文繁荣发展所提供的平易近人的风格融入亲切传记手法。王佐良对此指出：“英国传记有正式的，可以写得冠冕堂皇；也有所谓‘亲切传记’（intimate biography），则往往是用小品文的闲适笔调来写。17世纪上半叶，艾萨克·沃尔顿写的五篇传记属于后者”（王佐良、何其莘，第461页）。他拒绝采用叙事干预式的评论而仅仅充当传主的现场见证人或现场见证人的代言者，解读传主心理活动，展现传主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所具有的弱点，刻画传主与众不同的特质，这些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使传记中虚构加工的事实显得真实可信，使逐渐具有批判眼光的理性读者对其叙事文本“中止怀疑”并认同叙事文本，以此强化沃尔顿乃至英国当时的教会和王权所倡导的文化规范。朱文华在《传记通论》中简要归纳出沃氏传记的这一特点，即“对于传主的描绘都是生动具体的，而且在各个传主身上也都掺入了作者自己特有的文雅和异想天开”（朱文华，第84页）。通过传记的艺术性，沃尔顿不仅使他的传记更好地为读者所接受，出色地产生了宣教这一言后行为，还使英国传记向文学领域大步迈进。因此被誉为“率先成为具有艺术性、精心创作的传记……不但是扛鼎之作，还是创新之作”（Dunn xviii），“能够用爱的力量将生平记录升华到艺术领域”（Stauffer, 1930: 280），“这些传记率先成为……文学艺术作品”（Altick 20）。美国20世纪传记理论家约翰·葛拉提（John A. Garraty）对于沃氏传记对英国传记的“范式转移”所做的贡献赞赏有加，他认为：“沃尔顿是普鲁塔克之后最接近职业传记作家的人；他为下个世纪的伟大传记作家开辟了道路……他既具有中世纪的虔诚和道德教化特点，也像现代传记一样注重诚实、艺术性、人物性格。公正地说，1683年沃尔顿逝世时，传记的新时代拉开了序幕”（Garraty 75）。

首先，亲切传记促进了文本与读者间的交际，更有利于读者对传记的接受和认可。沃尔顿传记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在读者—作者关系和文体上一反当时传记写作中的慕史倾向，在传记中采用了亲切的写作风格。就读者与作者间的关系而言，作者并非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读者，而是在文本中与读者建立起平等、亲密的关系，让读者自行判断文中所述事件。他在1658年出版的《多恩传》修订版中坦言自己奉行的原则是：“如果我拥有权力的话，我不会用它来强迫任何人去认同我的观察或观点，而是留给他根据他自己理性去怀疑的自由”（Walton, 1658：sig. A10）。这显然与当时常见的立传套路——传主生平叙述、作者评论、传主的性格分析截然不同。沃尔顿始终避免个人作出主观判断，因而使传记看上去极为客观真实。例如在《胡克传》中，作者在叙述因上帝选民问题所引发的教义之争时绝不发表评论，但却暗中将胡克的观点与高教会派的意见相提并论，诱使读者推测出胡克也属于这一阵营的结论。就文体而言，沃氏传记既不像当时仿造历史著作所写的传记那样生硬、严肃，也不像典型的宗教传记那样注重对抽象的宗教教义进行阐释，而是采用更为“平易”、“不矫揉造作”的语言（Oliver 280），这与其他同样以宣扬教义为己任的宗教传记极为不同。通过比较沃氏传记与同时代的其他传记，可以发现沃氏传记中以叙述和描写部分为主，而其他宗教传记则将大量篇幅用于针对宗教教义的说理和议论。沃氏传记的语言吸收了当时英国散文中流行的随意文体，语言平易近人，读者时常可以看到传者在文本中直接与读者展开亲切的对话。这改变了宗教传记刻板、晦涩的缺点，大大提高了宗教传记文本的可读性和对读者的吸引力，促进了与读者的文本交际。因此，沃氏传记赢得了高度的读者认同。虽然传记中必须遵守高度的规范性，但完全遵守规范也会扼杀传记作为文学文本的创造性，使读者缺乏继续阅读的兴趣。沃尔顿通过对传主私生活以及轶事的叙述，使读者感觉文本并非老生常谈，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使文本更加真实可信。

其次，亲切传记刻画出更为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沃尔顿的传记中虽然延续了树立模范人物形象供读者效仿这一宗教传记传统，但又开辟了刻画传主特殊的人物性格的写作手法，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典范作品文类强调树立模范人物形象以便教育大众，因此为了使传主形象得到广泛的仿效，就必须强调传主各种品质的通约性，以笼统、抽象的原则来教导读者，而不是注重对个人化的品质进行细节刻画。根据这种原则所撰写的传记必然导致传主人物性格千篇一律，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传主的可信度，影响读者对文本逼真性的判断。而沃尔顿的亲切传记弥补了这一缺陷。它不仅塑造了传主模范的公众形象，而且利用自己与传主之间的友谊进入传主的私人生活，抓住传主不为人知的特殊品质为自己的传记服务。为此，沃尔顿强调传者与传主之间的亲切关系，采用亲切传记的形式拉近传主、传者、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了强化距离空间感的重要性，增强传记的逼真性，沃尔顿避免高谈传主生平中的历史性成就和抽象、高深的宗教教义，而向读者展示他所熟悉的传主生平中的轶事，使传主的人物性格惟妙惟肖，真实可信。

再次，沃尔顿之所以采用亲切传记手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身份所决定的。身为普通教徒，没有担任任何神职，沃尔顿为什么能够被权力强大的教会委以写传重任，而又胆敢冲破宗教传记的程式化藩篱，开创独树一帜的立传方法？这些问题的答案揭示出沃尔顿采用亲切传记的根本原因，即他本人的身份使然。当时的宗教传记均由神职人员撰写并通常由教会发起、赞助，^［8］而沃尔顿却只是一位普通教徒，他意识到自己卑微的身份不足以为高级神职人员立传。为了证明自己立传的权威，沃尔顿竭力强调自己作为传主亲密好友及其生平见证者的身份，以自己和传主的友谊来挖掘传主私人生活中的轶事。同时，沃尔顿的保皇派立场使他赞同英国王权和国教所倡导的愚民政策，主张普通大众不得对各派宗教教义的争议展开讨论，这也限制了他本人在传记中直接倡导宗教教义，而只能以“客观叙述”为主，采用更为隐蔽的手法来实现教化功用。

最后，亲切传记便于沃尔顿消除加工痕迹，这分别体现在叙事权威性、叙事者的自我伪装以及叙事视角这三个方面。就叙事权威性而言，如上文所述，宗教传记通常由神职人员所著，而沃尔顿作为不担任任何神职的普通教徒没有立传的资格。沃尔顿深知这一点，因此闭口不谈他所不了解的方面，而是致力于刻画出他所熟悉的轶事和人物品质。沃尔顿在《多恩传》前言中坦言自己的写作是在“真理之手”指引下完成的，是将自己作为一种工具来刻画传主的生平。沃尔顿力图充当地位卑微的信息传播中介，他诉诸于笔端的是传主本人和他获取信息的渠道——传主的朋友。他宣称自己的立传原则是不需要对事件进行评价，只需如实叙述，因此避免谈论宗教教义和事件的影响。他强调自己具备传者的权威性：与传主关系亲切，是传主生平的见证人，是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因此，沃氏传记首先强调传者资格的权威性，其次才是立传手法的艺术性，如选材和对模范人物形象的塑造。这反映出沃尔顿十分在意自己宗教人物传记的作者身份，并力图在“我亲眼所见”、“我亲耳所听”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权威。沃尔顿的立传权威确保了读者相信他的叙事可靠性。叙事者在传记中的自我伪装是亲切传记与其他慕史型宗教传记的重要区别。在亲切传记中，由于传者强调自己与传主的友谊，传者在叙事中就需要同时充当叙事者和传记中的人物；而与此相比，慕史型宗教传记则仿造历史写作，叙事者超然于叙事层面之外。为了塑造传主的理想形象，传记中作为人物出现的传者本人披上了伪装，打扮成类似于格列佛式的天真、无知的人，表现出单纯、率直、胸无城府等品质，这一点对于鲍斯威尔等后世传记作家影响极大。亲切传记的叙事视角与慕史类传记也具有极大的区别，即传记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叙事视角。叙事者在叙述与传主之间的亲切关系时采用了沃尔顿自己的叙事视角和理解能力，这时读者透过沃尔顿的眼睛所看到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是有限的，理解能力也是相对较低的；而在叙述传主其他生平事件时则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这样叙事者不仅能够知晓一切，而且能够对过去的所有事件清晰、正确地洞察。沃尔顿所采用的两种叙事视角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权力自限问题，因为作为叙述作品的创造者，沃尔顿对其中的全部信息拥有解释、选择、讲述的权力。他之所以刻意限制自己的权力，是因为他力图刻画出作为亲切好友的传者眼中的传主形象，而不像全知全能叙事中需要对传主进行全面的评价。这样就产生了两大好处：其一在于作为人物的沃尔顿成为传记中所叙述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他刻画的传主就是经过自己的观察加工之后的人物形象，可以选取自己希望读者看到的场景展开叙述，这就使沃尔顿不仅能够为自己的加工手法找出依据，而且使传主形象更为可信；另一好处就是极大地增强了传记的生动性。这种手法将读者拉入叙事世界，并使读者透过沃尔顿的眼睛身临其境地体验经过戏剧化渲染的事件，这便使读者的阅读过程如同观看纪录片一般，大大提高了作品的逼真感。

评　价

沃尔顿沿袭了圣徒传传统，在此基础上开创了亲切传记，从而其传记得以从浩如烟海的宗教传记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他在传记中精湛地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法，例如小说笔法、背景描写以及轶事，使文本具有特殊的魅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阿兰·普利查德（Allan Pritchard）在《17世纪英国传记文学史》（English Bio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005）中指出，沃尔顿的艺术手法深刻影响了现代主义时期的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1880-1932），二人的区别只是沃氏传记“为教会而辩”（Pritchard 12），而斯特拉奇是为了在传记中“建构丑陋、虚伪的形象”（Ibid. 89）。

沃尔顿在传记中所采用的艺术手法最终都服务于宣教这一目的，他的传记也确实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教化作用。例如，约翰生将沃尔顿的传记列为他爱读的书籍之列并一度打算为沃尔顿立传。英国传记大家鲍斯威尔也对沃尔顿的传记欣赏有加。在他看来，教化作用是沃氏传记的特殊魅力。读这种传记，人的灵魂能够得到洗礼，精神能够得到提扬，能够自发地实施笃信教义的行动，冥想自省、检查自我，去教堂做礼拜等等。鲍斯威尔举例称他阅读了沃尔顿的《胡克传》后，“沃尔顿简单、虔诚的精神注入了我的灵魂。我决心除了完成事务并解决其他各种苦恼的事情之外，我还要在心灵中履行宗教责任”（Boswell, 1960: 239）^［9］，因此他本打算星期天一上午都躲在被窝中休息，却在读完传记后针对继续享受安逸还是前往教堂做礼拜展开了思想斗争，最终“爬起身、吃完早饭、到了教堂却发现已经来迟了”（238）。在之后一次阅读沃氏传记时鲍斯威尔也收获了同样的教化效果，他称自己进入到最平和、最虔诚的状态。他在日后审视自己的心灵时发现：“年迈的沃尔顿使我受益匪浅；我白天经常对死亡和未来进行冥想。这使我每一刻都努力改善自我”（281）。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也看到了这种教化作用，他在商籁诗中称赞了沃氏传记对人心灵的巨大感染力：“传载诸君，国器明焕。清芬世守，盛德世冠。涕泪相读，珠泪渐渍。效而仿之，大德无忘。”（Wordsworth 164）他在这首诗中将沃尔顿传记的魅力归结为他的艺术手法，即沃尔顿“在书写这些好人的生平时，所用的鹅毛笔是用天使之翼掉落的羽毛制成的”（Ibid. 164）。在华兹华斯看来，这种高超的艺术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使得沃氏传记成为典范之作：“在美丽的苍穹中，没有任何色彩能像这些星星一样耀眼”（Ibid.）。正因为沃氏传记出色的教化作用，保守的英国国教在之后福音教派大觉醒运动和英国宪章运动的双重夹击下，依然以沃尔顿的传记作为舆论宣传工具进行政治斗争。